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松江的第一站,瞻仰“云间第一楼”。
  松江古称华亭,别名云间。一般来说,这“第一”什么都是对人物、景物的美誉,当另有正名。“云间第一”居然成为名字,肯定有出处的。
  隔着马路望见一座气势逼人的城楼样建筑,台形座基上面建有两层古色古香的翘角楼宇。基座是清水砖墙,中有券门甬道,似城门、门楣、门柱、大门一体,均为红漆。大门向内打开,正面凸显整齐的金色门钉,大名“浮沤钉”。门钉兼有御敌与装饰功能,为森严的大门增添威武之感。皇家建筑为九九格式,而这里是七排,每排七个。估计这么重的大门是不关的,紧挨过道内墙还有一道不锈钢伸缩门,里面有旗杆、教学楼,是“松江二中”,校牌挂在外城墙,竖书就这四个字,应该有全称的。哪个地方,哪所中学有这么气派的校门?不错,“松江二中创建于光绪30年(1904年),名副其实的“古城名校”。学校大门即楼基残墙,或者说楼基就是学校的一部分。
  上城楼的台阶在内墙。浦兄隔着伸缩门与门卫沟通,知道我们来意后,居然网开一面放我们进去。
  城楼两侧都有台阶,台阶边各立一块碑。东边“云间第一楼”石碑,1985年7月18日由松江县政府立,示该楼被列为松江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西边立“重修云间第一楼记”石碑,字迹已然模糊。
  碑文载,此楼原为松江府署谯楼,即瞭望楼,也就是门楼。据康熙《松江府志》卷十八“官署志”记载:“元初立府,即县为治。越十六年甲午,知府强之翰撤而新之。大德癸丑嗣政周维惠迁谯楼于外。”府署于元贞元年(1295年)建成,门外有谯楼。元至正六年(1346年)遭火灾,九年(1349年)重建。楼四楹,高约20米许。明末,谯楼毁于兵燹,清顺治年初又重建,在旧基上,重建三层鼓楼。20世纪30年代初,县长金庆章募款重修此楼,立横额“云间第一楼”,又竖“重修云间第一楼记”石碑。旧时松江城内房屋以两层居多,而鼓楼高达16米,堪称松江城中第一高楼,故称之为“云间第一楼”。该楼抗战期间遭日军破坏,仅存残架,后又毁于1951年台风,仅剩楼的残砖碎瓦和台基。在20世纪末,重新仿造新楼。
  又据上海金山学者蒋志明教授考证,1344年,一场大火,把元朝华亭县东西“十里长街”(今中山路)全烧了!明代再建松江府城,城墙于民国拆了,今“第一楼”乃老楼移建。时间稍有出入,但有一点相同,现在的“第一楼”不能谓之“真货”了。
  踩着青砖台阶薄薄的青苔,小心翼翼上去。基台很宽敞,门楼建筑全部用柱子撑起,采用我国传统的双重檐歇山顶式,楼面阔五间,进深也大,颇为壮观。翘角飞逸,古色古香的宋代风格,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楼阁式建筑相仿——元代没有建筑风格,依然延续宋代。
  登楼南望,不远处便是松江方塔,与常熟方塔很相似,同为四面九层,大出檐,砖木结构。目测这座更瘦小些,估计为同时代作品。后经查证,这座建于北宋熙宁至元佑年间,比始建于南宋建炎年间的常熟方塔早了近百年。值得玩味的是,这里同样建有“方塔公园”,为古建筑与古文物云集之地,当然,也是昔时文人云集之地。
  黄公望生活的时代,尚未“云间第一楼”之说。追溯黄公望踪迹,只能说,他是否登过那时候的谯楼?是否登过方塔?
