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银锁
  
  一、一把沉重的银锁
  母亲走了。
  送走母亲后,按乡下的风俗,姐姐们开始处理母亲的遗物,母亲生前用过的物件或丢或弃、或送给年高的长辈们,母亲生活的痕迹渐渐被淡化。
  我怅然若失地看着大家打扫房屋,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回到合肥的住所,我翻开柜子,找出了自己珍藏的一把银锁,这把银锁是二十多年前三姐交给我的,当时让我找个人打两副新银手镯,一副给我家孩子,一副给他家孩子。我见银锁的链和锁都比商场里卖的结实、沉重,而且色泽灰暗,像有些年头的物件,就没有立即砸毁它,而是将它保存了下来。后来我向父母问起银锁的由来。母亲回忆,当年大姐出生后首次去外婆家,外公拿了家里几块袁大头找人打了这把银锁,送给大姐,作为见面礼。
  当我听说这把银锁是来自外婆家,忽然意识到,这把银锁可能是外公家那个庞大的家族资产中唯一仅存的东西,保留这把银锁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
  我没见过外公外婆,但从懂事时就听母亲常常说起她家的故事。母亲常说,她家有酿酒的槽坊、商店,还有许多工人;母亲常说,他外婆家在丰乐镇,姓王;母亲常说,她有一个姨父,是个做官的,待人很好,没架子,但最后夫妻俩都被判了死刑……,母亲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我十多岁时随父亲第一次去舅舅家那个叫双枣树的村子,看到舅舅一家五口人住在三间低矮的茅草屋中,此时外公外婆已去世多年。母亲给我讲述的那个庞大而富裕的家族荡然无存,眼前的这个叫双枣树的村子,连一棵枣树的影子也没有,我甚至怀疑母亲在我童年时说的那些故事都是虚构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了解一些事实,证实了那个“大家族”的故事不是故事,只是很少找到那个庞大而富裕的家族痕迹,这把银锁可能是一个难得的证据。
  抚摸这把沉重而暗淡的银锁,想起父亲母亲的生平,想起母亲常跟我们提起、我出生时早已逝去的外公外婆和那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族,想起已经离世多年的父亲,想起晚年念念叨叨的母亲,我的眼泪溢满眼眶……。
  二、侯家七姐病了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从父亲去世开始,就坚持一个人生活,父亲是76岁去世,至今已十几年了,大多数时间,母亲都是一个人生活在乡下,用她的话说,在“谁”家都没自己家舒服。在母亲的心中,只有老家的房子是她的家。曾经倔犟的侯家七姐,虽嫁到苦难的圩区,历经五十多年风风雨雨,仍然没有改变她倔犟的性格。
  晚年的母亲,不仅生活能够自理,有点时间就去种菜、锄草、除荒,她将收获的瓜果蔬菜,大包小包地塞进回家看望她的儿孙车内。
  2021年冬季,母亲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后,听说老家的房子住了租客,一向喜欢热闹的母亲便闹着要回到老家,说是有人在我家住,热闹,也有人照料她了。母亲的脾气我知道,我无法说服母亲,在电话中与家人说好后,将母亲送回家交给姐姐们,便去忙生意了。
  几天后,我正在送货,三姐发来一个视频,说母亲跌倒了,神志不清。当时我车子上装着一车货,天上正下着大雨,原本计划等雨停了将这一车货送给客户,听说母亲跌倒了,我一边卸下刚装上车的货,一边询问病情。母亲晚年患有骨质疏松症,这几年常因跌倒发生骨折,每次骨折都是我联系医院注射骨水泥。但这次,我感觉不像是发生了骨折,因为前几次母亲的神志是清醒的,甚至会打电话给我,述说跌倒的前因后果,而这次却在胡言乱语,我隐隐觉得,母亲的脑部出了问题。我让三姐她们不要等我回去,立即打120急救电话。电话打过后,120很快来了,急救医生初步判断是突发脑血管意外,在电话征求了我的意见后,120将母亲送到了省立医院南区急救中心,我随后也赶到了急救中心。
  这个时候的母亲还能说话,问她也能应答,但答非所问,思维混乱,口中说个不停,问她哪里跌倒了,痛不痛?母亲将手指向胸口,我怀疑是胸椎发生了骨折,然而,检查结果令我们后背发凉。
  急救中心为母亲做了头部CT,CT结果显示,母亲脑部有陈旧性脑梗及新发脑梗。脑梗的最佳救治时间是六个小时内,这次新发的脑梗由于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母亲的大脑已大面积梗死。医生向我们下达了病危通知,并暗示我们,老人年龄这么大,治疗的难度比较大,你们现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放弃治疗回家准备后事,二是转入神经内科治疗脑梗,最乐观的结果是瘫痪在床。我们经过商量,还是将母亲转到了神经内科治疗脑梗。
