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把子，是他的外号。
我认识他时，是在七十年代，十多岁的时候。所谓认识，当时也只是我认识他，但是他不一定认识我。即便认识，他恐怕也只是知道我是谁的弟弟。于他，我也是只知道他的外号，却不知道他的名和姓。只知他是前村的，与我不在一个村子。
一个冬天的日子，他与我们村的一个外号叫做瓦西里的半大小子一起打台，我就是在那天认识他的。
那瓦西里个头很大，白净的脸上满是雀子，一头的黄发，永远合不上的嘴，露着一口的大黄牙花子，嘴角边总是流着很长的涎水。他则很瘦，塌着个背，细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壳，头发剪得极短，俗称秃老亮。一对儿又大又尖的耳朵挂在脑壳两边，两道粗粗的浓眉，鼻子下面总是拖着两条黄白色的“瘦蚕”。他的嘴巴也是永远合不上，露出两扇像蚂蚱牙齿一样的门牙。当时他俩之外围了好几个半大小子，我同其他人一样，围在边上看着热闹。当时我很惊讶，他怎么敢与这瓦西里打台？瓦西里要大他好几岁。
所谓打台，就是双方画一条界线，在指定的地方，用稍粗的树棍把对方的树棍打出界外，赢者将输的一方出界的树棍据为己有，那台，指的就是双方所用的树棍。台太轻不行，是打不动对方台的；台太重也不行，会让人失去打的准头。男孩子打台，比的是准头和力道。
也许是他经常玩这游戏的缘故，也许是他那天的运气超好，不一会的功夫，他就把我们村的瓦西里赢得两手空空，堆在他脚下的树棍有十几枝，虽然他比那瓦西里的个头小得多。
瓦西里眼见得他赢了自己，脸上挂不住劲，便气气的，嘴里流着涎水，骂道：“你个王八犊子就能玩过我？肯定你打搅赖，你的台放得太远！不中，把台都给我来！”说着，上前将他脚下的树棍全部抱走。他上前理论，被瓦西里一脚踢在裆部。他吃了痛，“哇”地一声蹲下去大哭。见他哭了，瓦西里却并没有就此罢休，临走恶狠狠地一脚将他踹翻，骂道：“你个歪把子！”便大踏步离去。从那，我知道了他的外号——歪把子。
我不知道人们为何称他歪把子，是长相，还是身形？我无从得知，并且再见到他的时候，心里也认定他就是歪把子，而从未想过他的学名或是小名叫什么。因为无论是听闻，或是眼见，他都被人称作歪把子。
别的孩子挨了打或是受了别人的欺负，总会叫来自己的哥哥，或是自己的父亲。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帮他出过头，因为他就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也不在家。
听人说，他的父亲是在煤矿上班的，常年在外面，他的妈妈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家一起生活。我曾见过他身体单薄母亲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到供销社为他的父亲买酒。
那年代，煤矿工人的劳动保护不像今天这么好，所以很多煤矿工人总觉得要珍惜当下，指不定哪天就再也吃不到食堂明天的饭了。所以今天啃个烧鸡，明天就喝顿大酒。他的爸爸也不例外。
那年头能啃得起烧鸡喝得起酒的人，绝对是很少很少的。他家里六口人，他母亲在生产队里又挣不了多少工分。因此，那时虽然他家有一个在煤矿上班的，但是剩下的钱可能也不多，日子过得并不比别人家好，因为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穿的几乎和我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歪把子一直是以一个偷儿的形象存在。我曾听人说他经常去生产队的玉米地里偷偷啃食青玉米，被生产队护秋的人逮住了打；也曾听人说他在夜里将生产队豆腐坊北窗子的铁丝网用钳子剪下，进去将泡好的黄豆偷回家，清晨的时候把黄豆晾晒到自家房顶上，结果被邻居看到了，举报到队上。我不知道他是否将胖胖的金黄豆子放进嘴里磨出乳白的豆浆，然后和豆渣一起吞进辘辘的饥肠，也不知道他的妈妈是否将他拿回去的那些泡得发胀的黄豆煮了些给他的弟弟妹妹们吃。我只是后来听人说生产队长带人去他家将他打了一顿，又上房收回了豆子。毕竟那些豆子，属于整个生产队的。说实在的，听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希望那收走的豆子被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吃过一些，最好是煮熟后放上一点点酱油吃的，那样会更加好吃些。因为母亲每年煮酱块时，总会为我弄上那么小半碗，淋上一点酱油，吃在嘴里，便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耳听的，总是为虚；眼见的，确是事实。我曾经见过他偷窃，一次是偷梨，一次是偷石子。
