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厨房的筷子笼里,珍藏着一只不锈钢制的餐叉,每当我取放餐具的时候,眼睛都会不由自主的看上它一眼。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到我的舅舅韩善钧大人。

舅舅是母亲的弟弟,打我记事起,就知道千里之外的上海有一位我的舅舅。当然,还有一位舅妈。

舅舅一词在北方常常只称舅,舅多的话在前面加上大或者二三之类,以作分别,而不是用叠音,舅妈北方称作妗子。而我们姐弟从小父母就要求用舅舅舅妈来称呼舅和妗子。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直到长大了我才渐渐地明白。

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幼儿园,我的童年是跟随劳作的父母身边度过的。直到九岁,我才上了一年级。

一年级的教室是在第一生产队边上的两间土坯平房里。没有高高的木头课桌,只是农村火炕上的两块五十见方的大土坯一拼,下面垫上几块小土坯,再用黄泥和着石灰抹平,便是两个人的课桌。板凳是自家带来的小木头板凳。脚下是颗粒很粗的大黄沙。我和张玉祥一桌,我俩的个子都小,坐在前排。他的哥哥是我们的老师,既教算术又教语文。虽说教室很破旧,可我用的学具却是崭新的:军绿色的书包,柔软塑料材质边上有吸铁石的文具盒,钻笔刀,带着香味的橡皮。母亲将书包为我挎上时,叮嘱我:要好好学习,要珍爱。爸爸在一边:这是你上海的舅舅舅妈寄来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要给你舅舅写信汇报的。在那个物质贫穷的年代,同学使用的书包大多是用白羊肚毛巾制作的。一条毛巾两边一缝,再缝上个背带就可以装书装本装文具。我的学习用具,除了书包和钻笔刀,相信全校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没有见过,更不用说用过了。正当这一切让我傲骄满满时,有一天我的钻笔刀和香橡皮突然不见了。我急的哇哇大哭,我不知回家要怎么向母亲交代。老师看我丢了东西,又哭的很伤心,在问过他的弟弟之后,便厉声质问我后边的丛姓同学。这位同学手粘,曾拿过别的同学的文具,还曾将全班同学的凳子摞起来然后一脚踹倒。他百般狡辩没有拿,老师不由分说,将他拎起,噗噗几下,用脚荡开他脚下的沙子,找到了我的钻笔刀和香橡皮。

我用过舅舅寄来的文具,也穿过舅妈给寄来的表哥表妹的衣服。

记得那是我三年级的时候,邮寄的包裹里是一件缎子面的绿地黄花的棉袄和一件蓝卡其布的棉制服。棉制服妈妈给我的二哥穿了,花棉袄妈妈给了我,虽然我是个男孩子,虽然当时连个外罩也没有,虽然别的孩子们见了笑话我,可这些与穿在身上暖和比起来实在是太不最重要了。1976年我上初一时,我曾穿过一双姐姐穿过的旧凉鞋。那是舅舅给姐姐买的一双乳白色泡沫凉鞋,姐姐穿坏了,实在不能穿了,爸爸把八号铁丝的一端用锤子钉成片状,在火里烤一会,然后用它在坏掉的部分一烙,一股蓝色烟气之后,空气中便弥漫着塑料焦糊的味道,于是我就有了属于我的第一双凉鞋。凉鞋穿上去脚非常的舒服,比较的凉快,大夏天我的脚再也不用捂的慌了,但是女式的样子,加上乳白色刺眼的颜色,常常使我恨不得把脚缩在裤管里,可是偏偏我的裤腿很短,常常遮不住脚脖子,就像是今天的九分裤。正当我为穿着一双女式凉鞋而害羞时,偏偏有一天,我们村被我唤作五叔的物理老师找到我,要我晚上陪他去邻村五峰山的学生家去家访。到了那学生家,昏黄的灯光下,五叔与家长交谈着,我坐在炕沿边,双腿紧骈在一起,尽力的缩着脚,多亏是晚上,人们看不到我脸上害羞的神色,但是我相信肯定有好多双眼睛曾经盯过我脚上的凉鞋。

