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言有理,转眼间,离开老屋已三十多年了。然而老屋已深深地印刻在脑海中,永远不能消失。
  老屋在陕西蒲城县一个村庄,那个即便现在看来仍然感觉有些落后的地方,可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是我的最爱。
  村子是东西走向,从南到北建造六排房屋,我家在最南边那一排偏西位置。印象中老屋院子围墙是厚厚的土墙,房子是土坯墙,大梁檩条撑起屋架,椽子密密铺设,上面坐一层和了麦秸的泥,厚厚的,泥上排躺着青色的瓦片。年月久了,青色的屋瓦便褪去青色,瓦缝间生出许多高高矮矮大大小小胖瘦不一的瓦松,远远地,逗引着城里来客的目光。围墙因为雨水的冲刷,会有很多凸起的一溜一溜的竖棱,小孩子伸手即可触及,用指甲扣下来,接在手心,捏碎成面,细细的、绵绵的,摸上去,像婴幼儿爽身粉。如果谁不小心蹭破了手,在伤口处撒上薄薄一层土,就会立即止住血,止住痛。那种土,是阳光和雨水滋养的,有灵性。不知道后来人们所说的观音土是不是跟这作用一样。
  老屋前门北开,后门南开。分家后,屋子被一堵墙从中间拦腰截断,三大(父亲的弟弟)家出南门,我家出北门。祖父祖母跟三大住在一起,后来为了方便祖母和母亲拉话,在墙中间掏了一孔方洞,有三块砖摞起来那么大。从这个洞口,刚好可以看见彼此的脸,也可以递过去一些吃食。
  三大那边有两间卧室,祖父祖母住在西南角,三大三娘住在东北角。祖父祖母的卧室,门北开,窗南开,里面总是亮堂堂的。早晨,阳光从窗户射进来,一丝丝一缕缕,柔柔地暖暖地亲吻着床单。床单是自家纺织染色的纯棉布做的,红白条纹状或黑红白方块样。祖母的床单永远那么平平整整,连一丝皱折都没有。即便调皮的阳光拨弄,它也安安静静地,稳稳当当地贴着褥子,像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农民一样沉静。褥子下面是光溜溜的白亮亮的炕席,苇子编织的。祖母有时候会把一些散碎的纸币压在那儿,一角,两角,五角,方便摸牌时取用。炕席下面是不大也不高的炕,老人上下很方便。炕门在外面墙角处,冬天,人们会把玉米杆玉米芯等柴禾塞进炕洞,然后用麦秸引火点燃,从里面就钻出青烟来,赶紧堵住洞口,烟就会被烟囱吸上去,高高地,袅袅地在空中飘扬。夕阳西下,家家户户屋顶都冒出青烟,它意味着炕主人会睡个安稳觉,做个甜蜜梦。
   我印象中的祖母,永远那么美丽,那么干净,那么整洁,那么慈爱。老屋的故事,就从祖母讲起吧。
  记不清是哪位老人,他应该早已故去了吧,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时祖母家日子很清苦,但是祖母长得俊俏可人,被缠过的一双小脚,走起路来袅袅婷婷。凡是见过她的人都会留下深刻象。有个有钱人家的浪荡子某一天偶然见到祖母,便一见倾心,回家后就着媒人来求亲。祖母的父亲在惊惧中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答应吧,那是个浪荡子,会害了自己女儿,不答应吧,那人可惹不起,不定后面会闹出什么乱子。慌乱中随口说道:“我女子已经有婚约了。”媒人问:“是哪家?”祖母的父亲不语。媒人逼问:“是哪家?给几个钱让他们退了这门亲事!”祖母的父亲一时着急,便随口说道:“杨家……杨家……四公子。”媒人一听,便道:“若真是杨家,那就当我没来过,可若是你哄骗了我,那有你好果子吃!”媒人撂下这句话,便愤愤然扬长而去。
  祖母的父亲为难了,其实他是着急了随口说的,压根没有这回事。当时也只有杨家能压住他。可现在怎么办呢?他倒是真想把女儿嫁到杨家,杨家是大户人家,又是慈善之家,在当地威望很高。可人家怎么会娶自家的女儿呢?小门小户,没有见识。压根门不当户不对呀!但话已说出口,祸已闯下,也只有拼着老命去杨家求宽恕了。于是他收拾收拾,便硬着头皮去了杨家。曾祖父并没有责怪他,他让人打听,得知祖母长得俊俏,又心地善良,且心灵手巧,便同意了这门亲事。就这样,祖母因祸得福嫁入豪门。当然,不是我所说的老屋,老屋是祖父祖母婚后几十年后响应国家政策迁移到那儿的,它很简陋。他们原本在华阴县。