  公元1313年,黄公望受张闾案牵连,被捕入狱,押解京城。他被关押的第二年,即延佑元年,元仁宗皇帝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主政,恢复科举。但黄公望错过了,这是一生唯一的一次机会,何况读卷官之一是赵孟頫。黄公望狱中获得一个好消息,好友杨载考取进士。黄公望沮丧之余,为好友高兴。杨载是杭州人,比黄公望小2岁,才华横溢,两人相交甚密。杨载曾写五言古风《再用韵赠黄子久》,其中有四句赞黄公望“能诗齐杜甫,分道逼庄周。达饮千钟酒,高登百尺楼。”杨载相信黄公望是无辜的,写信(诗歌)鼓励他,并为他奔走求助。
  黄公望被关不到两年,有关部门弄清事实,主犯是张闾,黄公望不过遵上司之命具体执行者。而作为幕僚不能说没一点关系,没实罪但也有过失,随后被释。
  黄公望对仕途尚存幻想,首先想到投奔杨载。当时,杨载在浮梁州(江西浮梁县)同知,不过七品芝麻官。他能力有限,修书一封推荐给好友时任松江知府的汪从善。汪对黄客客气气,安排住下款待,但一直推诿没有帮忙。知府属四品官,算得上权倾一方的人物,何况在江南富庶之地,安排个把人举手之劳。实际上,他也有难言之隐,因为黄公望有过前科,至少被拘役过,疑人不用么。
  显然,“松江二中”的位置便是当年的松江府衙,汪从善就在这办公。汪从善好吃好喝招待黄公望,闲暇时光,切磋诗文书画,带他这里那里转转,想必也登过那座谯楼。
  谁知黄公望此时内心的苦楚?杨载与汪从善可能理解,安慰与关心让万念俱灰的黄公望获得许些温暖,但无法从根本上修复伤痛。一个人疗伤,有多种办法,对于身怀多种绝技的黄公望,最好的良药,是宗教和艺术。他无颜回家,遂留在松江,暂居柳家巷陆姓祖业客舍。黄公望加入了道教五个教派之一的全真教,并坐在街头,挂着布幌子,给人算卦占卜。算卦占卜也属于道教,不要以为摆摊算卦有失身份,当时道教地位很高,高于儒生,而且无需纳徭役。靠着这份工作,他聊以糊口度日。黄公望自此决绝仕途,一方面研究道教,一方面研究艺术。天历二年(1329年),61岁的黄公望与倪瓒正式拜名师金月岩为师,到圣井山修道,取号大痴道人。行李中除了道教的书,还有笔墨纸砚。此乃后话。
  汪从善未能帮上黄公望,然并不影响两人交往,谈诗论画,互访不断。巧的是,黄公望在此再次遇到赵孟頫。黄公望与赵孟頫的初识,当在大德初年(1300年),西湖边慧因寺。那时,黄公望在徐琰手下当差,可能比较悠闲吧,居然在西湖边兔儿岭下筲箕泉边自筑茅庐,广交朋友,其中慧因寺也是最常去的地方。这年,赵孟頫因慧因寺主持邀请,到寺内为圆寂的高僧撰写墓志铭。那时黄公望才三十出头,赵孟頫也值盛年。如今物是人非,赵孟頫辞官养老,因处理夫人后事赴青浦丈母娘家,后去松江会友并在这里逗留,受邀为松江众福院作院额。老友重逢,感慨万千,黄公望萌生学画之念。50岁那年,他跋山涉水去吴兴,拜赵孟頫为师,成为“松雪斋中小学生”。到赵孟頫1322年去世,前后不过三年,对于顶聪明且底子不薄的黄公望,三年足矣。
  松雪斋在莲花庄,莲花庄是赵孟頫在吴兴城郊的乡野别业,至今修缮完好,四面皆水,锦云百倾,乃“湖州第一园”。赵孟頫一家均为书画大家,其妻管夫人也是杰出的女书画家。外孙王蒙则先于黄公望拜赵孟頫门下,尽管黄公望比他年长39岁,论资历只能算其师弟,当然,后人评论“元四家”,黄公望排首位。这是1320年,与夏氏知止堂初建时间吻合。也许,黄公望是在夏氏知止堂遇见王蒙,王蒙生在丹青之家,藏品丰富,从小受到熏陶,年纪轻轻便出手不凡,想必日后必成大家。黄公望早年的梦想愈发强烈,并通过王蒙引荐,才拜赵孟頫为师。这当然是另外一个版本。
  夏氏知止堂早不存。据载,夏氏旧居在松江府里仁桥西南,望仙桥东,与方塔很近。知止堂第一代主人为夏世泽,曾任杭州狱丞等小官职,大概觉得做官不好玩,后退居故里,置地造房,给堂斋取名“知止”,匾额为赵孟頫所书。黄公望两度在杭州为掾吏,曾与夏世泽同事,感情也不错。黄公望多受邀去知止堂作画、会友,与夏家的交情延续到其儿子夏濬、孙子夏文彦。
