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2024-10-31 网络 徐雁平 TAG标签: 抒情散文 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思想史

作者: 徐雁平

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为例

钱穆先生(1895~1990)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见的通儒,读书淹贯经史子集四部,著述宏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是其一生著述的集成,连“总目”在内共五十四册,约一千七百万字。《全集》所收多种单行本著作,近十余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又一次推出钱先生的八卷本《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至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见到钱先生著述中最精要的部分了。

有学者将钱穆先生的著述分为三大类,即专门著作、通俗著作和介于二者之间的“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作”,专门著作中有《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等(见韩复智《我所认识的钱宾四先生》)。要对这类著作做一公允的评说,因识见所限,无能为力;此处只选择稍微熟悉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以下简称《论丛八》)略作讨论。《论丛八》除自序外,收论文二十六篇。“自序”作于1979年,钱穆先生在序文中述及民国二十年秋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来研究清代学术之简况,前后近五十年,可见他对此一专题的长久关注。大致而言,钱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著述,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下简称《学术史》)、《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和《论丛》第八册最为重要。因第八册所收二十六篇论文此前不易见,更重要的是其中《〈清儒学案〉序》一篇牵涉诸多问题,故有必要对第八册作一述评;举一反三,由此亦可推想《论丛》的学术思想含量。

“学案体”及读书法

无论是《论丛八》,还是《学术史》和《国学概论》,钱穆先生在论某家之学时,常用《明儒学案》式的“学案体”或《颜氏学记》式的“学记体”方式来组织材料讨论问题。“学案体”和“学记体”虽略有差异,然皆重视采录学人的著述来显现其学术思想。钱先生在运用这种方式时,已有变通之举,那就是加强自己的判断和论述;不过,这种方式在不同的著作中表现的程度并不相同。在《国学概论》第九章中,摘录只是点到为止,在《学术史》中空间稍大,然亦受整体的学术史的结构的约制,亦不能全面展现;这种不足在《论丛八》中则得以弥补。譬如经过胡适、顾颉刚等大力表彰而“复活”的姚际恒(立方)在《学术史》中附于阎若璩毛奇龄之后,所占篇幅不过一页纸而已,而在《论丛八》中有两篇文章分别论及姚氏所著《礼记通论》和《诗经通论》;又如以编《朱子年谱》名世、作为宋明六百年理学殿军的王懋竑(白田),在《学术史》中附在李穆堂之后,而在《论丛》中则有二十一页纸的长文。此种篇幅上的差异,是因各书体制和作者读书范围变化造成;这种差异的存在,也表明我们在读《学术史》时,在了解钱穆先生的清代学术史研究时,不能忽略《论丛八》的价值。事实上,钱先生在写这批论文时,有扩充增补《学术史》之意。检读《论丛八》,发现钱先生在行文中至少有十五次提及《学术史》;扩充增补《学术史》之意亦多次予以明示,如关于吕留良的《吕晚村学述》,“此篇稽之《晚村文集》,撮记其生平,以附本编稼书一篇之后,并以补往年《学术史》旧著所未详。徐世昌《清儒学案》摭述张杨园、陆稼书两家著述有关晚村生平者数事,殆似未见晚村集也。余撰《学术史》时,亦已据《晚村文集》,惟今所述,与《学术史》详略互异,读者可参阅。”(第136页)《论丛八》中除十一篇与《学术史》所论人物直接对应外,另外十人也可补《学术史》之未备。

钱穆先生喜用“学案体”或“学记体”这种传统的著述体例,其实隐涵了一种读书治学方式。这种体例要求撰者从头到尾看某一学人的著述,并细加体会从而择其精要。韩复智尝记录钱先生九十三岁在素书楼授课时的言语,其中有一段涉及读书方法:

我没有什么长处,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有恒。我读书有恒。我每天必读书,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见前引文)

话语质朴无华,但其中却有大道理,那就是持之以恒地“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此即虚心体察的涵泳工夫。读书,先要平心静气体会著作者的为文意旨,若先存己见和怀疑,则读书不能入其内。严耕望回忆钱穆先生关于“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演说中有一段文字可与上文比照:

读一书,先要信任他,不要预存怀疑,若有问题,读久了,自然可发现,加以比较研究;若走来就存怀疑态度,便不能学。(《治史三书》第242页)

