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扬州行回来的第二天,大哥打电话给我,让我晚上七点半,到他家对面的小花园来,有要事商量。我当时挺纳闷的,问他什么事要晚上去?而且不是在家里说?他笑笑道,电话里不方便详谈,见面你就知道了。
  我满怀狐疑,但不敢怠慢,当晚7点前,就到达了他指定的地方。只稍等了片刻,就见大哥像一只龙虾一般弯着腰,提着一只白色的编织袋朝我走来,脸上全是汗。我忙迎了上去,玩笑道,大哥,你怎么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啥事情非要出来谈?
  大哥叹息了一声,说,没办法,你嫂子脾气,你是了解的,有些事情不能让她知道,只能我们兄弟之间商量。
  我忙问,啥事情这么紧张?
  大哥没吱声,抹了脸上一把汗后,松开编织袋的口,从里露出一件东西,我定睛一瞧,诧异道,这不是阿爸的棉大衣吗?你拿它来干吗?
  大哥又叹息了一声,约你出来,就是想要将这件棉大衣,暂时放在你那里,你看行吗?
  我心想,约我出来,就为这事情?真有点小题大做。但想归想,我还是忍不住说,哥,怎么不行?当初我跟你要,你还舍不得。不过,我不明白,为啥现在想起来要放我这儿了?
  唉,没办法,我房子马上要重新装修,宝珍今天在家里整理东西时,无意中将这件棉大衣翻出来,又直接扔进了垃圾箱里,问都没问我一声。幸亏我发现得早,将它重新找了回来。大哥解释。
  我有些诧异,不解地问:家里地方又不小,放一件棉大衣又能碍她什么事了?
  她就是这么个怪人,喜欢扔不顺眼的东西。这件棉大衣,我算收藏到位了,但还是被她翻出来。大哥无奈地摊着双手。
  宝珍是我大嫂的名字,听大哥这么一解释,我彻底无语了。我能说什么好呢?大嫂向来就是个洁癖,整天在家,不是打扫卫生就是整理衣物,几十年如一日,家里弄得跟宾馆似的,没有一件多余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好,阿爸生前的棉大衣放在我家里,也了去了我的心事,省得常常惦记它。我回到家,将棉大衣的事情跟妻子一说,妻子忿然道,大嫂怎么这样?谁家里没有一件老人的遗物?留着也是一个念想呀!她不要我要。于是,妻子将这件棉大衣放在了衣柜里。
  晚上临睡前,我将这件棉大衣又拿了出来,放在灯下仔细端详。只见这件棉大衣早已褪色,原先的藏青色已变白,只剩下淡淡的一点颜色。棉大衣的领子撕裂过,有被重新缝补过的痕迹,袖口留有蜂窝状的小洞,胸襟处还有一些淡暗色的血迹。棉大衣穿长至膝盖,厚重得很。式样是两排钮扣,连着帽子缝有束带,左右两只带盖的大口袋,胸口左右还各开着一只插袋,式样在当年还是挺新颖的。但这件棉大衣,放到今天已经不能穿着,倒不是过时,却是棉大衣的内胆已经严重泛黄,棉花已经失去弹性,怪不得大嫂要将它扔掉。
  这件棉大衣,就像一位年迈的老人,毫无保留地坦露在我眼前,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它,抚摸着它,仿佛要从它身上寻找当年那段难忘的岁月。
  
  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件棉大衣是阿爸1963年春节前,从外地带回家的,那年我才8岁。阿爸春节前因公出差,去东北长春一家机械厂修设备,由于很快排除了设备故障,厂方领导为了奖励阿爸,就送了他这件崭新的工作棉大衣。阿爸舍不得穿,怕弄坏了弄脏了,就请工人师傅用麻袋装着,抱在胸前,连夜乘火车,于小年夜晚返回上海。当我们兄弟妹妹5人,看见阿爸抱着这么大一个麻袋回来,都以为带了什么好吃的,非常兴奋。可一打开,发现居然是一件棉大衣,顿时很失望。这时候,母亲却高兴起来,拿着这件棉大衣,像捧着一件宝贝似的,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称赞阿爸,说阿爸总算替家里办了一件正事。
  母亲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阿爸因工作忙的原因,经常顾不了家。他往往是每月将工资交母亲就算完事,而母亲则要承担起抚养我们的全部责任,因此,母亲对阿爸多少有些怨言。而今晚,阿爸拿回来一件崭新棉大衣,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让母亲忘却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母亲之所以说解了家里的燃眉之急,是因为家里缺被子,急需添加一条被子。当年,家里老小一共七口人,但棉被只有3条。晚上睡觉,父母盖一条,老大老二盖一条,其余老三老四和妹妹,合盖一条。幼年的时候还勉强凑合,随着我们日长夜大,三人合盖一条被子的问题,就慢慢凸现出来。尤其妹妹,睡觉不老实,爱蹬被子,常常弄得我和小哥也睡不好觉,为此母亲总想着要增添一条被子。然而,家里的棉票和布票严重短缺,做衣服都不够,哪来有多余的?所以,母亲只能把气撒在阿爸头上。阿爸今晚拿回来一件崭新的棉大衣,无疑是解决了大问题。当晚,母亲就将妹妹与我们分开睡,单独给她盖了一条毯子,再在毯子上加盖了这件厚重的棉大衣,就这样,这件棉大衣一直陪伴妹妹,度过了两个冬天,直到攒足棉票和布票,买回一条新棉被为此。