  就在两个多月前,我们刚为母亲办了一个热闹的生日宴,那天,在我的提议下,我们请来了舅舅、姨娘、舅妈等母亲娘家的亲人,虽然母亲娘家有亲戚喊母亲七姐,但在侯家的兄弟姐妹中,母亲的年龄是最大的。这几年,我们轮流为母亲办生日宴,前来祝寿的都是母亲自己的晚辈。母亲的兄弟姐妹多,难得聚在一起,高龄的母亲已很久没回自己的娘家,常念叨娘家人,我想借这个机会了却母亲的心愿。那天,我带了相机,为母亲和舅舅们拍了几张照片,谁料,这竟是母亲跟娘家人的最后一次相聚。
  那天的生日宴是在肥西丰乐镇的一家饭店里。丰乐镇是外婆的娘家所在地,外婆姓王,王家解放前较为殷实,在母亲的印象中,王家曾带给母亲许多美好的时光。解放后,王家受政治波及,母亲那些熟悉的亲戚流离失所,被迫离开了丰乐镇,四处谋生,一段时间内,母亲甚至与他们失去联系,只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才渐渐有了些消息。
  丰乐镇也是母亲记忆中的伤心地之一,年迈的母亲腿脚不便,已经很久没到丰乐镇来了,没想到她在这里度过一个生日后……,一切几乎是冥冥之中命中注定的!
  母亲转入神经内科住院后,由于疫情防控,只有三姐一人得到允许进去陪护,其余人无法陪护和探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徘徊在医院的大厅内,通过电话了解病情。几天后,三姐打电话给我说母亲肋骨发生骨折,神经内科的医生迟迟没有联系相关科室来处理。
  骨折对于患有严重骨质疏松症的母亲,是要命的伤害,何况这时候她已经神志不清。得知病情,我心急如焚,却又进不了病房。情急之下,我打电话给曾为母亲治疗三次骨折的朱医生。朱医生是省中医院的骨科医生,2014年,母亲腰椎发生骨折,在当地一家很有名气的骨科医院拍片检查后,医生说,年龄大了,治不好了,开点药回去,能吃让她吃好点。晚上母亲睡在床上不能动,痛得彻夜呻吟。母亲痛苦的呻吟声令我彻夜难眼,虽然不是医生,我总感到医生诊断有误,于是拿着X片一家一家医院寻医问药。在省中医院碰到朱医生,朱医生年轻儒雅,技术老成,看了我母亲的X片后,初步判断发生了腰椎骨折,他诚恳耐心地向我介绍一种新型骨科手术,简称PKP手术,即注射骨水泥,其原理是在骨折部位注射一种人工胶体,用于撑开骨折两端。这种人工胶体注入人体后能很快凝固,将骨折部位固定,减轻患者痛苦,让病人快速康复,病人在注射骨水泥后第二天就能下地活动。当时这个技术从国外引进时间不长,费用比较高,一次治疗费用合计近3万元。想到母亲因被骨折引起的疼痛折磨得生不如死,我决定试一试。于是与兄弟姐妹们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将母亲送到朱医生那里。朱医生很快安排母亲做了手术,手术效果立竿见影,几天后母亲康复出院。此后的几年里,母亲又发生了两次骨折,都是找朱医生做的PKP手术,每次都很成功。三次骨科微创手术,使母亲晚年避免了瘫痪的风险,能像常人一样生活。当时这种手术未普及,母亲回到老家,和邻居们说起这件事,有人说一针打了三万多,肯定被医生骗了,有人说,骨头断了用胶焊上肯定不牢固,以后还会断。母亲心痛钱,于是便抱怨我,给我说了各种传言和误解,令我哭笑不得,也闹出了许多误解和笑话。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了骨折,年迈的母亲真的相信胶焊在骨头上不牢固,实际上,是不同的部位发生了骨折;母亲第三次发生骨折,她自己说坚决不去打胶,让哥哥姐姐们带他去安医找医生看,结果挂错了科,开错了药,最终还是找朱医生做了手术。虽然有一些误解,甚至闹了些笑话,但我坚信朱医生的医术和医德。母亲也终于相信了朱医生的技术。
  情急之下再次向朱医生求助,但这次母亲不在省中医院,朱医生帮不上忙,告诉我当务之急还是先治脑梗,骨折只能联系本院的外科医生处理了。
  于是我在医院外通过电话向医院领导求助,后相关科室会诊后用腰带对母亲骨折部位进行了简单的固定。一周后,借着母亲去做CT检查的机会,我见到了母亲。此时的母亲虽目光呆滞,却还能认识我,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这个医院不中,送我去中医院。母亲前几次注射骨水泥都是在中医院做的,她哪里知道,这次不仅是发生了骨折,还发生了严重的脑梗。
  望着躺在病床上目光呆滞无神的母亲,想起不久前生日宴上容光焕发、满脸喜悦的母亲,我的泪水情不自禁滑落下来。
  半个月后,母亲的脑梗治疗结束,需要转到骨科治疗肋骨骨折,然而,转院到中医院骨科后,由于医护人员和我们家属失误,过早将经鼻喂食改为经口喂食,导致食物呛入肺部,加重了肺部感染,只得仓促转入ICU治疗。疫情期间,ICU病房杜绝所有家属陪护及探视,生命垂危中的母亲,独自在ICU病房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挣脱过来。作为子女,病房外的我们也在焦急与煎熬中度过。一段时间,我们兄弟姐妹甚至为是否放弃治疗发生了争执。
