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我在原济南军区工兵八团当新闻干事,经常和三名战士业余报道骨干在一起写稿子,被大家戏称为“四大金刚”。
  我们“四大金刚”在一起写稿时,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为找一个济南市的小妮而奋斗!
  当然,这个口号只能在心里想想和背后说说,不可广而告之。革命战士嘛,应有远大的理想、目标和追求,为实现“四化”做贡献,哪能为找一个济南市的小妮而奋斗呢,庸俗,低级。不过,尽管庸俗和低级,可实话实说,这句话还是很鼓舞人心的。因为它就像当年抗美援朝时“保家卫国”的口号一样,把国家利益、部队建设与个人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反正,战士是不能在驻地谈恋爱、找对象的;你要想找一个济南市的小妮,你就必须提干;而要想提干,你就得好好写稿子,把工作干好。把稿子写好,工作和个人目标都实现了。所以,大家都拼命地写,没谁把写稿当任务,而是当作自己的事情,别说领导督促,就是不督促也写。我已经是干部了,并且官至副连,可以找个济南市的小妮了,于是找对象的事情便提上了日程。
  第一个给我当红娘的是我的老师和前任新闻干事王凤胜夫妇。王干事转业到省文联工作后,接触地方一些人;他妻子王景科是山东师范大学的老师,接触的地方人员更多一些。二人发现地方上有不错的女孩时,第一时间便想到了我。
  见面是在王干事家里进行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女孩。约1.6米的个头,椭圆脸,大眼睛,不胖不瘦;年龄也合适,比我小两岁;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她是他们单位的团总支书记,在政治上过硬。从心里讲,我是完全同意的;而对方呢,对我似乎也比较满意。按理说,应该能够成功的。没想到的是,写稿子需要经验,谈恋爱也需要经验。我哪有什么经验。别说经验,连起码的心理素质都没有。从当兵第一天起,我从来都是按要求无事不外出,有事请销假,不敢多看女同志一眼,尤其是对年轻的女性,绝不敢仰着傻脸、瞪着傻眼、张着傻嘴、傻看起来没完。第一次面对一个陌生的女青年,而且是在真真切切地谈恋爱、拉对象,我那个狼狈相哟,简直称得上弱智、低能。在着装上,穿的是部队发的白棉布衬衣、绿军裤和老头鞋,这倒是不要紧,随身衣服嘛,人家并不计较这些。让人不能容忍的是,衬衣的领子一个星期没洗了,黑乎乎的看不见布丝;一双老头鞋的前面各烂了一个洞,两个大拇脚趾头在里面就像没成熟的马蜂,探头探脑的;在举止上,双手和双脚不知道往哪里放,只是不停地相互搓揉;平时开会发言,面对全连百十号人甚至面对全团上千人,全是脱稿发言,绝对不会停顿一个字,此时不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浑身冒汗、打哆嗦。特别是当王干事夫妇二人借故离开,屋里只剩下我们二人时,我简直是魂不附体。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基本上是人家问一句什么,我回答一句什么,不问就不答。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恐惧,还故意站起来,双手掐腰,面向窗外,呈大人物的样子。你一个农村小子,论模样,你厚眼皮,小眼睛,门牙还有点往外呲;论地位,你刚成为城市人,人家一出生就是济南市的小妮了;论收入,你也不比人家多拿几块钱,你还装什么装!果然,第二天,王干事转达对方对我的观后感和总体结论:她同意,可她家里人不同意。
  以后,王干事还有其他领导陆陆续续给我介绍了一些,正儿八经见面的差不多有一个班,但基本上都是以人家不同意而告终。他奶奶的,我就不信,找对象难道比写稿见报还难!你一不同意,我二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就不缺乏自信。这天,我们四大金刚正在为一篇稿子而绞尽脑汁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一听,是济南军区司令部直政部宣传处王云良干事打来的。他负责包括我团在内的全军区直属队的新闻报道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一些重要稿件都是先送他过目,然后才寄给报社和电台。每年各单位的新闻报道工作情况和见报数量,都是他统计和起草通报的。有时报社找他约稿,他忙不过来时便把任务交给我。他来电话,我绝对不敢怠慢。
  “首长好,又有什么重大报道任务?”我说。
  “哈哈,小董啊小董,除了写稿子,你还会别的什么不!个人问题怎么样了,谈没谈对象?”