  棉被问题虽然暂时解决了,但每到冬季,阿爸还是会白天穿着它去上班,晚上回家会将它脱下,压在我和小哥的脚下,说是给我们焐脚。那时候,尽管棉被已经基本够盖,但整个冬季也只有一条被子,为了御寒,睡觉时我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外衣,脱后盖在棉被上。自从有了这件棉大衣,我和小哥合盖的一条棉被暖和多了,再也不用担心半夜被冻醒。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我和小哥享受着阿爸给的这件棉大衣,大哥二哥感觉亏大了,因为他们没有享用过。于是,经常睡到半夜三更,大哥二哥,甚至连不缺被子的小妹,都偷偷来抢棉大衣。弄得兄弟和妹妹常常为争夺一件棉大衣,吵闹不休。到后来,阿爸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定了一条规定,兄弟四人每晚轮流使用棉大衣,妹妹不得使用。这样一来,才算和平解决问题。直到现在,每逢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只要提起小时候半夜抢棉大衣的事情,大家都会笑个不停,笑后又感慨不已。
  
  三
  前面所叙这件棉大衣的胸襟上,留有淡淡的血迹,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1968年冬天说起。因工作需要,阿爸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改行做起了政工工作,1965年又被上级任命为单位的党委副书记。就是因为这工作角色的转变,让阿爸在文革中蒙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1967年春节后,阿爸被公司文革领导小组革职,并下放监督劳动,每天拿着扫帚扫厂区垃圾。如果就这样拿着扫帚扫垃圾,倒也罢了,可现实没那么简单。根据厂里造反派的规定,阿爸还得每天上午到造反派领导小组那里作早请示,傍晚下班还得去作晚汇报,认真检查自己一天的行为。每周还要写一份思想小结,深挖自己思想里的毒瘤。于是,阿爸整天疲于奔命,弄得全家也不得安宁。尽管这样,阿爸还没遭受皮肉之苦。最遭罪的是从1967年冬季开始,公司文革领导小组,突然将包括阿爸在内的,原党委书记、厂长、工会主席等人,统统关押在一所小学教室里,隔离审查。审查什么呢?我母亲实在弄不明白。历史上,阿爸和母亲一样,都是贫下中农,根红苗正,根本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到最后才弄明白,阿爸问题出在和原党委班子那些人,同属“保皇派”,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项罪名不轻,直接把我阿爸等人隔离审查。审查理应归司法部门,可那时候,都是造反派说了算。从关押审查的这天起,阿爸就遭受了非人的待遇,时常拉出去,戴上高帽子,胸前挂着块牌子,在厂区和外面到处游街。不游街的时候就审讯,而审讯的手段很野蛮,掴耳光、勒脖子、拳打脚踢,逼你承认这些不实罪名。阿爸就是在这时候遭罪的,他所穿的这件棉大衣,胸襟前洒了许多从鼻子嘴唇流出来的血。然而,为了遮人耳目,那些审讯的人,逼迫我阿爸用舌头去舔棉大衣上的血,舔干净了才能休息。阿爸只能听从,拼命用舌头去舔,用唾液去化开那些血迹,直到这些人认可了才罢休。
  阿爸遭迫害的事,母亲一直蒙在鼓里,只知道厂里人告诉她,他因工作忙,要一直住在厂里。直到1968年春节前夕,出于人道,有关方面总算允许家属去探望,母亲才知道阿爸被隔离审查的事。母亲诧异隔离审查,棉大衣上怎么会有淡淡的血迹?阿爸不敢说实情,只能编个谎言搪塞过去。1968年的5月,隔离审查结束,阿爸随同一批人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所有的物品不能带去,因此,阿爸只能将棉大衣等物品,一并交给前来送别的母亲,母亲才知道棉大衣上的血迹真相。阿爸告诉母亲,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每天都要被审讯人员掴耳光,棉大衣胸襟前的血迹,就是这样形成的。
  