  母亲的五个子女,最大的已年近七旬,而我刚过五十,由于我们兄弟姐妹年龄差距较大,生活的时代不同,对现代医学和生命的认识不同,年龄大的主张放弃治疗,年龄小的却不忍心看着母亲离去。
  母亲住进ICU后,我每天都与主治医生沟通。按照医生的治疗计划,母亲在生命指征稳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可以实现坐在轮椅上生活,生活虽不能自理,但有人照料,不会影响生命。
  我憧憬着母亲可以重新坐在轮椅上,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个曾经繁华的家族故事。
  然而,乡下世俗的观念,常对生病的高龄老人区分对待。2020年疫情刚开始,妻娘家老奶,因体检发现痔疮,回家二话不说,抱起农药瓶喝药自杀,老人也才七十多岁,死前一直在种地;在我母亲去逝后的第三年,我们村小学老师的母亲得知自己生了大病,冰天雪地的半夜里,穿着内衣跳进河中,第二天人们发现她漂在水中……。这种事在乡下并不稀奇,乡下老人们几乎早就看淡了生死。
  我家亲友多在农村,我憧憬母亲坐轮椅的愿望遭到了亲友们强烈的反对,当听说母亲住进ICU病房,叔叔们反对,婶婶们反对,姨娘和舅舅们也不支持继续治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在治与不治之中,虽然我感受到了来自各方令我窒息的压力,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我感到无助和痛心时,晚辈们一直积极支持给奶奶治疗。每当听说医院通知奶奶需要补充白蛋白,几百元一支的白蛋白,他(她)们都争先恐后地买来许多。远在深圳的儿子要求我不要受别人干扰,不要轻言放弃!
  一次母亲进CT室检查,医技人员让我穿上防辐射服,我刚拿起衣服往身上穿,站在身旁的三姐对医技人员说:他身体差,不能穿,随后一把夺过来穿在自己身上,留在CT室陪护。其实,母亲住院期间做了几次CT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并不介意CT的辐射,特别是在母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的生命又何足惜?
  五十年前,母亲给了我们生命,五十年后,我们怎么忍心放弃母亲的生命?
  人间自有真情在。
  
  三、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出生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外公贩卖茶叶起家,在解放前曾经富甲一方,家中除了有大量的农田,还有酿酒、糖、醋的槽坊和商店。母亲是外公的长女,生下来就倍受宠爱,不仅没有下过地干过农活,外公还专门建造一所大院子,将母亲和她的九个堂姐妹都关在大院子里,请来私塾先生教她们读书认字。在那个大院子里,按年龄排行母亲排到第七,这也是母亲娘家许多人喊母亲七姐、七姥、七姑奶的原因。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外公与人民政府达成协议,交出了土地、糟坊、商店,也解散了十个姑娘,将她生活的大院子交给了政府,成为一个普通百姓。但时间不长,又被划为地主成分。此时,在丰乐镇上的外婆娘家王家也被划为地主成分,王家的另一个女婿,也姓王,人称王二爷,与外公既是连襟也是生意上最好的盟友,因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副师长,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夫妻俩人都判处了死刑。王家众多子女为躲避政治斗争,纷纷逃离家乡,四处谋生。母亲原与王家表兄订有婚约,因相互无法联系,不了了之。
  外公在经商时,曾与圩区的胡家有往来,胡家则是我奶奶娘家。我母亲喜欢看戏,戏班到哪里,她就追到哪里,一次追到圩区来看戏,胡家有人看我母亲年近二十还未出嫁,便张罗为我母亲找个婆家。我父亲年轻时身体健壮、浓眉大眼、五官端正,原本早与本村一姑娘订了亲,但还未到结婚的年龄,姑娘生病走了。胡家见我母亲年龄不小了,就将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外公看我家虽穷,但成分好,对我父亲也非常满意,就同意了这个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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