  祖父那时在甘肃兰州,开了一个中药店,婚后便把祖母接了过去。后来大伯和父亲都在兰州上学。父亲是上大二时被迫回乡的。那时祖父被定为资本家,勒令关门停业,下放农村,在队里饲养室喂牛马。政策落实后,祖父被平反,也有了退休金。
  祖母本来出身贫民,嫁的又是慈善人家,她便很同情穷人,经常接济穷亲戚,对村里人乐善好施。村子里有个疯子,据说他上学时很聪慧,但升学之路并不顺畅,后来就疯了。我们小孩子见他都很怕,远远看见就急忙躲开,生怕被他抓住暴打一顿。疯子毫无顾忌地在村子乱跑,见到啥拿啥——他是个财迷疯子。也是,当时都穷,缺衣少食,谁不爱财呢?可他到我们家来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疯,每一次祖母都给他很多东西,他走的时候,必定给祖母鞠躬,必定是一步步退着出门的。
  那时候,村里经常有外地来的乞丐,每当他们到我家来讨饭时,祖母都会端出饭食给他们吃,从没让他们空手走过。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卖唱艺人,他是盲人,会拉二胡,带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是他女儿。她又瘦又黑,一点儿也不漂亮,但是唱歌很好听,嗓子又脆又甜,我喜欢她。记得祖母给她洋糖吃,还送她几件我的漂亮衣服。他们在我们村呆了几天,就住在爷爷的饲养室,我天天去找她玩。后来她跟她爸爸走了,到别的村去卖唱,我很是不舍,含着泪,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村头。
  好几天,我都在想她。我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很难过。她家为什么没有钱呢?还有,怎么会有那么多乞丐呢?
  后来我突然想做乞丐,便告诉堂哥红利:“哥哥,我想做乞丐。”红利哥并不吃惊,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啊好啊!咱俩一起假扮乞丐讨饭吧!”
  说干就干,我们找了两根树枝,一人拄一个,虽然觉得拄着是个累赘,也不知道那些乞丐为什么总喜欢拄根棍,大概拄根棍更有底气吧,或者还能用来打狗,谁知道呢,反正要做乞丐,那就必须有棍。没有破碗,干脆不要了,我们不要饭,只要馍馍,不需要碗。我试着拄着棍子走了几步,让红利哥看,问他:“哥哥,像吗?”“还不太像,”他看着我说,“对啦,我们得把衣服弄脏,给脸抹上泥土,头发上撒几根麦秸。那样就像了。”装扮好了。可是从哪家开始要呢?我们犯愁了。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别的家都不靠谱,因为我们见过乞丐总是空着手从很多家出来,什么也没要到,只有祖母,每次都给乞丐东西吃,于是我们决定,在自家要。
  大门闭着,祖母这个时候在搓烟卷吧?她喜欢抽自己卷的旱烟。一张小方桌,一个小板凳,一沓潮潮的烟叶,一双纤细的手,一个漂亮的祖母,一只乖巧的橘猫……或者在梳她那乌黑发亮的头发吧?祖母不像村里那些老妇人,她们头发都是花白的,干巴巴的,乱蓬蓬的,像枯草,上面简直能做鸟窝,祖母头发乌黑发亮,总是梳得一丝不乱,攒一个卷,用头发套网住,套在脑后。她喜欢一个人坐在后院梳头发。那一头乌黑的长发,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像叠起来晾挂在绳子上的黑缎子,好看极了。(直到七十岁去世时,祖母的头发都是乌黑发亮的,很神奇吧?如今二姑也七十岁了,她的头发跟祖母一样黑而亮)祖母总是把梳下来的头发揉成一团,塞在墙缝,等攒到一大团时,村子里来了货郎,用来换针换线换顶针或者换米花糖给我们吃。
