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来临之前的大扫除,有驱除晦气、迎接新禧的意思。所以,在大扫除中,不仅要仔细地打扫房屋、庭院及犄角旮旯的卫生,对家具用具上的污渍、锈迹也要清理的光亮如新。
  当我把墙角处那条两头带着挂钩的榆木扁担拿出来擦拭的时候,从城里回家过年的小孙女,忽闪着大眼睛说:“爷爷,您拿的这是什么呀?”
  我说:“这是扁担。”
  “扁担是做什么用的呀?”
  “扁担的用处可多了,挑水、打柴、担筐卖菜……都要用到扁担。”
  “什么是挑水,什么是打柴,什么是担筐卖菜呀?”她连珠炮似地追问。
  我被问的无从回复,便搪塞道:“说清楚扁担的作用,需要好长时间。等你长大后,自然就会明白了。”
  唉!小孩子不认识扁担,连什么是挑水、打柴、担筐卖菜都不知道,我觉得很是惊讶。不过,这也难怪,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些过了时的老物件早被新的物件、或新的劳作方式所取代。扁担,作为原始的劳动工具,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另外,日常生活中,各家都用自来水,都烧煤气灶,即使去集市上出售蔬菜一类的农副产品,也都用电动三轮车或农用机动车作为运输工具。小孩子怎么可以知道扁担及扁担的用途呢?恐怕长大了也不一定能够知道。现在之所以保存着扁担不肯丢弃,也只是给家人留一个不应忘记的念想而已。
  提起扁担,我想起了我的父亲。他小时候,就是一个聪明而又勤奋的人。在私塾学堂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优异。只因家庭劳动负担沉重,仅上了六年小学便被迫辍学。对此,他深感懊恼不已。因而,在对我的学习教育上,就非常地关心。孔子读《易经》而至韦编三绝的故事,朱买臣挑着扁担上山打柴,不忘读书的故事,及李密放牛期间辛勤读书的故事,都是在我进入学堂之前,父亲对我反复讲述的。并且在讲故事的同时,还手把手地教我写字,手把手地教我打算盘,这为我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纠正我口吃的毛病,他教我背诵如“长扁担,短扁担,长扁担比短扁担长半扁担;短扁担比长扁担短半扁担”及“红菱裤子七道缝,缝完横缝缝竖缝”的诸多绕口令。慢慢地,我说话的口气就变得清晰流利了。父亲诲人不倦、耐心细致的教育方式难能可贵,是我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上,很难做到的。
  此外,扁担还是父亲大半辈子随身相伴的劳动工具。在独轮车或平板车尚未普及的年代,扒大河、修水库,要用扁担挑土;抗旱保苗,要用扁担挑水浇地;田地施肥,要挑着担子往地里送粪;生产队分了粮食柴草,也要用扁担一趟一趟地往家里挑。至于生活用水,则几乎每天都要挑着二罐子(泥土烧制的陶器)或木桶去公用的土井里面取……
  庄稼人肩膀上的衣服为什么总是打着补丁,那是扁担磨的;庄稼人的腰为什么总是弯的,那是扁担压的。天灾人祸的年代里,即便如此拼命地劳作,依然会缺衣少食,甚至在难以支撑的情况下,被逼着走上了外出逃荒的路。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是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带着家人去离家二十多华里的火车站,进而乘火车前往黑龙江省安达市的。好在安达市的乡下人少地多,虽面对肩挑背驮的劳作方式及寒冷的气候条件,辛苦程度难以想象,但一家人脱离饥饿困扰的局面,是老家人不可与之相比的。伴随着老家生活光景的一天天好转,四年后,父亲又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带着一家人重新回到了老家。
  为赚钱补贴家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家也和邻居一样,开办了一个做山芋粉丝的家庭小作坊。当时,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中,绝大部分都是山芋,这就为小作坊的开办提供了条件。做粉丝要经过如下程序:首先把新鲜的山芋用清水洗净,把洗净的山芋切削成片后,用刀剁碎,放在石磨上磨成糊状,再将山芋糊兑水,用纱布将淀粉与山芋渣分离。经过一天时间的沉淀,淀粉集结成块。待掰碎晒干后,便可以通过加入水和明矾等勾兑成芡粉,再将芡粉放入漏勺中拍打、晃动,漏入沸水中煮熟,捞出晾干后便成粉丝。
  做粉丝的每一道环节都离不开水,而大部分水的取得,都是父亲用扁担去离家近二百米远的土井里挑来的。挑着上百斤重的两桶水,走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特别是遇到路面泥泞、湿滑的时候,极易发生崴脚或摔跤的可能。一个季节下来,一般的人家都要做两三百斤的干粉丝,且都是在不影响集体出工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家亦是如此。起早贪黑地忙活,是那个时节的常态。
  用卖粉条子的钱,可以买更多的山芋干。不然的话,仅将从生产队分得的山芋加工成山芋干,青黄不接时,很可能就要断顿。卖粉条子,不仅仅是为了购买山芋干,剩余的钱,还可以补贴家用。
  自留地里出产的辣椒、大蒜、小青菜、中药材等,也是父亲挑着担子,赶集上店或走街串巷卖掉的。或许是骨子里的基因使然,祖孙上下三代都没有会做小生意的人。堂哥两人将新做好的豆腐放在木架子上,用扁担抬到前面的村子里卖,因不好意思开口叫卖,转了一圈,又原本不动地抬了回来。父亲是识文解字的人,“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他说,不要结交商贾之人,因为这样的人只看见眼前的利益而没有远见。还说,与肩挑者贸易,勿占便宜。显而易见,父亲是不看好做生意这一行当的。至于挑着担子,卖粉丝、卖辣椒等,那是生活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每每挑着担子从集市上返回家里,他都为在集市上遭遇的冷漠、歧视,及存心贪占小便宜的购买者,而郁闷的唉声叹气。
  有一次,父亲挑着母亲编织的几双草鞋和一只老母鸡去集市上出售。工商所的人打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旗号,说父亲到街上卖东西,是搞资本主义的行为。父亲与之争辩非但没有结果,而且还被蛮横地没收了那只老母鸡。
  还有一次,在集市上准备收摊的时候,父亲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他怎么找也找不到。十几元钱,这可相当于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开销啊!原本不喜欢喝酒的父亲,回到家里却喝了三两酒。他痛恨社会的混乱,痛恨坏人的肆意横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老家实行了土地大包干的经营模式,加上我通过高考而有了正式的工作,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家里不但添置了独轮车、平板车,自行车,而且在院落里还打了一口手压井。利用了这些新物件,扁担,自然就成为了闲置物。
  为了让父亲学会骑行自行车,我和弟弟把父亲抚上车坐,一个人在前面握紧车把,一个人在后面扶住衣架。尽管如此,车子在平坦的打麦场上,只行走了一二十米,父亲便从车上滑落下来。原因是,父亲既有腰部的骨质增生,还有腿部的关节炎,骑在车上失去了四肢的协调能力。于是,骑自行车成了父亲的奢望,而不会骑自行车,又成了他的遗憾。
  那是一个深秋的时节,突然有一天,父亲挑着担子,来到了我工作单位的家。担子里有萝卜青菜,有西红柿,有辣椒,有南瓜,还有一捆雪白的棉花。
  望着父亲,我激动地说:“十几华里的路程,为什么要挑着担子来看望我?”
  父亲说:“沂河里有腿肚子般深浅的水,也有高低不平的沙丘,挑担子比推车子灵便,再说,我也不会骑自行车,便只能挑着担子过来了。另外,你和小孩子那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我和你娘都想得慌!”
  听着父亲的话,我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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