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是小年。每到这时节,父母就忙碌起来。房屋虽然老旧,家具虽然陈旧,可父母依然照例大扫除。挑个暖和无风的日子,把家具、家什都搬到天井里,拿笤帚清扫,拿抹布擦拭,拿碱水洗刷。一切都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柜、碗橱、八仙桌,一双筷子、一把锅铲,一个青花瓷碗。屋顶和墙面,也要拿扫帚划拉一遍,除去那上面的积尘和蛛网。
  打扫完,屋子里便尘土飞扬,轻细的尘埃久久不肯落下来。父亲就抱些柴草,在屋子当中点起火来。红黄的火苗呼呼燃烧,屋里的气温渐渐升高。热热的空气,从门口和窗口升腾出去,顺便带走了那些飘舞的尘埃。而父亲和母亲却已是满身灰尘,沉淀于衣褶和脸上的皱纹。这种活又脏又费力气,许多年轻人都懒得去做。有这时间,还不如搓搓麻将,打打扑克。可父亲说:“除夕除夕,不扫除怎么除去晦气迎来喜气?这是风俗,这是习气。”
  贴在灶前的神像也要揭下来,烧化了,再将新请的灶神贴上。那灶神是木刻版印的,大红大绿的颜色。父亲搬来一张小方桌,焚上三炷香,摆上清水、秆草、点心、花糖。那点心和花糖,是给灶王爷吃的。吃了口舌甜如蜜,好到玉皇大帝那里报喜,说此户人家如何勤俭、勤励。那清水和秆草,是给灶王爷的白马吃的。吃饱了,好有力气嘚嘚嘚地跑。
  从镇上赶集回来,父亲总不忘买一卷红纸、几张年画。母亲将红纸剪成喜鹊闹梅,剪成莲花开放,红艳艳贴在窗户上。父亲买的年画,多是“莲年有鱼”,多是“福禄寿喜”,有时也买“梅兰竹菊”。有了窗花,窗户也就有了灵性;有了年画,墙壁也就有了喜庆。春联,父亲是从来不买的。总要把红纸一条条裁开,提笔研墨,信手写来。写自己所想,写自己所爱。“东风杨柳归旧燕,春雨桃花迎新年。”“陌上春色杏花开点点,堂中新年紫燕舞翩翩。”写完,贴在大门两旁、屋门两边。总要贴得端端正正,不能颠倒了上联和下联。仄音在左边,平音在右边。其实父亲的毛笔字写得一般,他就是喜欢写,写的是心情,写的是新年。
  过年做饭,不仅仅是为了解馋,一笼一锅都是有讲究的。馍馍要揉成那种长长的、高高的,插在竹签上蒸得白白胖胖。蒸熟,还要染一点红色在顶上。这样的馍馍,叫“鸿运当头,高高在上。”塘里挖来的白莲藕,洗净污泥切成片。两片相连,两片相连,不可切断,意思是“丝丝相连”。炸出的耦合香香软软、金黄灿灿,意思又是“和和满满”。年糕也是一定要蒸的。糯性的小米磨成面,和硬一点捏成窝窝。大红枣煮熟按在窝窝上,一共要按四颗。糕就是“高”,枣就是“早”,四就是“四季”。如此,这年糕也就是“四季升高”了。
  这些活,大都是由母亲来做。她每日里扎着青围裙,蒙着羊肚子手巾,抱柴烧火,发面揉馍馍。袖口高绾着,两手被北风吹得紫红。天一亮就起来,天黑透才歇下。一天发两大瓷盆白面,蒸四大铁锅干粮。我总劝母亲少蒸一点,蒸多了吃不完。母亲总说:“咱家人多,给这个几个,给那个几个,一分散就没了。”可每次过完年,母亲蒸的干粮、炸的藕合,总会剩下许多。存在瓦缸里,干得裂成四瓣;藏在冰箱里,冻得石头一般。
