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一辈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黄齐望,历任南昌大学、江西农学院、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并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研究木霉颉抗作用水稻菌核病、油菜霜霉病、十字花科植物根肿病、蚕豆灰霉和烟草花病等课题,都取得了有效成果,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他是定海紫微天童村人。天童村的“黄”姓家族在明朝时从宁波四府而来,到了黄齐望这一辈已经是第18代。
  
  壹捐地办村校
  1904年黄齐望出生在定海紫微天童村的大户人家。家有很多的土地。这些土地出租给佃农是他们家生活的来源。他父亲则是一位私塾先生。在家里开设私塾,带了几个孩子教字读书。黄齐望由父亲开启了童年的认知学习。父亲对他循循诱导,又严格要求,养成了他刻苦好学的精神。父亲深知读书的重要,因此刘鸿生等创办的舟山中学一开办,父亲就把他送来上中学。
  黄齐望的小表弟、至今90多岁的王梓槐老师说起黄齐望等青年时办学义举,记忆犹新。
  那是1926年,黄齐望跟同村的黄齐清和墩头村的黄臻芳在舟山中学初中毕业后,一起去宁波的民强中学读高中。三个人都是热血青年,在当时新思想的影响下,三个人约定,放假回家就去办义学,因为他们想到,当时天童村有五百多人口,而相邻的墩头村则有千余人,如果孩子还是在私塾读书有点落伍,到县城去读,小孩子又实在不方便。因此很想在两个村的中间办一所小学,让家乡的孩子们可以就近入学。于是,假期一回到家里,他们就各自动员自己的父母出资出力来承担办学校的经费、劳务等等。黄齐望家里有很多的土地,他给父亲讲道理,说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父亲十分赞同,于是就决定把他家在梅花岭下居于两村之间的二十余亩土地,全部拿出来作为学校基地。另两位青年依此为例,言说父亲。黄臻芳的父亲决定捐出五千元大洋为建校经费,而黄齐清的父亲则全力负责学校的工程建设事务。三个年轻小伙的高尚义举,促发了三家合力,学校终于在1929上半年建造完成,取名为“新民小学”。现在发展成紫微中心小学。
  1929年,黄齐清从杭州自制专修学校毕业后因身体原因留在村里养身,并兼管他们创办的新民小学工作。而黄臻芳在1929年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毕业也回到家乡,也在新民小学服务。黄齐望回乡也来学校教书服务,就是暑假回来,也大都在校园。
  
  贰刘鸿生信得过的校长
  黄齐望1927年9月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大学毕业,学习成绩优良,留校为朱凤美教授做助手。1933年受聘于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技士。1935年,立志深造的黄齐望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九州大学农学部。在那里,黄齐望深得国际上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中田教授的赞赏,1936年由中田教授介绍加入日本植物病理学会,他在那时写的《烟草立枯病细菌在烟草基内移动速度》的研究论文,于1938年在《日本植物病理学会报》上发表。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激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8月,黄齐望与许多留日中国学生一道,愤然离日回国。他回到老家定海,受聘于县立定海简师。他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见解,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课堂气氛,很受学生欢迎。1939年6月日寇占领舟山,简师停办。
