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关将近,耳旁总会响起王宝强质朴淳厚的歌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心中不免泛起波澜,有温暖,有思念,有感慨,也有泪光。
  从1987年离开家乡,到2018年母亲离世,三十个春节,除去三年当兵、两年接母亲来黄石过年,剩下二十五年我都是回老家过年的。尽管在黄石,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但父母居住的地方,依然是我心中永远的家,是我这辈子都梦牵魂绕的地方。“坐到三更尽,归仍万里赊。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在他乡打拼,无论混得风生水起,还是身心疲惫,无论有钱没钱,过年时总巴望着早点赶回家,享受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时光,游荡的心灵也就有了依托。
  
  一
  1991年春节,离家三年的我,退伍回乡,正好赶上过年。那时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总喜欢用部队的眼光看待家乡的一切,总想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点什么。刚刚进入腊月,就忙活开了。先是看见邋遢的后院不顺眼,拆掉歪歪扭扭的用破旧陶器围起的院墙,重新堆码拉直加高。后面的缓坡,用土镐挖得陡峭笔直,泥土甩上去、抹光,插上枝条,做起了篱笆;垃圾堆移到东南角,堆成四方块,拍得平平整整,有棱有角;院中仅有的一棵桔子树,移到西北侧,用红砖围成四方块,既保土又美观;屋檐下砌了水沟,用水泥砂浆抹平,确保院内不积水;剩余的地面铺上厚厚的煤渣,拍平、压实……路过的乡亲都说,乐乐这孩子,当兵几年变得勤快、爱整洁了。听着他们的赞许,我干得更欢了,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接着,又对自己的卧房动起了“手术”,四处搜罗而来的编织袋,裁开,缝好,做成了简易的吊顶;一块旧白布床单从房顶垂下,把房间一隔为二,坛坛罐罐、破破烂烂全搬到后面去,“白墙”上贴了好看的女明星画儿;凹凸不平的地面,被我全部挖起,把土敲碎,掺入煤渣,洒上水,然后碾平、夯实、抹光,又找来碎瓷片,拼成当时流行的书法图案;又找来旧蛋糕盒,画上八仙过海的图案,制作成能够转动的走马灯,挂在一盏普通的白炽灯泡上,顿时流光溢彩,整个屋子显得活泼、灵动,还流淌着文化的气息……
  邻居们好奇,纷纷问母亲,屋子整这么漂亮,莫非你细儿要结婚了?母亲笑而不答。其实,让邻居们惊诧的事儿还多着呢!当兵前连自己名字都写错的那个野孩子,居然也能写毛笔字了,还像模像样。腊月二十七,当父亲拿着红纸准备出去央求别人帮写春联时,被我拦下,在父亲将信将疑地注视下,我熟练地裁好纸,提起笔,蘸上墨,胸有成竹地挥毫,不大一会,一副对联写就,看得父亲脸上有了笑意。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源自我在部队时跟着战友练习书法半年有余,尽管字迹稍显生涩僵硬,不够苍劲有力,但在偏僻小村,也还看得过去。那以后,每逢过年,家里的春联都由我书写,偶尔有村人找我写春联,也不再扭扭捏捏,大胆接了,农村人过年讲究个喜庆,写得好不好在其次,关键是要有人写。
  
  二
  上班后第一个春节,是1992年,腊月二十五就放了假。记得回家那天,我起得很早,穿上单位发的毛料西装和白衬衣,拿出新买的黑领带,笨手笨脚打了好几次才成功,穿西裤时,特意没有用皮带,学着电视里有钱人的样子,挂了背带,显得特别笔挺,脚上蹬了刚买的新皮鞋,刚走出几步,不小心一个趔趄,崴了脚。破天荒的在头上抹了摩丝,用梳子从中间分开,梳了小时候曾经痛恨的“汉奸头”,用小圆镜反复照了好几遍,看着自己发丝不乱、精神焕发的样子,这才放心出门。
  单位发的过年物资不老少,一吊猪肉足有十斤,两条七八斤重的大鲩鱼,被我撒盐腌了,晒得半干;还有两大箱水果,外加一些木耳香菇莲子等干货,同事们大多把水果留在宿舍自己吃,鱼肉干货拿回家。而我,希望把这些福利都留给亲人分享,一个也舍不得吃。想弄根扁担挑回去,又怕影响了我“西装革履、衣锦还乡”的光辉形象。找了两根小麻绳,捆成两个小堆,一手拎一个,坐“三蹦子”到铁山桥洞,换六路公交到市内,又拎着几十斤年货,走走停停,步行几华里,赶到上窑码头,总算在最后一分钟挤上了小火轮,站在船舱,这才感到手掌上钻心地疼,打开一看,四根手指的指跟处,磨出一长溜血泡。心想,上岸后,再不能这样犯傻了,一定叫一辆摩托送回家。可是,等到真上了岸时,一打听,说要5元钱,马上改了主意。下午五点多,天已全黑,江堤上寒风刺骨,每走两三百米就休息一下,从巴河码头到家,不过三公里,我却花了一个半小时,等到我精疲力竭、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中时,黑白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已经开始,母亲既高兴又心疼,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一边数落我,不该不爱惜自己,一边着急忙慌地进厨房,给我磕鸡蛋下面条。
  那时候,我月工资不过百余元,年终奖金却发了700元,感觉自己一下子阔气起来,给了母亲200元过年用,又交给她200元拿去还账,还给侄儿侄女、外甥儿外甥女们都准备了“小红包”。腊月二十六,母亲坐轮船去团风,还钱给我表哥,送她去码头时,聊起钱放哪儿安全,母亲立马小声制止我,“莫说钱,被小偷听见不得了!”现在想起,还觉得心酸。
  腊月二十七,父亲拿了我带回的两条咸鱼和一点干货,坐车到浠水县城,送到曾为我分配工作出过大力的姑父家,他说,吃水不忘挖井人,你要一辈子记得别人对你的好处,要懂得感恩。父亲的教诲,我谨记在心,却不曾料想,过完年,仅仅一个多月,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的感伤让我多年难以平复。
  