他偷梨子，不是到树林子里，而是在大马路上。那是一个初冬，我在马路边玩，总爱在那种解放牌卡车经过后，上前闻一闻汽车留下的那股汽油味。就在一辆满载着几十筐梨子的马车经过时，我见他从旁边快步跑到马车的后面，轻轻一跳，手就抓住了揽车的粗绳。接着，他的双脚缩上去，蹬在别的筐子的边上。他灵巧得很，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猴子，攀在一堆高大的梨筐后面。那时的马路还没有铺上沥青，马车的速度不是很快，加之堆得很高的梨筐，赶车的人很难发现马车的后面攀吊着一个他。只见他用力把缝梨筐盖的细绳弄松，将梨筐盖的边缘扒开一个小口，从里面掏出金黄的梨子来。一边掏，一边往怀里送。许是觉得差不多了，他跳下马车，从怀里掏出一个梨子来，咬了一口，呲着他那两扇板牙，冲我做了个得意地鬼脸，小跑着，走了。那个时候，我也很想吃那梨，可是我不敢扒那马车，我怕赶车人那脆响的鞭子，更怕回家被父亲知道后在大腿里子上拧上几圈的大手。
稍大一点后，我和哥姐，还有许多人，一起在石场的边上砸石子。他也在砸石子的人们当中。
石子，是我们村的副业，由我的父亲主管，另一个我唤作舅爷的人记账。我们大家把砸好的一定规格的石子，用抬筐称量，一抬筐称作一斗，一斗价值四毛钱。那时候我们姐弟每天都能砸出五六斗。每天我家能有两元多的进账，把我父亲欢喜的了不得。要知道，那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值也就是两三毛钱。
砸石子，我每天都起很早，穿过村子，快步走过一片很大的坟地，再走四里多路，来到西山的采石场。为的是能够捡一些昨天晚上工人放炮炸出来的碎小的石渣，那样砸起石子一来省些气力，二来劳动成果也会随之增多。
有一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我就到了山上。正当我专注地捡拾着石渣的时候，突然寂静的石场边上响起“哗哗”的声音。我吓坏了，站到一块巨石上望向四周。星光下，只见公家的大石子堆边，有一个黑影，像一个熊瞎子一样，慢慢地趴在石子堆上，“哗哗”地扒弄着。一会，这黑影便又像熊瞎子一样把沉甸甸的东西用了一个筐子抱到离石子堆很远的地方。偷石子的！我心里一惊。可是我没有胆量下去看看那个黑影到底是谁，我更怕那从公家石子堆上偷石子的人被我撞破误以为我管闲事而打我。虽然我在小学课本上学习过《刘文学》这篇课文，但是我没敢吭声，只是故意在捡拾石渣的时候弄出点大的声响，希望那个黑影能够听到并停止自己偷窃的行为。
果然，一会之后，一个人站到了我的对面，我一看：原来是他！只见他手里拿个筐子，讨好地对我说：“哎呀，你这早？”接着他又自我解嘲似的说“我还想着今天能捡到点石渣呢，又来晚了！”然后走向一边，装模作样地捡了一会石渣。
天大亮了。我在运送石渣到自己的料台时，特意绕远看了一下他的料台旁，足有一抬筐的石子已经赫然坟起。
他偷公家石子这件事我没有告诉给别人，也没有告诉我的父亲。我想，既然他知道了我天天早去采石场捡拾石渣，肯定也知道我会帮着父亲照看着那大石子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果真没有再偷公家或是别人的石子。
我的父亲右派被平反后，我又复了学，两年后又考上了师范。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后来听人说，他因小偷小摸被人送了公，吃了几年牢饭才出来。
他之所以蹲监狱，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受的教育不够，才养成小偷小摸的习惯，以至于触犯了刑律。其实，那个年代的人，大家都曾历经贫困。但是，贫困并不是我们学坏甚至去偷窃、堕落的理由。所谓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过的理由。但无论咋过，都得遵循法度。
再见到他时是二十多年前，一次我从城里回老家，在路上碰到他。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正在他们村口送亲戚。原来那天他大婚。他看见我路过，老远向我打招呼。到了跟前，他递给我一支烟，叫着我的行称：“老三，大哥今天结婚，来，抽着。”原来他早就知道我，而且知道我行三。我赶忙向他道喜，问过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娶了同村算卦的任老先生的侄女，我同学最小的妹妹。