  “没有。见了几个,都是人家先不同意后我再不同意。”
  “哈哈,”王云良干事笑得更加爽朗了,“我给你介绍一个,愿不愿意见个面?”
  “愿意。”
  “那好,明天下午两点到我家。”
  对于王云良,我得打破本文的思想内容和通篇的逻辑性多说几句。他不但是我的顶头上司、领导和专业老师,在政治进步上还帮了我的大忙。如果没有他在关键时刻说关键性的话,我就不可能顺利提干,至少得耽误一段时间。
  那是团里决定提我当排长并查体合格之后,最后一关是报直政部备案。那时的我,绝对像“文革”时期的四类分子一样,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生怕有人告刁状。这是因为,此时“文革”刚刚结束,“左”的思潮还严重地存在着,“八分钱,管半年”、“一封信,倒你运”的现象比较突出。一旦发现告状信,不管所告的内容是否属实,先把要做的事情停下来再说,等到最终查实纯属诬告时,但时机已经错过,要做的事情便做不成了。我有好几个战友,就是因为诬告信,本应该提干而没有提成。在这种情况下,我哪敢胀饱、翘尾巴,连工作都不敢表现得太积极,生怕得罪人或有人羡慕嫉妒恨,给奏上一本,葬送了我的大好前程。可是,在有的时候、有的情况下,自己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这天上午一上课,连部通信员下通知,叫各班班长或负责人到连部开会,讨论给一个老兵的处分问题。原来,1978年的老兵退伍工作安排得比较晚,推迟到了1979年初,进行,正好与动员部分战士到前线参战同时展开。有一个老兵在确定他退伍后,感到可没人管自己了,可不用纪律约束了,想骂谁骂谁,想打谁打谁。你打骂别人也就罢了,反正你要退伍了,没谁跟你一般见识,可他竟然对一个即将参战的同志动起了手,把这个同志打得喔喔直哭。我们班班长、副班长都执行任务去了,排长指定我临时负责全班的工作,我便去参加这个会。当时我想,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我们把参战的战友当亲人送行,你却对他们施之以拳脚,是可忍孰不可忍,处分!别说我,各班班长恐怕都会这样去想的。可是会议开始后,意见竟然不一致,有相当一部分班长不主张对这个老兵进行处分。原来,在对这个老兵是否处分的问题上,连队干部之间意见有分歧。有的主张必须给予处分,有的感到他这就退伍走了,批评两句算了,不主张处分。还由于这个老兵所在班的班长不同意给这个老兵处分,如果主张处分,就得罪了这位班长。有的同志怕得罪人,会议也就出现了两种声音。简直是岂有此理!事情得有个起码的是非曲直吧,我们不是经常讲要主持正义吗,怎么在最需要主持正义的时候不主持正义了呢?在原则问题上有时候可以做点妥协,但不能不讲良心,毫无底线。自己的兵自己没管好,还不许别人帮助管一管?该我发言了,我毫不含糊、慷慨激昂地说道:
  “打人本来就是错误的,打参战的同志更是错上加错。我们班的意见是:‘警告’,‘严重警告’都太轻,至少应‘记过’一次!”