  我们俩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喊道:“大娘大娘打发点!”喊着喊着眼泪就出来了,那些乞丐的可怜样子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还有我喜欢的那个唱歌的小女孩。红利哥看我哭了,他也哭起来,我们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叫门:“大娘大娘打发点,大娘大娘打发点……”
  过了好一会,门开了,祖母一手端着一碗饭,一手拿着两个馍,碗冒着热气,馍金黄金黄(黄玉米面做的)。“可怜的娃,快吃吧!”祖母竟然没认出我们俩!我俩也真正进入角色,觉得自己就是乞丐。
  后来祖母认出了我们,搂着我俩,我们仨都哭了。
  祖母的善良传递给了姑姑们。我家成分不好,大姑嫁到贫农家。大姑父家兄弟姐妹七八个,大姑父是老大。人常说长嫂如母,大姑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大姑父的那些弟弟妹妹,这个娶亲,那个出嫁,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大姑一手操办。小姑子去外地打工,孩子没人照看,大姑一手帮她带大儿子,毫无怨言。二姑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她看病无论白天黑夜,只要有人叫,哪怕是冬天的半夜三更,她也冒着严寒去。医药费都是平价,从不多收钱。给不起钱的,小姑就免费给治疗。除了看病,小姑还要料理家务,又得去地里干农活。小姑父的弟媳因病去世后,他弟弟没有再娶,他们的小儿子,那时才三四岁吧,就一直在小姑家吃住,小姑把他养大成人,又给娶了媳妇。公公婆婆也是她照看。小姑从不抱怨。姑姑们和奶奶一样,赢得人们的好评,在村里威望很高。
  祖母的善良赢得了媳妇们的尊重。母亲很敬爱祖母。每次做改样饭,都要我们去请祖父祖母。这是我最喜欢干的事。做饭前,我就跑到三大家,先到厨房告知三娘,然后又蹦蹦跳跳地到祖父祖母跟前,告诉他们来我家吃饭。等饭快做好时,母亲才让大哥去请。大哥郑重其事地去,很庄严的把祖父祖母请来。
  祖母是很讲究的人,即便到儿子家吃饭,她也必是盛装打扮。在晚辈面前,她总是既威严又慈爱的。就是平日村里有人请她去打牌,她也必定打扮好了再出门。她的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乱,她的衣服,永远穿得那么得体,大小刚好,样式时髦。她只穿母亲做的衣服,其他人做的,送给她时,她也只是当着人家的面,瞅一眼,摸一摸,说声“费心”,便再也见它不着了,要么压箱底要么送人。
  祖母的衣服,是母亲量身定做的。母亲是裁缝,也是当时的“服装设计师”,她是在西安市学过好几年裁缝的。母亲根据城里人的穿衣风格给祖母做衣服,选料也讲究,做工更不必说。做出来自然大小合适,样子时髦,又极其符合祖母的性格,衣服和祖母相得益彰,衬托得祖母更有身份,祖母自然欢喜。
  只可惜直到去世,祖母也没有实现回老家的愿望。返乡后,父亲把祖母的照片带回华阴,供在祖先堂。祖父那时还健在,父亲母亲请他跟我们一起住,他只住了十多日,终因祖母已葬在蒲城,又回到三大家。
  祖母虽然已逝多年,老屋也重新翻修一新,可她的美丽、善良和慈爱,也像老屋一样,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老屋的故事,没讲完,也永远讲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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