  二弟一家子在遥远的南方,三五年也回不来一趟。三弟离家几十里,却也是成天价忙。能守在家中过年的,似乎也就是我这个老大哥了。
  一踩腊月门,母亲就打电话给二弟,问过年回不回来,腊月二十几回来,火车票好不好买。二弟说:“明年吧,今年太忙了。”母亲说:“她娘俩呢?”二弟说:“咱老家太冷,她娘俩都不禁冻。”母亲说:“俺那孙女都八岁了,从来都没回来过。”二弟说:“不是有微信,不是有视频。”说着就把视频通话打开。手机里是他女儿水灵灵的笑脸,穿一条连衣裙,扎两条羊角辫。普通话说得很标准,偶尔还飘出几句英文。母亲说:“俺妮又长个了。”说着就用手在屏幕上摸索,摸索孙女的小手,摸索孙女的小辫。摸着摸着,就落泪了。二弟说:“不是都好好的。”就把电话挂了。父亲把毛巾递给母亲,沉默一会儿说:“你那泪蛋蛋,最不值钱。”
  过几天,二弟从微信打过来一笔钱。父亲不收,一天之后便原路退还。过几天,二弟又从微信打过来一笔钱。父亲不收,一天之后又原路退还。日子就这样匆匆流过,一天又一天。一点又一点,接近了年关。
  大年三十,天气出奇的好。红红一个太阳,蓝蓝一片天。也不刮风,老枣树和老榆树都很安静。请家神就是请祖宗,大年三十早上,将老祖宗的魂灵请到家中。天麻麻亮父亲就爬起来,穿着老式的棉裤棉袄,戴着青布长沿帽,手里捧着三柱香,来到祖坟上。原野安静,枯草和麦苗上结着厚厚的霜,蜿蜒的灰白的小路,挺直的灰白的杨树。父亲在坟前嗑了三个头,低声说:“老祖宗、爹、娘,回家过年,回家吃饭。”将三炷香插在坟前,然后起身往回走。走得很慢,左腿依然有些跛,身子就向左边一歪一歪的。自打前年股骨头坏死,动了手术,父亲的行动就愈发吃力。请家神的时候,我说:“我去。”父亲说:“有我哩。等我走不动了你再去。”固执地拉开大门,微微驼着背,固执地消失在黎明的寒气里。
  老祖宗的魂灵回家后,大门前要横上一根木棍,防止游魂野鬼进来。堂屋迎门正中,端端正正挂一幅“主子”。就是白纸或白布上,画着祠堂、供桌、牌位和苍松。牌位上写着祖先的姓名,按着“父、祖、曾、高、天、烈、太、远、鼻”依次往上排定。“主子”前的八仙桌,摆着糕点、水果、馒头和炸货。黑瓷香炉里的香火,需日夜燃烧着,意味着香火延绵,子嗣繁多。每次吃饭之前,父亲都要在八仙桌前烧纸磕头,跪下和起身时,都显得有些困难。我说:“我替您磕。”父亲说:“这哪有代替的。”
  午后,空气少有的暖和。母亲扎上青布围裙,绾起袖子又开始忙活。切猪肉,泡粉条,择韭菜。蒸白鲢,炸笨鸡,炒蒜苔。热腾腾的水饺,满桌子的菜。父亲打开他最爱的景芝白干,倒进白瓷酒壶里,靠在火炉边慢慢暖着。炉火旺旺,蜂窝煤在炉膛里哔哔啵啵响。空气澄明,漫天的星星。烟花和闪光雷喷出的火星,照亮了除夕的夜空。酒香、菜香,还有火药燃烧的气味都飘散在空气中,愈来愈重,愈来愈浓。
  三弟说好下午回来,可直到现在,他那辆黑色“大众”,依然看不见影踪。好几次母亲走到大门外,朝县城的方向张望,脖子伸得老长。父亲说:“坐下歇会吧,你不累啊。”母亲说:“这都几点了,大过年的。”就催着父亲打电话。父亲把电话拨过去,三弟说:“值夜班,赶明再回去拜年吧。”母亲眼里就失去了原有的亮光,又催父亲打电话给我。可公司没有放假,没有停产。为了安全起见,车间主任和技术人员必须值班。当我在电话里说,今晚不回去了。父亲只是“喔”了一声,别的什么也没说。电话里,我听见老家的电视机响着,老家的炮仗响着,老家的孩子们吱吱喳喳笑着。噪杂声里,有母亲微弱的却又绵长的叹息。