  四
  1969年春节过后,上海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作为劳改犯的家属,我大哥二哥自然逃避不了。街道办发来通知,让我大哥和二哥在大兴安岭,和江西余江之间作出选择,三月初必须去插队落户。说是选择,等于是勒令。阿爸身在农场没办法回来,母亲只能和哥俩商量,在两地之间,最终选择了去江西余江,因为江西比大兴安岭近多了,还属于南方,冬天应该不会太冷。江西余江县,也曾经是国内吸血虫病发病的重灾区,五六十年代,在各级政府的治理下,吸血虫病逐步被消灭,毛主席曾经为此写下了著名的诗词《七律•送瘟神》,所以哥俩也动了心。余江定下来后,第二天一大早,街道知青办,就拿来了上山下乡的光荣榜,以及迁户口的通知书。我记得当年3月5日下午,大哥二哥就乘上了去江西余江的火车,哥俩随身各带一个旅行包。大哥身上披着的就是阿爸的棉大衣,而二哥披着的是一件新买的棉袄。本来,二哥是想要这件棉大衣的,因为棉大衣毕竟要比棉袄暖和些,可他看见棉大衣上有血迹,成色也不好,于是就让母亲买了新棉袄。
  哥俩去江西余江插队落户后,每隔两年才能回沪探亲。第一次探亲是春节前的小年夜,他俩各提着一条大青鱼,和当地一些土特产回来,把母亲乐得都合不拢嘴。第二次探亲是春节除夕到家,其他携带的东西基本没变,就是母亲发现哥俩身上穿的衣服,有些不对劲。大哥穿的那件棉大衣,领子有些歪斜,好像修补过,而二哥身上穿的棉袄,似乎不是原先买的,是只有农村人穿的那种黑色的老款,而且非常土旧。在母亲的追问下,大哥才道出了实情。
  原来,去江西余江插队的第二年,二哥染上了酒瘾,他染上酒瘾主要跟周围环境有关。当地农民都喜欢喝自制的土酒,加上冬天农活少,闲着没事的时候,知青点的一些知青,常常结伴去当地人家找乐子,其中就有我二哥。他们发现农家的土酒不错,就经常买点回来喝,这时间一久,二哥就离不开酒了,千方百计都要想办法弄点酒喝。到最后没钱买酒,二哥就打起了自己穿的那件棉袄的主意,因为当地有些农民,很喜欢上海的棉袄款式,他就以3块钱的价格卖了出去。接着,没多少日子,他又偷偷拿了大哥的那件棉大衣,以4块钱的价格,抵了所欠人家的酒钱。大哥对这事一直不知情,因为那时候还没到穿棉衣的季节。直到12月份,他才发现阿爸的那件棉大衣不见了。在他一次次的追问下,二哥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情。为这件棉大衣,哥俩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棉大衣的领子,就是在那次冲突中撕坏的。后来,还是在知青点班长的调解下,最终大哥以原价,从当地人那里拿回了棉大衣。尽管大哥因棉大衣事情弄得很不开心,好些日子哥俩都没说话,但当看见二哥冬季没了棉袄,冻得像个猴似的,他还是想方设法,从当地人那儿买了件旧棉袄给他。
  1979年5月,哥俩按政策返沪,结束了10年的上山下乡历程。二哥用旅行袋装回好几瓶当地的白酒,大哥却什么都没带,只带回来阿爸的这件棉大衣。当母亲打开旅行袋,看见棉大衣,不由得老泪纵横,喉咙一直哽咽着。
  阿爸当天还在单位上班,晚上回来,看见棉大衣很是吃惊。他没想到都16年了,大哥依然穿着那件棉大衣,并且将它带回家,百感交集,不住地擦着眼泪,他紧紧地拥抱着大哥,却什么话都没说出来。
  大哥回来之后,将棉大衣归还给了阿爸,阿爸每到冬天,就将它当作小被子压在脚下,一直到他因病去世。
  阿爸病故后,母亲根据老家习俗,欲将这件棉大衣烧给天上的阿爸,却被大哥夺了下来。大哥说,烧什么都可以,唯独这件棉大衣不能烧,我要留着纪念。于是,大哥将这件棉大衣带回了自己的家,一直收藏至今。
  如今,这件棉大衣在我橱柜里收藏着,我不知道大哥是否会将它拿回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兄弟姐妹对父母的感情是永恒不变的,无论在谁家放着,都不会丢弃了它,因为看见这件棉大衣,就仿佛看见了阿爸,永远忘不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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