  这时正好他接到了上海南通学院之聘,前往出任讲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通学院有一部分师生迁至苏北抗日区,黄齐望随行来到苏北。不久担任苏北南通学院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可是由于日寇向抗日区大肆扫荡,难以安定教学,生活又艰苦,领导动员他们暂回家乡。1942年底他历尽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家乡定海紫微。随后去几十里外的小沙小学教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定海县开办县立定海中学。他被聘为教务主任。开始县长兼任校长,而学校之事都由他办理。直到顾礼宁出任校长,他才集中力量抓好教务工作。同时黄齐望和张全龄等老师发起成立定海舟中同学会,为舟山中学早日复校努力做益事。
  1946年底,得知黄齐望信息的福建农学院,特请他去任教授和教务长。不久,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院长周拾禄兼任教务长,刻意聘请一批知名教授到学校任教,黄齐望受聘为植物病理学教授。1947年中正大学发生学潮,肖渠校长在学潮中辞职。1947年8月,国民党当局派林一民为校长,他扬言要采取压制手段,又一次引发了学潮。当时周拾禄坚决站在学生一边和理学院院长熊正理一道极力反对林一民诬陷、压制学生的做法,受到了学生的拥护与爱戴。1948年7月,校长林一民以要周拾禄去庐山休养的名义,停聘了周拾禄。黄齐望对这种压制民主、挟私报复的行为很不满,他毅然辞去了教授的职务,又返回自己的家乡。开始被母校私立舟山中学聘任为老师,1949年周纫秋校长回上海工作,8月,黄齐望就被聘任为私立舟山中学校长。为母校的教育奉献自己的才智和精力。
  四五十年代舟中校友戴永定是这样回忆黄校长的:“黄校长教我们生物课。他德高望重,生活俭朴,作风正派,和蔼可亲。每周一早操前他都要讲话,说话慢条斯理,声音有点沙哑。记得有一次讲话,他劝学生不要做坏事;做了坏事就会坐立不安,心神不宁,好像被别人‘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做了坏事别人不可能不知道,一定要悔过自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他在舟山中学还结合生物课教学,开拓菜地,进行蔬菜培育试验。那时候定海的卷心菜很稀少,宝贵。他就培育出了一种卷心菜,菜株比外面的略小,适合在舟山生长,容易栽培收获,后来就在舟山传开来。现在舟山普遍栽种的就是那种卷心菜。
  黄齐望当校长后,看到舟山中学的校舍需要修理,正好定海商会会长去上海,就请他去跟刘鸿生请求,但是这个会长比较看重钱,名望不是很好。刘鸿生就对他说,学校是我办的,可是我现在老了没钱了。这个会长回来,黄齐望问刘鸿生的回话,想了一夜,就给刘鸿生写了一信,说明学校情况,需要修理。刘鸿生马上给他回信说,只管去钱庄贷钱用。因为刘鸿生知道黄齐望值得信任。那个商会会长之后帮黄齐望去钱庄贷钱,钱庄不贷。黄齐望就自己前往,钱庄马上贷给了他。因为他的声誉好,钱庄相信他。
  1949年5月南昌解放,8月原国立中正大学更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南昌大学就频频来信,教师学生也都签上名寄函来请他回南昌任教,他无法推却。1950年下半年,他把学校工作交给了接任的张全龄校长,就前往江西,从此就一直投入到植物病理等科学研究事业上,取得了重大的业绩。
  
  叁拒绝日军高价聘请
  虽然他留过学,见过世面,是个名教授。可是他没有一点架子。待人平等,说话诚恳。那天我们在黄齐望老家天童村村道上遇到一个年近九十的黄大爷,握着手杖在行走。按辈分,是黄齐望的上辈。问起黄齐望,他竟然记得很清楚,他告诉说,那时他家租种黄齐望家的土地。那天他担了谷子去缴租,黄齐望正在堂屋写字,一见到他进来,就亲切地叫着阿叔,奔过来要帮他挑谷担,他要推辞,黄齐望人高力大,接过他的担子就挑到谷仓,也不验查就倒进仓中。又请他坐下休息一会,还给他倒茶。他待人热情,办事公道,人品好,村里有什么事都回来找他评理或是办理,他总是尽力而为。
  1942年底,黄齐望回到天童,日军得知了黄齐望去日本留过学,就出高价几次三番来请他去当翻译,黄齐望巧妙又坚决地回绝了请用。日军又来请,他就躲到家门外自家做的一个防空洞里,不跟日军相见。他自知无能抗日,只有保持坚决不跟日军有来往的态度。后来他走很多山路去小沙小学当算术教师。日军得知后又去小沙找他,他就逃到小沙庙里去躲避。有人跟他说,你当翻译,那该有多少收入啊,还跑到小沙去当什么小学教师,累不累?他就说,这可是汉奸的活,怎么可以昧着良心去干。日军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