  第二天早晨,我和三弟终于赶了回来,车开得飞快。那时已是八点多钟,大多数人家都已拜完年,聚在家中喝茶闲谈。匆匆吃一碗饺子,就随着父亲出了大门。大街上满是红红的纸屑,火药的香气尚未完全散去。红红的灯笼,红红的春联。穿着红衣裳的小女孩们,有着红扑扑的笑脸。
  村子不大,也就分那么四五个院。我们这一院里,算是人数最多的,加起来也就那么八十多个。先到东头三奶奶家。三奶奶九十多岁了,耳朵有点背,不过眼睛还没花。独自坐在炕沿上抽旱烟,喝早茶。见我们爷仨进屋,就拍拍热乎乎的炕头,示意坐下来说话。父亲先冲着迎门的“主子”磕了三个,又转身冲着三奶奶磕。三奶奶就笑着把父亲拉起来,说道:“小啊,别磕了。又不是小岁数,都七十多了。”父亲说:“还行,还能磕得动。”就问三奶奶吃了几碗饺子,身体如何等等。说话时,脸上满是笑容,似乎过了一个年自己没有老,反而变得年轻。似乎他喜欢听辈份大的人叫他“小”,叫他“小子”。如此就觉得自己还不老,自己的岁数和辈份都还小。
  之后就是四奶奶家,就是五爷爷家,就是狗爷爷家——一大遭拜下来,一大遭磕下来。父亲走路就更慢了,就更跛了,像是北风中的老玉米秸微微摇晃着。不过他的脸色却活泛了许多,红润了许多。我说:“岁数大了,腿又不得劲,就别磕了。”父亲说:“上坟哪有不烧纸的,拜年哪有不磕头的。”又说:“现在的小年轻,光怕弄脏了他们的衣裳。往门口那么一站,也不磕头,也不问候。”说着就微微摇摇头。三弟说:“改革开放,磕不磕头都一样。人家有的专家和代表,提议把春节取消。”父亲瞪三弟一眼,立起浓重的眉毛:“胡说八道!”
  拜完年,三弟急着赶回县城。母亲用方便袋装了包子、馍馍、饺子、藕合,大嘟噜小嘟噜放进后备箱。嘱咐说:“别在塑料袋里捂着,别长毛了。你不吃猪肉,包子、饺子都是牛肉的,还有韭菜鸡蛋木耳的。”三弟说:“少拿点,吃不了这么多。”母亲说:“我和你爹能吃几个,都是给你们做的。”三弟眼圈一红,低头钻进车中。机器启动,车轮滚动。黑色的“大众”缓缓离开了家门,离开了小村。大街上红色的纸屑,跟着车轮跑了一会儿,才渐渐停歇下来。
  村子里,有炮仗稀稀落落的响声。一群穿新衣裳的孩子,一会儿跑向西,一会儿跑向东。三五成群地大人站在阳光下,慢悠悠说话拉呱。树枝上的喜鹊和麻雀,似乎也比以前多了。不过三五天之后,这热闹的小村就会寂静下来,寥落下来。忙碌的年轻人各奔西东,不见影踪。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们,站在大门口,站在天井中,听麻雀唧唧的叫声,听喜鹊喳喳的叫声。这红红的春联和灯笼,也会在春天的风雨中,渐渐消退了它们的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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