舅舅舅妈寄来的包裹里不仅有我们姐弟穿的衣物,还有每月固定的五元钱和十斤全国通用的粮票。五元钱,在现在人们的眼里简直算不得什么,但在钱物匮乏的七十年代,它却是一笔巨款。二分钱一盒火柴,三分钱一斤的咸盐,我家所在的生产队一个成年劳力的工值才两三毛钱,舅舅舅妈寄来的这钱和粮票,真的是雪中的炭火,因为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妈妈就因病不能去生产队劳动了,虽然每年父亲能挣上六千工分,虽然哥哥姐姐早早辍学帮衬家里,但我的家里依然贫穷。

直到1978年,父亲右派被平反,我家才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才不再接受舅舅舅妈的救济。1979年的春节,母亲在姐姐的陪伴下终于回到阔别了已久的上海,探望久别的亲人。我清楚的记得,父亲特意托人买了渤海湾的大对虾,在简易房的房顶上晾干了,连同自家生产的花生米等带给了上海的舅舅舅妈。

我是在复读初二那年,也就是1980年春节去的上海,去我心之向往的舅舅舅妈家。爸爸说我早该去的,原来条件不允许,现在可以了。第一次出门,害怕得很。火车停在了上海站,我都没敢下车,因为舅舅在信中嘱咐我不要动,一直等到穿着暗红色喇叭裤的表哥兆田带着表弟有理在车厢里寻到我。接着便是不断的乘公交换公交,来到了我的舅舅家。

舅舅的家在闵行区殷行路工农新村21号1室。到了舅舅家我才知道舅舅舅舅妈也不宽裕:两居室的屋子,三张床,占据了屋子大部分的空间,而且有一张床是上下铺的,除了床,屋子连个写字台都没有,只有一个没有上漆的大衣厨。但是房间整洁干净,一尘不染。

在舅舅家过春节,舅妈给我炸春卷,弄蛋饺,油菜炒粘糕,煲高汤…几户人家合用的一间厨房里,每天都会端出我过去没有吃到过的美食。

冬天的上海又潮又冷。晚上表哥和表弟睡上下铺,表妹和舅妈去里间睡了,我和舅舅睡在一张铁管制成的双人床上。我本以为我们爷俩是头并头睡,结果不是。我的双脚被舅舅搂在怀里,起初我不肯,很难为情。一个十七八的大小子的脚,虽然洗过它也是有异味的,它毕竟是脚啊。可是舅舅一直坚持,没有松开:舅舅他是怕我冷啊!在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在眼框里转:我是他姐姐的孩子!这是我的亲舅舅!

其实母亲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的。大舅因为父亲是右派的原因,文革时期与我们断了联系,两个姨妈一个在上海,一个嫁到了山东,也是很多年没有音信。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亲情实在是算不得什么,好多人为了自保,选择了划清界限,这也难怪于人。

临行上海前父母嘱咐我一定要拜望一下三外公,我没敢忘怀。在舅舅的带领下我坐轮渡去浦东看望了我的三外公。老人家对我的到访非常欣喜,盯着我说着我听不懂的上海话,眼神里充满怜爱,我读的懂那怜爱源自我的母亲。舅舅为我翻译着,我认真的解读着三外公的言意。离开时三外公非要给我十元压岁钱,听兆田哥说当时上海给晚辈的压岁钱也就是两元钱。而三外公给的这十元,我记着父亲的叮嘱说什么也没有收下。我让舅舅告诉三外公我们家经济已经好多了,让老人家放心,然后代母亲给三外公鞠了一躬就离开了。

除了三外公,舅舅还带着我去志敏姨妈家拜年,她是我母亲的姐姐。午饭间,姨妈夹给我一片腊肉,我刚刚放到嘴里,便觉一股不适应的味道,立马吐在了饭桌上,舅舅见状,夹起腊肉放在自己的嘴里吃了,没有丝毫的嫌弃。饭后,姨妈要给我五元钱,同样的,我没有要。

在上海的每一天我都是在快乐中度过的。表哥带我观看了怡园,去了南京路,还有杨浦公园…一晃就到了离开上海的日子,因为我就要开学了。临行前舅舅让他会裁缝的妻弟为我制作了一身新衣,特意让兆田哥带着我买了一双皮鞋,最后舅舅又送我这只他亲手在车床上车制的不锈钢餐叉。

一晃四十余年过去了,这只不锈钢餐叉一如当年那般的锃亮,它陪我读过了三年师范,又陪我由海边渔村小学调到山区中学,陪我在乡下结婚得子,陪我进城搬进新楼。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我远在上海的舅舅舅妈;看到它,就会想起那年月的五元钱和十斤全国通用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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