  别人发言时,都情不自禁地看看那位班长的脸,我看也不看。事后有人告诉我,那个班长扬言要告你,你要小心点。我说,他愿意告就让他去告吧,我就是豁上不提干,也得主持正义,不能违背良心。事后,我不能确定是那位班长告的我,但告状信确实出现了。
  那天,我和班里的同志一起正在保养车辆,连部通信员告诉我马上到团政治处找王凤胜干事一趟。我急忙赶到政治处,王干事拿出前不久的一张《前卫报》递给我说,有人向报社写信说你写的这篇稿子是假的,报社要求查实,你把有关情况写一写,对上好有个交代。
  我接过报纸一看,是我写的一篇反映我们连搞好战备教育的动态消息。这篇稿子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1979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上级从我们团抽调200名战士充实到前线部队参战,我们连分得了6个名额。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连里进行了战备动员教育。先是由连长、指导员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讲惩罚越南小霸的必要性,然后是参战代表发言,最后是以班为单位进行讨论。我想,这个活动很好,应该及时报道出去。但如果原原本本地写,照搬照抄,把实际工作复述一遍,肯定不行。因为全军所有连队都是这样搞的,不新鲜,必须选一个好的角度。为此,我进行了认真观察和了解,看到连里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四班战士杨日孔在班里座谈讨论时讲到,当年日本鬼对他们村进行扫荡时,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光他们家就有两位亲人被杀害。如果越南小霸的阴谋得逞,我们就会像当年的亲人那样惨遭蹂躏。指导员发现四班组织讨论得好,就在全连进行了宣扬,称用诉苦会的办法进行教育效果不错,激发了大家对敌人的仇恨,号召全连向四班学习。各班照此办理后,全连要求参战的情绪进一步高涨。根据这些情况,我提笔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55454部队舟桥连用开诉苦会的办法进行战备教育”。由于角度新颖,发出之后,《前卫报》在一版位置很快就给采用了。可以说,这篇稿子是完全真实的,一点假东西也没有。如果连里没有进行战备教育,或者说虽然进行教育了杨日孔同志没有这样发言,或者说虽然这样发言了连里没有推广,再或者说虽然推广了其他班没有这样做,那么这篇稿子是假的;问题是四班这样做了,指导员推广了,推广后全连效法了,效法后效果确实很好,为什么不能这样写呢?非要纯自然地叙述,一动员、二座谈、三总结,才是真的?可见,写告状信的这个人咱先不说他的动机、目的和出发点如何,至少说明他不懂新闻报道。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有人反映,就得做出回答。按照王凤胜干事的要求,我把上述情况写了写,然后叫连长、指导员过目;连长、指导员签字后交给了王凤胜干事;王凤胜干事找领导签字盖章后交给了王云良。据说王云良干事是这样做工作的:
  “听说你们要通报董攀山?”他连我写的那个说明拿也没拿,直接到《前卫报》社找到了有关领导。
  “如果那篇稿子是假的,我们就要通。”报社领导说。
  “稿子是真是假先不说,我只说明一个情况:他们团要提他了,现在报告已经打到了我们那里,你们要是不怕坏良心,就通吧!”
  《前卫报》属于军区政治部,我们属于军区司令部,司令部的人员司令部也就是王云良干事这里不同意通报批评,《前卫报》是不便通报的。就这样,此事不了了之,对我提干的事一点儿也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对人讲,我之所以能够提干,是因为摊上了好的直接领导,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不像后来那样到处买官卖官。这好的政治生态的营造,也有王云良干事的一份功劳啊!眼下,王云良干事又在生活上关心我,我自然有一种受宠若惊之感。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按时赴约。汲取以往的教训,我适当注意了一下外表:穿上了军装;没穿老头鞋,换上了皮鞋。趁对方还没来,王云良干事简单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说是这个女孩在济南市服装二厂工作,不是在车间,是在科室上班;不是夜班,是长白班。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将来结婚后照顾家庭是个问题。他还就见面时如何说话,离开时如何打招呼等细节问题,对我进行必要的教练。那表情,那动作,像抓工作一样严肃认真。
  说话间,有人敲门,估计是女方来了。王云良把门打开,一看,来了两个女的。进门落座后,王云良指着其中一位个头相对较矮的对我说,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小余,那位是陪同她来的;然后又指着我说,这位是小董,八团的新闻干事。待我们两个相互点头微笑示意后,他把双方重点是把我夸奖了一番,说我如何实在,能干。最后说,今天算是见个面,你们愿不愿意谈下去,回去以后考虑考虑,尽快给我回个话。
  王云良在作介绍时,我注意观察了对方一下,除了个头矮一点外,别的都还不错。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点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但究竟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了。
  待对方走后,王云良问我说,怎么样,你同意不同意?我连说两个同意。王云良哈哈大笑,说哪有你这么实在的,就是同意,也不能这么痛快,要说回去考虑考虑。我说,我要是不同意,也会当场说不同意的。你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干啥事都要痛快一些嘛,写报道、干工作是这样,谈恋爱、拉对象也不能黏黏糊糊的。
  第一次正式交谈是在八一广场进行的,就是现在的八一立交桥东北部和八一礼堂那个位置。那时的八一广场可真是个大广场,上面没有一点建筑物,就是一大块裸露的土地,连树木也没有几棵。在广场东南角的一棵老杨树下,我们见面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由于是夏天,都快晚上八点了,天还是很明亮。我看了看周围没有熟人,就抖着胆子在人家对面的石头上坐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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