小时候，当我遇到痛苦或伤心的事，眼泪稀里哗啦不止时，大人总是说：“乖，不哭。”似乎不哭的孩子才是最优秀的。于是，我慢慢地学会了忍住悲伤，就算被人一顿“毒打”也是强忍着。
再到后来，生离死别、风流云散，不止一次两次的从我的眼前、身旁擦肩而过。那缀满痛苦与喜悦有着高蹈情怀的眼泪，虽然不能说有些麻木，但也应该有些迟缓了。任凭心潮澎湃或者心如刀绞，种种感觉在内心深处处理起来有了一种理性的从容与镇定，甚至可以说，有了某种雅致与坦然，什么事情都不能击垮我内心的那道防线，打动并打通我的泪腺这道关卡，我依然坚强地挺过来，没有留过一次眼泪。
那年高考，让我走进了只长楼房不长庄稼的城市。工作的日子，我要时刻留意脚下还需要注意头顶，不知什么时候，一根木头或一条钢筋直击我的躯体。我的头脑里舍满了质量、进度、安全，舍满了钢筋、梁板、设备布局和安装顺序，舍满了领导喋喋不休的催促和与乙方交涉的策略。我要时刻准备好会议上的发言，我要斟酌词句少说为佳，因为不知那句话就会撞着那路神仙，来这里工作的人哪个没有关系。但不说两句也不行，否则领导会认为我不管事，没发现问题。
社会不相信眼泪，工作不相信眼泪，只相信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以及对人性良善死不悔改的迷信。唉！凡尘俗世，红尘纷扰。人生再完美，也难免风风雨雨；生活再滋润，也难免酸甜苦辣；事业再顺畅，也难免磕磕绊绊。我一个凡夫俗子，再乐观，也难免快乐有时，悲痛无时。我的思绪、灵感、情怀被水泥混凝土凝固着，我整天绷着个脸，人变得越来越心烦意乱，变得越来越忧心如焚。
在时光默默地流逝当中，岁月的痕迹悄悄爬上了我的眼角，满头的青丝逐渐变成了白发，高血压、高尿酸、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接踵而至……心态的变化也是悄无声息的，不经意间回过头来才会忽然发现。
在我做父亲之前，我与母亲很少交流。每次探亲一回到家，我最常跟母亲说的一句话就是：“妈，身体好吧？”母亲性格内敛，常常沉默，我并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关心过她在想什么。那年冬天，母亲来广州帮我照顾女儿，在我这儿生活八个月后，母亲又要回故乡了。我送母亲到韶关火车站，仍只是缓缓吐出几个字：“妈，路上注意安全。”我告别的时候，母亲说：“你先下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回去。”我那久违的泪水竟在我的眼眶里打转，只能先转身往回走，一转头，我的眼泪就冲破了我构筑多年的防线，“吧嗒——吧嗒——”的掉下来了。走了几步，我回望，母亲依旧在那儿站着。她一动也不动，我突然有些逃离般地加快脚步往车下跑，不敢再回头，生怕稍慢一些，自己就要被这离别的悲伤吞噬掉。似乎走了好久好久，我忍不住再次回望她，只见母亲把头伸出窗外，还在看我，只是，她已经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黑点了。这个女人，曾经是我心中的天地，头顶的日月。而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她只是我的母亲，一个正在老去的女人。这一次，是我送母亲，但最后“远去”的依然是我，停留在“原地”的还是母亲。
母亲回到老家后的第三年，一个寒冷的晚上，她准备上床休息时，一不小心，摔倒在地，于是，那个有好吃的尽了我吃、有好穿的尽了我穿的母亲，终于倒下来了。当我得知母亲病倒的消息，便急匆匆地往老家赶。走进母亲的病房，一看到病床上面黄肌瘦的母亲，我哽咽着喊了一声：“妈妈！”便扑到母亲床前，跪下。母亲一听到我的声音，挣扎着坐起来，拿着我的手说：“崽啊，想不到娘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一语未完，母亲就哭了起来。这回，我的眼泪又掉落下来了，怎么也止不住。
那年春天，从小到大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我的女儿，独自远度重洋飞往遥远的澳大利亚，前往悉尼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在异国他乡求学，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宗教信仰的环境中，面对不同教育体制下学业上的压力是她始料不及的。让女儿面临无助、孤独、无奈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身处异国他乡的她，电话里一句：“爸啊，你的身体怎么样了！”我的眼泪又来了。
渐渐的，我感到我性格中没有一个中年人遇事时应有的淡定了。我越来越容易激动，越来越容易多愁伤感，有时甚至如临大敌，一看到那生离死别的场面，一听到那悲伤的声音，深埋在我心底的思绪便会在体内缠缠绕绕，耳边的哭诉顿时幻化成幽幽的悲歌，让无边无际的痛在我的体内蔓延开来，逐惭将我淹没，让我轻轻松松的放下坚强，举手投降，以泪洗面……用妻子的话说：“你那眼泪越来越不争气了，也不怎么值钱了！”我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一旦某些条件成熟或者具备，我的眼泪便偷偷打开那道似乎没有上锁的门，溜了出来……
从此，一个自以为顶天立地的硬汉，走到中年，变得比一颗柿子还要软，成了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成了一个容易泪流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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