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懂事起,家里的亲人、同事或熟人,感觉我为人做事,就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久而久之,他们好像忘记了我的名字,见面就叫我“傻瓜”,“傻瓜”好似成了我的一个真实标签和代号。
  小时候,我常常生病,体质虚弱。在兄妹五人中,我排序老幺。古话说得好: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母亲怕我上学挨饿,就时不时的给我开“小灶”。每天早上做饭时,或是给我捏一个米团放在火炭上烤得黄黄的,或是给我煮上一两个鸡蛋,或是用纸包上几粒水果糖什么的,放在我书包里,叮嘱我饿了就吃点东西,吃饱了好好读书。
  那时,寨里有一个名叫田多多的小伙伴,和我同龄,他家里有九兄妹,儿多母苦,尽管他爸妈成天拼命劳作,仍难以维持生计。一天中午,课间休息时,我坐在教室津津有味吃着妈妈给我烤的米团,和我同班的田多多走了过来,站在我旁边,含着手指,眼巴巴盯着我。看着他那乞求的眼光,我立马分了一半给他。田多多接过米团,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吃光了。
  下午放学后,田多多告诉我说,他今天早饭都没吃就上学了。因他母亲生病,卧床不起,父亲和几个哥姐都下地干活去了,没人管他。他家人多土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不够半年吃,母亲就时常用红薯、野菜等拌在粮食里煮熟充饥,那饭吃在口里又苦又涩,实在咽不下去。难怪,我经常见他上学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样子。
  打那以后,我每天都把带去学校吃的东西分一半给田多多吃。我怕母亲骂我,就叫田多多保密,不要给别人讲。不料,有一天,田多多还是把这事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听后,非常感动,就专门来到我家,一五一十给母亲讲了这事,还不停地在母亲面前夸我,你家这幺儿从小心就这么好,不用说,将来一定能成大事。
  谁知这话被下地干活回家的二姐听到了。田多多妈妈刚一离开,心直口快的二姐就气乎乎地指着我说:“你能成啥大事,我看你就是一个傻子,把全家人对你的好当成驴肝肺。你看,家里的好东西都给你留着,我们上街赶场,宁愿自己挨饿,也要给你买好吃的带回来。可你,马不知脸长,去做啥子好人。”
  随后二姐又给母亲说:“对了,前几天,家里那块肉不是不在了吗?我刚刚听到杨大叔家二姑娘花花说,是这个傻包偷偷把肉送给田多多家里了。不信,你问他。”
  母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她用手指着我说:“怪不得前几天吃剩下的一小块腊肉突然不在了。你和你爸骗人口径净出奇一致,说什么亲眼见着家里那只小黑描叼着肉一下子就窜到房顶上。父子俩居然敢一起编瞎话来骗我,你莫非吃了豹子胆?”妈妈气不打一处来,立马找来一根木条,叫我把这事说清楚,否则就要狠狠揍我。看着妈妈凶巴巴的样子,我被吓得大哭起来。
  恰在这时,父亲下地回来,听见母亲质问我,赶忙跑过来说送肉这事是他安排我做的。
  其实,这事是因我而起。那天我去吴婶家玩,她家小儿子生病刚好,想吃肉,我忽然想起自家碗柜里有一小块腊肉,就跑回家去取,拿到肉正要出家门,却被父亲看见了。我只好把这事给父亲讲了,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示意让我赶快给田多多送去。他知道母亲脾气火爆,万一让她知道,那还了得。
  没想到这事这么快就露馅了,被母亲逮着了。其实母亲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只是性格急躁。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母亲说父亲和我也好意,要是换成它自己也会这样做。只是这事做得不明光明正大,着实有些让人生气。母亲丢下木条,气呼呼说道:“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家出了一个老傻子,现在又蹦出一个小傻子,我算是掉进傻子窝里了。”
  
  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被招考为原息烽县王家坪乡信用社职工。那时乡信用社设在乡政府旁一栋二层楼的陈旧木架房里,办公和职工住宿都在一起。我上班第一天,信用社龚主任带我去二楼,指着靠边的一间屋子对我说:“这间房子分给你,条件是差了点,你把它收拾收拾,凑合着还能住。”我走进一看,屋子光线暗淡,窗户破烂,直接可看到房顶上的瓦片,地板上堆满了杂物。
  老主任见我皱着眉,就开导我说:“我们单位很穷,上级给我们办公用费只能维持水电费及基本的办公支出,实在没钱维修改善居住条件,你要是想住着舒适点,就自己动手把它修缮一下吧。”领导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能再说什么。接下来,我就着手维修房子。先是找人砍来几捆木头顶在瓦下面的楼层上,买来打谷的围席贴在木头上,席子上压上木条,钉上铁钉,做成了简易楼板,然后重新装了窗子和门。自己动手,买了电线安装了电灯,找来废报纸把屋子四周和顶棚糊上。经过半个月的忙碌,宿舍看起来像模像样,可以搬进去住了。
  不曾想到,我搬近屋里不到一个月时间,有一天清早,和我同期参加工作,居住在一楼的一位女同事大声惊呼,说她自己屋里有耗子,无论如何要和我换房间。尽管为这屋子自已花了几十元钱,还费了不少劲,但考虑到我们都是同事,想她又是女同志胆小,见到老鼠就害怕,我二话不说,就和她调换了房间。调换后,我立马买来水泥,把耗洞堵上,又把隔壁另一间屋子里堆的煤块及乱七八糟的杂物进行全面清理,然后把两间屋子进行了粉刷,两间屋子变得白净清爽,面貌焕然一新。可这位女同事又说她晚上睡觉时,瓦上沉淀的杂物被风吹下来,弄得顶上的围席发出“唰唰”的响声,她又十分惧怕,睡不着,又想换回来。我只好又一次和她换了屋子。