  1945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海军接管舟山后,当时有几个海军不安分,有的在街上调戏妇女。有一天,村里的庙宇里演村戏,几个海军跟一些地方上的不三不四的人一起,看到台上演出的女子娇艳漂亮,竟然到台上去调戏演员。几个村民见状,愤然而起,阻止那些人这样做,最后,在村民们的支持下,那些人灰溜溜地走出庙去。
  第二天,来了一队士兵,抓走了四五个跟他们抗衡的青壮年。村民一时慌张,担心这几个青壮年的安危,又不知怎么办。家长就去请黄齐望。黄齐望沉思了一会,就到海军司令部去交涉。海军司令倒是很尊重他,但说起这事,司令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黄齐望一听有点紧张,怕这些人有生命危险,回来后立即叫村里人先去查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再设法营救。
  村里就派了村民分几路去查找。查找了一天,到了傍晚,去县城查找的人,在定海昌国路司令部后面的小房间门口看到出来一个方便的人,一看正是被抓的一个村民。他们立即去告诉黄齐望。于是,黄齐望又走进了海军司令部。这次他胸有成竹,巧妙陈说。说这是某些军士违反军纪,有损军人形象,应该惩治,并指出关押村民的地点。海军司令听黄齐望说得很有道理,且证据确凿,怕这事情引起民变,就马上打电话,命令手下马上把抓来的几个村民释放了,跟黄齐望一道回村去。
  
  肆新派家父
  黄齐望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子都爱读书,所以先后离开了家乡去外地读书生活。大儿子大鹏从小喜欢山村,不大喜爱读书,所以就一直在故乡。黄齐望的妻子说,家里有这些土地在,让他生活也够了。黄齐望也没有强求大儿子去读书。1949年黄齐望从江西回乡,就为大儿子大鹏办了婚事。大儿媳是小沙张氏,她的父亲也是小沙小学的老师,为人正直,跟黄齐望同事过。所以黄齐望就选中他的女儿为儿媳。至今这个大儿媳已经83岁,依然身板硬朗、气质不俗。提起公公黄齐望,她说,公公不像老的长辈那样摆架子,讲究老礼节。他是新派作风,在家里很平等民主。在家里他不要儿媳倒茶盛饭,他自己都做在前。
  儿媳说,婆婆是旧社会的小脚女人,也没读过书。但他不遗弃她。按照当时的情况,像这样的大户人家,都有小老婆,可是公公却不娶小房。他对婆婆(即黄的妻子)说:只要你在,我是不会再娶的,一直要相伴到老。我说的话,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只要你在我讲话时应答几声就可以了。婆婆洗好脚,他就马上起身把洗脚水倒掉。还幽默地说她是小脚女人。
  儿媳说,他家代代都有勤俭持家的传统。平常家里吃的都是家常便饭,一碗鱼总是不轻易动筷,总是搬进搬出了好几天才吃掉。黄齐望的父亲好抽烟,可不轻易用火柴点烟,而是用火钳夹起火缸里未尽的炭火来点烟。1943年时,黄齐望去小沙小学教书,都是清早步行而去。一双好的鞋子用报纸包好,夹在腋下,脚上穿的是老旧的鞋子,到了学校,再换上好的鞋子,仪表大方地去上课。1950年底,黄齐望去南昌大学任教授时,嘱咐大儿子:你要肯苦去劳作,不要因为家里有点地有点钱,就小店坐坐,懒得去做。后来又多次写信,叫大儿子卖掉些土地,自己多劳动。只是大儿子对土地爱好,不肯卖掉。后来土改时被评为地主,还被抓去关了监狱,当时才二十几岁。直到1980年才摘去地主帽子,而一年后才54岁就去世了。黄齐望在南昌工作,每月都要寄10元钱给家里,作为妻子和儿媳的生活补助之用。
  大儿媳进门也才一年多,就成了地主婆。大儿媳性格上比较开朗,想得开,特别是公公经常开导她,所以忍辱负重,胸怀开阔。大儿媳说,在她结婚以后,公公除了平时书信叮嘱外,还专门给他们寄来他亲笔写的条幅,就是叫他怎么做人的,有点文言性,她看不懂。后来请她父亲解说,才懂得,并牢记在心。大意就是不管家里还是社会上要和谐相处,胸襟宽大。有些事,就当是聋子没听到,瞎子没看见,哑巴不言语,不去计较等等。那时就一直贴在堂屋里。文革时都被抄家毁掉了。
  黄齐望在文革时作为学术权威被批斗,遭抄家,关过49个月的牛棚,他平淡处之。他原有教授工资每月280余元,这时每月只发28元。平反后,他积极投入植物病理研究。他曾幽默地说:“玫瑰是有刺的(生前喜欢玫瑰和兰花),但园丁从不厌恶它。只是格外细心地培育它。不慎被刺,也只是责怪自己的粗心。”平反后,补还他应发的工资,他就把那些补还的工资都捐献给了相关部门。跟家里人说:“就如没补来,一样过去了。”逝世前,他留下遗嘱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图书和资料都献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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