这两段文字,其神理与《朱子语类》以及朱子在其他著述中论读书法的文字近似,钱穆先生编《朱子新学案》,将此类文字集辑一处,如“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若于此处先有私主,便为所蔽,而不得其正。”就在其中。(《晦庵文集》卷四十八)朱子读书法所具有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价值,在中国是无人可比;钱先生是近世朱子学的最大功臣,承继并践行此法,其轨迹在《论丛八》中历历可见。《王船山孟子性善义阐释》一文,专就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一书,将其中关于阐释孟子道性善之义的文字撮列举要,在所选文字之后加上按语,此乃先倾听前贤如何说,然后以己见与前贤商量讨论,务求“透露其精神,发明其宗旨”(第362页),而在论文前后,又有放开眼界作比较之语,将船山所述与前后学人略作比较,以示此问题源流衍变。此专就王夫之而言,而针对学人的众多著述所作的“学述”,在《论丛八》中有陆桴亭、顾亭林、陆稼书、吕晚村、王白田、钱竹汀、罗罗山、朱九江、章太炎九篇。在论说王懋竑(白田)的学术思想时,钱穆先生将其置入晚明以来朱子学的流衍之中考量,白田的学术活动集中在乾隆一朝,所以他“治朱子学,所信重固在义理,而其探讨之方法与途径,则一如当时之学风,主要在考据与注释之两者。”(第190页)也就是说白田以时人考据经学之法来治理学,所得甚丰;白田治朱子书外,亦旁及于考史,然“白田考史论史,率多从朱子语触发引申,非能从史籍自有超卓潜深之研究,此乃考据学者一通病。乾嘉以下清儒治经,自标以为汉儒之经学,然于古经籍及大义乃及汉儒通经致用之精神,渺不相涉,既已漫失其纲宗,徒于散末处枝节分别,以考以辨,用力甚勤,而所得实觳。”依钱先生之意,白田治朱子学,虽所得甚丰,然“自有一限量”(第202页)。读书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钱穆先生这段文字正是出乎其外的断语。我们常为大家著述中高明的断语所折服,其实此类精简的语句背后有大量的证据、史实和推导过程作为基础,而这些又不是一本书所能提供的,而是在“一家一家、一本一本的从头到尾读”中得出的。

考据学地位的变化

以上引评说王白田的一段文字中,可看出钱穆先生对乾嘉考据之学的评价并不高。钱先生擅长考据,《先秦诸子系年》即其代表作,此书也确立了他在当时的学术界的地位;然观其一生著述,以考据见长的著作比重较小,他的理想似是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更看重的是通人之学,而不是专家。

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

〔梁〕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王国维先生讲历史考证,自清末迄今,无与伦比,虽然路径是第二流,但他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所以他的成绩不可磨灭。考证如此,也可跻于第一流了。(分别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2页、250页)

这两段文字足以表现钱穆先生治学的旨趣,考据之学只是治学的一种方法,倘若用力于此,亦须高远的眼光。在《论丛八》中有一文论说朱次琦(稚圭)之学,以为朱氏将学问分为经、史、掌故、性理、辞章,而独不及考据乃宏达之见,“乾嘉诸儒意欲以汉学摈宋学,遂言考据。考据乃治学中所有事,岂能自成为学?”(第316页)此文未标明写作发表年代,不知是钱先生早年文字还是晚年文字,但他对考据学的评量自三十年代以后是一贯的,以下将其三种清代学术史研究文献中重点讨论的学人依次列出,因为收录在《论丛八》中的《清儒学案序》有重要价值,亦别裁列出,以略见钱先生对清代学术史的选材、章节设计的变化。

《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证学”,成于1928年

黄梨洲、陈乾初、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王船山、颜习斋、李恕谷、万季野、顾亭林、阎若璩、胡渭、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氏父子、凌廷堪、焦循、阮元、章学诚、方植之、庄存与、刘逢禄、魏源、康有为、黄以周、俞樾、孙诒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按章目次序),成于1937年

黄梨洲(附陈乾初、潘用微、吕晚村)、王船山、顾亭林(附马骕)、颜习斋李恕谷、阎潜邱毛西河(附姚立方、冯山公、程绵庄、胡东樵、顾宛溪)、李穆堂(附万孺庐、王白田、朱止泉、全谢山、蔡元凤)、戴东原(江慎修、惠栋、程易田)、章实斋(袁简斋、汪容甫)、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附许周生、方植之)、龚定庵(附庄方耕、庄葆琛、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戴子高、沈子敦、潘四农)、曾涤生(附罗罗山)、陈兰甫(附朱鼎甫)、康长素(附朱子襄、廖季平、谭复生)

《清儒学案》所列六十四学案(学案二字略),成于1942年

孙夏峰、黄梨洲、张杨园、陆桴亭、顾亭林、王船山、胡承诺、谢文洊、李二曲、颜习斋、陈乾初、张尔岐、应撝谦、费密、汤斌、陆稼书、毛西河、李恕谷、唐甄、刘继庄、彭定求、邵廷采、劳史、张伯行、杨名时、朱泽沄、李穆堂、汪绂、陈弘谋、雷鋐、张秉直、韩念周、全谢山、戴东原、程瑶田、汪缙、彭绍升、章实斋、恽敬、凌廷堪、焦循、阮元、姚学塽、潘咨、唐鉴、潘德舆、黄式三、夏炘、方坰、吴廷栋、李棠阶、魏源、鲁一同、罗罗山、朱次琦、陈兰甫、曾涤生、郭嵩焘、刘蓉、刘融斋、黄以周、张之洞、刘光蕡、郑杲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册,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

朱舜水、陆桴亭、顾亭林、王船山、顾祖禹、陆稼书、吕晚村、阎若璩、姚际恒、王白田、戴东原、姜白岩、钱大昕、段玉裁、章学诚、崔东壁、魏源、罗罗山、朱次琦、康有为、章太炎