  夏文彦承祖辈之好,“蓄书万卷外,古名流墨迹,舍金购之弗悋”。夏文彦与黄公望是忘年交,两人有些互访,只是夏文彦来虞山少,黄公望去得多。及至正十年(1350),大概是黄公望最后一次到夏氏知止堂,这次把即将完稿的《富春山居图》带在身边,因师弟无用师要求,遂在卷尾题跋:
  “至正七年(1337),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剳,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十年青龙在庚寅(1350)歜节前一日。大痴学人书于云间夏氏知止堂。”。
  来龙去脉很清楚。只是“歜节”一词,多有误读,有人说事情在岁尾,自然以为是春节。歜是石菖蒲切成的小丁,用以端午節祭祀清供,故歜节当为端午节。
  是年,黄公望又遇子明,在子明随身带的《赠别图》上再次落款:“余时作此,意未足,兴尽而回。越十有三年。至正辛夏四月复为士瞻足之。大痴道人再题,时年八十又二。”地点不详,可能在客舍。从落款时间看,当早于《无用师卷》题跋。十三年前,子明来常熟访友,两人在虞山西簏致道观小住,黄公望为子明作《赠别图》,即《山居图》,也就是后来饱受争议的《子明卷》。据浦仲诚先生考证,黄公望一生作过的《山居图》当在八幅以上,均无“富春”之类的冠名,尽管很多学者认定《子明卷》为赝品或伪作,而从两人来往轨迹等方面考量,有一定的可信度。
  来松江,醉白池是必去的,因为这里收藏了赵孟頫的书法真迹前、后《赤壁赋》石刻。醉白池是上海五大古典园林之一,建于清顺治至康熙年间,为当时工部主事、画家顾大申私家园林,因仰慕白居易而取名。时间横跨整个明代,晚了三百多年,跟黄公望并无交集,但是,其前身是宋代进士朱之纯的私宅“谷阳园”,比公望生活年代早一百多年。黄公望有没去过这里,暂无找到相关记载。赵孟頫手书的帖石为青石料,嵌在醉白池边碑廊一侧墙壁。二十多方行书帖石,大小不等,均有破损,多处字迹已显模糊。每面八行,一行大多四字,亦有五字,碑文衔接似乎有问题,说明碑石有缺失。末碑真迹仅“子昂书”三个大字,接着密密的小字题跋,落款康熙四十七年四月,与造园时间吻合。赵孟頫得“二王”、智永、李北海等各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有风格,清雅秀丽、刚柔并济、潇洒飘逸。前、后《赤壁赋》均为苏轼名篇,苏轼本身也是书法大家。苏体字清秀流畅、自然洒脱。没有记载说赵孟頫临过苏轼,但我从《前赤壁赋》墨迹中,似乎看出一些苏体的影子。
  云间九峰,可能指十二座山峰中九座,也可能是泛指,各有名号。山峰东一座西一座,互不相连,海拔也不高,名气远不如虞山。它出名,既依仗于元代诗人凌岩的《九峰诗》,亦有同时代黄公望的画作《群峰耸翠图》《九峰雪霁图》《九珠峰翠图》等等,尽管这些画作在黄公望作品中不甚有名。
  这天雾霾很重,下午依然灰蒙蒙的一片。我们在一处路口下车辨识,有路标分别指向天马山和佘山,遂选择了佘山。
  从好玩的角度看,选对地方了。佘山是上海著名的市郊风景区、后花园,景色秀丽,还有众多人文景点。山不高,山势平缓,沿着宽敞的水泥栈道上行,不多会,到达佘山圣母大教堂。教堂墙门关闭,估计不是“礼拜日”是不开门的。山顶是佘山天文台,如今是上海天文博物馆。天文台最显著的建筑,是屋顶两个大圆球。天台上有天文望远镜出租,据说为早年用的仿制品。该天文台1900年由巴黎耶稣会传教士所建,安装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当时堪称亚洲之最,伴随着中西几代天文学家的不眠之夜,曾拍摄过大量天体照片,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新型望远镜诞生而退役。
