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叫小海,其实很像北冰洋,脸色总是冷冷的,不苟言笑,女孩子最打怵和他说话。直到今天,早已步入中年的弟弟妹妹在他面前还是规规矩矩的。
  朋友当中谁都知道我俩的关系最铁,到一起可以无话不说——上到对国家领导人的微词,下到洞房花烛夜里的密语。曾经与我和他都是同学的妻子当着我的面只说过一个男生比我强,那就是他。
  32年前,当我在到处高唱着毛主席语录歌的校园里第一眼看到小海时,就觉得面熟,理由很简单,我们俩在这所大都是“野孩子”的学校是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弟——惺惺惜惺惺。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分开过,而且一路上竟有着许多个共同,我始终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缘分。譬如,我们的父辈都是老同志,老朋友;我俩同岁又是同学;在学校里同是一个“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毕业后一同当工人;又同进市委机关大院工作;后来,我调到省监察厅做办公室副主任,他在市监察局当办公室主任;我们是同一年结婚的,爱人也是同岁,孩子是同一年生的,以后他们又是同学。当然,真正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万花筒般变化莫测的世界上,无论聚散,我们的“颜色”和“形状”始终是相同的:追求完美,崇拜英雄,喜欢思想,热爱文学,孝敬老人,善待朋友。
  我的朋友大都是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却不一定是我的朋友,因为他的朋友要比我的朋友多得多,这是我们俩唯一不同的地方。
  记得从小到大我们俩只红过一次脸。那年春天,我们宣传队的全体同学来到辽河边的一个部队农场“学军”,到了分手的时候已和战士们难舍难离。于是利用暑假,我和小海代表同学们再次来到农场看望解放军叔叔,临走时特意在我们插过秧的水田里摘了一把稻穗,准备给同学们带回去做纪念。谁知走到半道那把稻穗竟让小海给弄丢了,于是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这么宝贵的东西你怎么能给弄丢了呢”?
  “我也不是故意的啊,那就在这路边摘点吧。”
  “亏你说得出口,说假话对得起同学吗?”
  “那你说咋办?”
  “回去重摘!”
  “不行,天要黑了。”
  “你,弄虚作假还怕苦怕累!”
  “我看你这套才是虚的呢。”
  结果,几十里的路,我们一前一后谁也没理谁。快到家了,他才赶上来拿出自己没舍得吃的水果递给我,此时,又饥又渴的我也就顾不得“坚持原则”了。
  我交朋友的确有“原则”,特别是年纪轻轻的当上了团市委的青工部长后,这“原则”就变得更加苛刻了。为此,好多老同学都有了意见,说我“忒牛”。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替我解释一番:不是他不搭理你们,而是他的眼神实在太差,你们没看到他那镜片上的圈越来越多吗?其实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总念叨你们呢。然而,转过脸来他便狠狠地损我: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越是有本事的人,朋友就应当越多。
  小海的朋友就很多一一除了文人墨客,军首政要,还有三教九流,黑道白道,即便住院时临床的下岗工人,也能从此兄弟相称,肝胆相照。那年他老父亲病故时,灵堂前黑压压跪倒一大片,没有一个干嚎的,都是哭自己的爹。出殡的车队排得太长了,怕有说道,只好分几批去火葬场。
  但是,说来也怪,无论怎样嘎的朋友,在小海的面前也不得不“正经”起来,荤嗑屁话一律免谈,每次喝完酒,都得先把他送回家,然后再去“唱歌”或者“洗澡”。显然,小海交朋友是有底线有原则的。即便对我。在一段风光无限的日子里,我突然收到小海的一封信——这年头,谁还写信呐,是我饶有兴趣的撕开信封,嚯,又看到了他那漂亮而熟悉的笔迹:“阿明,好长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了。沈阳的电话越来越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晚上在家的时候也越来越少。”
  “人在江湖,才更需要把握好自己的身心;人在商界,却不应当里里外外都是商人;人在顺境,既要预防隐患,也要提防阴谋。”
  “如今新朋友多了,不要忘记老朋友,特别是不要忘记那些结交在逆境中或是正处于困境里的老朋友。”
  “酒要尽量少喝,能推辞的应酬尽量推辞,下班后尽量早点回来,业余时间尽量和家人在一起,老人在的时候,尽量多陪陪他们。”
  看完这封信,我把办公室里的灯和空调,身上的手机、传呼机统统关掉了——将自己封锁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好几个小时,头脑从来也没有这样清醒过——因为很久没有人和我这样说话了。
  人到中年,坏消息便渐渐多起来——父母的同辈或同辈的父母乃至于同辈都开始陆陆续续的“走”了。于是在沈阳便经常会接到营口打来的电话:需要赶回去参加某某的追悼会。
  这样的电话通常是晚上打来,因此深夜里一听到铃声就觉得心里发毛。支付这笔电话费的主要是小海,他的嗓音是那种极深沉极厚重极具穿透力的“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咏叹调”:
  “阿明,是我,有件事必须告诉你……”
  说实话,他这种对于女孩子特有质感和磁性的男低音,此刻却让我预感不祥。我曾和妻子戏言: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海来电话。我也曾把这种感受告诉过小海,当时他只是轻轻一笑,并未在意。可是也许往心里头去了,反正此后很长时间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这小子忙什么呢,怎么连个动静也没有了?人就是这么怪——有电话时“怕”,没电话时盼。又一种“围城现象”。
  终于营口来电话了,不是在晚上,也不是他打来的,却是他病重住院,正在手术台上的坏消息。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胀了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待我驱车赶到医院里的时候,他的手术已经做完了,病房外面全是几天几夜陪着他,已经熬红了眼睛,急哑了嗓子的哥儿们,正七嘴八舌的商量着要把他往北京送。
  我和妻子来到他的床前,竟然第一次看到他的脸色不是“冷冷”的而是“暖暖”的,摸摸他的头,原来仍在发烧,可是精神状态却出奇的好。睁开眼睛看到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谁告诉你们的,又吓了一跳吧,以后营口的电话干脆别接了。”
  看大家笑了,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老爷子的生日快到了,今年咱们得好好给他老人家办办(自打我离家后,老爸过生日大都是他张罗,甚至要提醒我别忘了日子)。
  妻子转过脸哭了,我也强忍着泪水对他说:别着急,你很快会好的。对了,我的《听剑集》已经快整理出来了,还等着你写序呢……
  
  (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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