《国学概论》以“清代考证学”标目,只是示有清一代学术之所胜,故在该名目下容纳了不少理学人物,这一批人物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列人物近似,钱先生在论说考据学的兴起时,将其原因归结于文字狱,于当时流行之论点无多大分别。简言之,钱先生此时对清代学术史的看法似在梁启超的范围之内。而至《学术史》,情形有较大变异,最明显的是几位朴学的代表人物如段玉裁、王氏父子、俞樾、孙诒让已无一席之地,而朴学系列之外的学人数量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在人物变动之后,还有重要观念的转变或提出。在此书第四章中,钱穆先生对顾亭林的“经学即理学”说之来源予以梳理,以为此说非亭林首创,钱谦益已有相近论点在前,而在钱氏之前,归有光已有决破南宋以下理学藩篱之说,其“讲道”“讲经”之论为钱氏所袭,此亦即亭林经学理学之辨,故亭林之说,“终亦不能远异于其乡先生之诸论耳。近人既推亭林为汉学开山,以其力斥阳明良知之说,遂谓清初汉学之兴,全出明末王学反动,夫岂尽然?”(第154页)此论显然是针对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这表明钱先生的已有自己的论点;另外,他指出清初考古博雅之风,乃是激于当世之时文举业而起。总之,亭林用“以开后世之涂辙者,明人已导其先路。”(第156页)如此解说,重在强调明清学术发展的连续性。

“每转益进”说的确定

至《〈清儒学案〉序》,人物变动更大,就其中所列人物而言,它几乎是“有清三百年理学大纲”(第362页)。“有清三百年学术大流,论其精神,仍自沿续宋明理学一派”,这就从整体上消解了考据学的中心地位。

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则清代乾嘉经学考据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略)宋明以来相传八百年理学道统,其精光浩气,仍自不可掩,一时学人终亦不忍舍置而不道。故当乾嘉考据极盛之际,而理学旧公案之讨究亦复起。(略)明遗之所得在时势之激荡;乾嘉之所得,在经籍之沉浸。斯二者皆足以上补宋明之未逮,弥缝其缺失而增益其光耀者也。(第357~359页)

乾嘉学术之所得,不过为宋明理学拾遗补阙而已。“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途穷而必变”,理学之统系并未断绝,至乾嘉之际又得新生,以上即钱穆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每转益进”说。至此,关于宋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筋脉打通;而在重要细节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尚须清理,以求整体轮廓和充实轮廓的材料协调一致。这些问题围绕顾炎武、段玉裁和钱大昕展开。

在《论丛八》中收有发表于1973年的《顾亭林学述》一文,此文“专拈其于理学中尊朱斥王之一节”,以证亭林确尊朱子,而《日知录》“实为后人治朱学者开辟新疆宇,贯输新血脉”;(第74页)“亭林尊朱贬王,故其言义理,必折衷《孟子》于《论语》,使持心学者无所措其辞,而经学理学亦未见相歧,此实学术思想上一大关键。”(第71页)《读段懋堂〈经韵楼〉集》不明写作发表年代,此文以考证见长,“会合而观,则懋堂之学术途径与其思想向背,自始以来,显不以经学理学相对抗意。而其同门如王石臞,至好刘端临,亦皆绝不作此想,此可见当时之学风。”(第266页)

在朴学谱系中最难疏通的人物或许是钱大昕。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钱大昕在《国学概论》《学术史》《清儒学案序》中皆未明确标出其名字,这不会是无意的遗漏。嘉定“九钱”在清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同一般,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多有表彰文字,后来张舜徽先生撰《清儒学记》亦专列“钱大昕学记”。钱穆先生在《清儒学案序》“实斋学案”中有一段文字称其一门学之盛,照映当时,“然竹汀持论大体,颇亦鄙薄宋儒,不能出东原之范围。”(第373页)以此推之,钱穆先生编学案、写学术史似重在学人所持之论,即重思想而轻学术,此点与梁启超取径不同。然钱大昕终不可绕过,故《论丛八》中有长文《钱竹汀学述》(发表于1971年)解决其论学倾向问题,以为竹汀为学主于持论执中,实事求是,未尝以汉学自居,又因《十驾斋养新录·余录》中录朱子《与陈同甫书》一段文字,推想钱大昕晚年“对当时学术异同上之情怀”;晚年论学文字有似亭林者,而《十驾斋养新录》从博学多闻方面亦效仿《日知录》,诸如此类,其意在找出他与戴震的隔阂或不同,进而证示戴震乃孤军。然钱先生的这一梳理,感觉上并不是让人十分信服。不过这点不足,倒并不影响“每转益进”说的价值。丘为君曾撰文《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以为二十世纪关于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有三个最具影响的学说,即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先生的“每转益进说”和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余氏的学说,在某种意义之下,是在钱穆学说既有的基础上前进的,余氏从宋明儒学本身内部的义理结构与历史的发展,来找出宋明的理学走向明末清初的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就理论的本质而言,是与钱穆以‘继承——发展’为精神的‘转进说’相契合的。”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影响相当广泛,此说也确有其价值;不过从长时段来考察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钱穆先生的“每转益进说”及其弟子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更有高瞻远瞩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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