  那次去松江是2007年3月27日,距今近七个年头,幸好拍了些照片,尚能粗略唤起记忆。松江是“上海之根”,无论行政建制、历史文化、地缘结构,“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上海本属华亭县与昆山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上海县从华亭县划出,辖于松江府,而松江府隶属江浙行省。
  松江是黄公望老家,小时候跟父母去过松江省亲,从少年直至老年,一辈子与松江割有着不解之缘。
  不久前,在手机上看到一档松江电视台的节目,栏目《人文松江实景访谈》,访谈内容为《元四家之首黄公望与松江》。主持人为路平,两位嘉宾之一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研究员说,黄公望跟上海的关系清楚也不清楚,清楚的是他好像离不开松江,包括他《富春山居图》最后落款、收尾,都是在这里方塔附近,夏文彦的“夏氏知止堂”,包括他很多的以松江风景为题材的山水画,不清楚的是,元四家里边其他人籍贯都清清楚楚,只有黄公望的祖籍没搞清楚,有四种甚至五种说法。他本姓陆,到常熟出生没问题,他父亲这一支迁徙到常熟,父母早逝,家对面的一位黄姓老先生,高龄了没有小孩,就领养了他,改姓黄。他的籍贯还要进一步研究,说不定哪天就确凿了。
  视频很短,发布时间为2023年6月9日。
  研究员的说辞,恕难认同。籍贯与祖籍概念的混淆。祖籍,通常指祖上长辈生活居住的地方,下限为祖父;而籍贯一般指父辈出生时的居住地或本人出生地。既然认定黄公望出生地为常熟,但又需“进一步研究”“确凿”,潜台词是否应该为松江?
  多少年来,围绕黄公望籍贯的争论从未停止过,说法远非四五种,其实有八种之多,有松江,永嘉、平阳(因画作上有“平阳黄公望”落款),富阳(《浙江通志》《杭州府志》均载“黄公望,富阳人”),衢州(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说“……浙江衢州人”),徽州(明代陈善《杭州府志》“……富阳人,或曰徽州人”),莆田(乾隆年《大清一统志》“……莆田人”),湖北新洲(那里有黄公望与夫人叶氏墓葬,也有黄氏子孙,至今繁衍至26代)。是谓名人效应,拉一段志书上的话将名人往自己身上贴,其它地方似乎比较低调。富阳明里暗里与常熟较劲,据说还在所谓的隐居地后山顶上发现了一处无主古墓,怎么就扯到元代扯到黄公望身上了。概《富春山居图》之故,确有很大的迷惑性。
  凡史料求证的可信度,第一手胜于转手,时间早优于晚,若交叉印证更可信。陶宗仪(1329-1412),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曾为躲避战乱居松江,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整理成《南村辍耕录》时,其中写明“黄公望,常熟人”。其时黄公望已去世14年,但他与黄公望人生有25年接点,且与黄公望认识。但松江还有一位知止堂主人夏文彦,与黄公望交往更多,其《图绘宝鉴》却说“黄公望是浙江衢州人”,这就有些费解了。通行的说法,黄公望祖籍松江,本人籍贯常熟,如果随养父则为平阳。
  忽然间有些迷糊,松江第一楼门口,有没有石狮子?因为距离太近,仰拍的照片中少了一截。印象中应该有。石狮子不仅彰显权贵,辟邪纳吉,也有艺术装饰等多重功能。既然楼宇屡毁屡建,石狮子也难逃厄运。如今这对石狮子是哪个年代的东西?其象征身份的“螺髻”有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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