  三
  从1993年到1996年,每到过年放假,我总是早早回家,一住就是十多天,除了到亲戚家拜年,几乎不出门,喝酒打牌、唱歌跳舞一概不参与,也很少参加战友聚会。见我天天围着她转,母亲虽然高兴,却又担心我过于内向,在外吃不开。原本我初八上班,母亲说“七不出八不归”,非要我初六回单位。等到我真要走时,她又舍不得,送我送到很远,我说您回吧,她停下了,却又不打算马上返回,看着我一步一步走远,直到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外,方才步履蹒跚地回去。每每回想起这一幕,眼里总会泛起泪光,母亲那花白的头发、清瘦的身影,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
  单身那几年,回家过年时,母亲总是欢欢喜喜地接过东西,又忙不迭地问我,有没有谈女朋友啊?我告诉她没有。母亲神色黯然,说,是不是我这个拖油瓶影响了你啊。我说,怎么会呢?你儿子这么优秀,还怕找不到女朋友?明年一定给你带儿媳妇回来过年!她这才转忧为喜。然而,明年复明年,相同的场景,年年上演。
  等到吃年饭祭祖时,烧完纸钱,她双膝跪地,边叩头,边念念有词:“求祖人保佑,让我细儿早点找到媳妇儿……”
  许是母亲的祷告起了作用,1997年春节,我真的带女朋友回家过年了,母亲自然乐得合不拢嘴。对这个未来的儿媳妇,怎么看怎么喜欢,不知道怎么对她好,家里能拿得出来的好吃的,都做好端到她的面前,自己家没有的,从邻居家借,到街上买,也要让她吃上。怕她不习惯家中寒冷,特意买回一大筐木炭,生起了火盆……
  结婚后,尽管我也年年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过年,但明显在家待的时间短了,陪母亲说话也少了。大年三十回,初三初四就要走。母亲虽然不舍,但从不抱怨。还是一如往常,有好吃的给我留着,家里的年饭,总是以我的时间为准,我啥时到家啥时吃。年后离开时,糍粑、鱼圆子、炸鱼块,以及各种零食,还有菜园里新摘的菜苔、大蒜,给我装满几大袋,直到我拿不动为止。
  
  四
  后来,二哥和大姐相继搬到县城生活,母亲坚持一个人住乡下。那些年,她有时到县城二哥家过年,有时一个人在老家过年。母亲在哪里,我回家过年的落脚点就在哪里。在二哥家过年时,他们把房间让给母亲和我一家住,一双侄儿侄女只能在客厅打地铺,以至于多年后,侄儿仕远还说,睡地铺是小时候过年的味道。三十晚上,我们吃着零食,看着春晚,有说有笑。母亲却默默看着窗外出神,她说,城里哪儿都好,就是不能随便烧火。我明白,这是母亲想念老屋了,想念堂屋里旺旺的兜子火,三十夜的火越旺,代表来年的运势就越好。
  母亲生命最后的两年,她不再愿意去城里过年,我和二哥、大姐三家相约,一同回村陪她过年,像小时候一样,一锅饭两盆菜,大家抢着吃;烤糍粑、烤红苕,你一口我一口;一只木脚盆,半盆热水,一排脚丫泡在里面;一张床挤三四个人,讲故事、聊家常,说到半夜舍不得睡……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这世上,没有什么比兄弟姐妹亲密无间更让她开心的了。
  2018年春,母亲病重,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弥留之际,她还不忘嘱咐我,娘不在了,更要跟哥姐们亲热些,要多回老家看看……
  母亲走后,每逢过年,我依然要回老家走亲访友,但不会在老屋过夜,太晚了就住到县城二哥家。尽管二哥二嫂对我照顾入微,侄儿侄女们也很热情;尽管他们把我看成家中一分子,对我的到来,从来只用“回”字。但在我内心深处,娘就是家,家就是娘,娘没了,家也就不在了……
  如今,我和爱人都过了天命之年,孩子也已长大,像一只高飞的雁,去遥远的大都市,过她想要的生活。但是到了过年,她一定会赶回来和我们团聚。对她来说,爸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比不了家的宁静与温暖。孩子像风筝,飞的再高,线头依然在家系着。
  夜深人静,冷月悬窗,年近了,春天不远了,我会发一条短信给她:“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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