  有一次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母亲问我在单位工作情况怎样,吃住落实好了没有?我把住房的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沉思了一下,笑着说:这件事看上去,你又像小时候那样,犯了傻的毛病。不过,你这毛病倒挺逗人喜欢,吃亏是福,傻就傻点吧。
  记忆犹新的是1992年10月,我调息烽县养龙司乡任“一把手”后,乡里为调整农村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蔬菜,在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息烽养龙司乡绿龙有限责任公司”,为乡里农民发展蔬菜提供相关服务,指定我为公司负责人。每到赶场天,我就带上乡干部职工在街上设摊摆点买菜种,到中午吃午饭时,自己掏钱买东西给乡里的同事吃,或叫妻子在家里做好饭,我们轮换着吃。有时为方便群众不出家门就能购买到优良菜种,还和妻子背着菜种,走村窜寨去出售种子。有时,遇到个别贫困户无钱购买,我就自掏腰包买种子送给他们种。
  久而久之,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职工认为,不得锅粑吃,谁会在灶背后转,怀疑我在公司有灰色收入,要不然,一个乡的书记会那么卖力去售菜种。个别干部还悄悄跑去县纪委举报。县纪委立马派人查证。经县纪委干部深入实际调查后,了解到我虽然工资低,但常在老家拿米来煮饭给买种子的乡干部吃,自已还掏上百元给贫困户购买种子,从未在公司领取一分报酬。县纪委一位干部查完后,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他从没见过这么傻的干部。
  
  三
  说实话,那些年最傻的是我让妻子失去了两次参加工作的机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息烽县流长乡任乡党委书记后,妻子为了照料我的生活,离开老家和我住在一起。为了维持生计,她在流长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一天,县委组织部一位主要领导到乡检查工作,了解到妻子无正式工作的情况后,就对我说,近期县里计划在各乡招考一名专职团干,招考办法是实行考试与实际考核相结合,你妻子条件完全符合,待通知下来后,叫她报名考试。
  回家后,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妻子喜出望外,立马找来有关资料,认真学习,准备报考。果然,几天后,关于招考乡镇专职团干的通知下来了,妻子考核和考试都名列前茅,招为乡团干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可这时,乡里一位退休老干部找到我,说他儿子这次也参加了考试,条件与妻子不相上下,叫我“高抬贵手”,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儿子。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同意了这位老干部的请求。由此,妻子失去了工作转正的机会,很长时间她都想不通,责怪我。
  就这样,妻子随我工作调动,干过农村护电工、管水员、代课等临时工。1996年10月,我调息烽县计生局工作后,领导把妻子安排在永靖镇当包村计划生育临聘人员。一天晚上,妻子在清理流动人口时,不慎将头部摔伤,头破血流,昏迷不醒,在场的同事立马将其送县人医院救治。经医院及时抢救,缝了10多针才转危为安,在医院住院一个多月才出院,但留下了遇到天气阴冷潮湿,头就会昏痛,晚上失眠的后遗症。
  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好友、同事都劝我去找领导,妻子是因工负伤,要求组织解决她的工作问题,可我实在不想给领导添麻烦,就一直没向领导开口。后来,贵阳市所辖的一个区,一名计生干部和妻子一样,因工受伤,所属区政府把这位受伤干部录用为国家正式干部。妻子听说后,对我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大傻包,活生生让我失去了两次工作的机遇,简直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啥。
  又说前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看见进寨一段公路的路基被暴雨冲垮了,给群众过春节和开春后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我立马从工资里拿出五千元,找人把垮塌的路基填平,公路恢复如初。没想到家里亲人们知道这件事后,头摇得像拨浪鼓,说我从小傻到现在,只会关心别人,从不为家里着想,真是傻到头了。我笑着说,这有啥?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咱们不也经常走这条路嘛。
  转眼间,我已年愈古稀,回忆人生走过的前半生,感到自己的确做了不少“傻事”,有时也感觉到做这些事很吃亏,但又一想,吃亏是福。自己心底无私,坦然一生,反正已经当了一辈子的傻包,最后的岁月也不妨糊里糊涂,继续傻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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