光阴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前两天在饭店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我碰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正给客人上菜。问及他的近况，得知他在他叔伯弟弟的厂子里做工，月入半万，而且他的姑娘已经出嫁，他也做了姥爷。
很高兴他有这么好的结局。人行走在路上，裤管上难免会粘上灰尘。哪个人小时候鞋子没有踩上过粑粑啊？粘上了灰尘，用笤帚奋力扫去便是；踩上了粑粑，用心洗去，穿上继续前行。社会与时间，会教育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地生活。
美好的生活，都应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已经做了姥爷的他在厂里做工，妻子在饭店做服务员。夫勤妻劳，他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晚年生活。
读到这里，你可能急了，会问：整了半天，他是谁啊？
他啊，就是你们村的歪把子永义啊！
我认识他时，是在七十年代，十多岁的时候。所谓认识，当时也只是我认识他，但是他不一定认识我。即便认识，他恐怕也只是知道我是谁的弟弟。于他，我也是只知道他的外号，却不知道他的名和姓。只知他是前村的，与我不在一个村子。
一个冬天的日子，他与我们村的一个外号叫做瓦西里的半大小子一起打台，我就是在那天认识他的。
那瓦西里个头很大，白净的脸上满是雀子，一头的黄发，永远合不上的嘴，露着一口的大黄牙花子，嘴角边总是流着很长的涎水。他则很瘦，塌着个背，细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壳，头发剪得极短，俗称秃老亮。一对儿又大又尖的耳朵挂在脑壳两边，两道粗粗的浓眉，鼻子下面总是拖着两条黄白色的“瘦蚕”。他的嘴巴也是永远合不上，露出两扇像蚂蚱牙齿一样的门牙。当时他俩之外围了好几个半大小子，我同其他人一样，围在边上看着热闹。当时我很惊讶，他怎么敢与这瓦西里打台？瓦西里要大他好几岁。
所谓打台，就是双方画一条界线，在指定的地方，用稍粗的树棍把对方的树棍打出界外，赢者将输的一方出界的树棍据为己有，那台，指的就是双方所用的树棍。台太轻不行，是打不动对方台的；台太重也不行，会让人失去打的准头。男孩子打台，比的是准头和力道。
也许是他经常玩这游戏的缘故，也许是他那天的运气超好，不一会的功夫，他就把我们村的瓦西里赢得两手空空，堆在他脚下的树棍有十几枝，虽然他比那瓦西里的个头小得多。
瓦西里眼见得他赢了自己，脸上挂不住劲，便气气的，嘴里流着涎水，骂道：“你个王八犊子就能玩过我？肯定你打搅赖，你的台放得太远！不中，把台都给我来！”说着，上前将他脚下的树棍全部抱走。他上前理论，被瓦西里一脚踢在裆部。他吃了痛，“哇”地一声蹲下去大哭。见他哭了，瓦西里却并没有就此罢休，临走恶狠狠地一脚将他踹翻，骂道：“你个歪把子！”便大踏步离去。从那，我知道了他的外号——歪把子。
我不知道人们为何称他歪把子，是长相，还是身形？我无从得知，并且再见到他的时候，心里也认定他就是歪把子，而从未想过他的学名或是小名叫什么。因为无论是听闻，或是眼见，他都被人称作歪把子。
别的孩子挨了打或是受了别人的欺负，总会叫来自己的哥哥，或是自己的父亲。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帮他出过头，因为他就是家中的老大，他的父亲也不在家。
听人说，他的父亲是在煤矿上班的，常年在外面，他的妈妈领着他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在家一起生活。我曾见过他身体单薄母亲带着他的弟弟妹妹到供销社为他的父亲买酒。
那年代，煤矿工人的劳动保护不像今天这么好，所以很多煤矿工人总觉得要珍惜当下，指不定哪天就再也吃不到食堂明天的饭了。所以今天啃个烧鸡，明天就喝顿大酒。他的爸爸也不例外。
那年头能啃得起烧鸡喝得起酒的人，绝对是很少很少的。他家里六口人，他母亲在生产队里又挣不了多少工分。因此，那时虽然他家有一个在煤矿上班的，但是剩下的钱可能也不多，日子过得并不比别人家好，因为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穿的几乎和我一样。
在我的印象里，歪把子一直是以一个偷儿的形象存在。我曾听人说他经常去生产队的玉米地里偷偷啃食青玉米，被生产队护秋的人逮住了打；也曾听人说他在夜里将生产队豆腐坊北窗子的铁丝网用钳子剪下，进去将泡好的黄豆偷回家，清晨的时候把黄豆晾晒到自家房顶上，结果被邻居看到了，举报到队上。我不知道他是否将胖胖的金黄豆子放进嘴里磨出乳白的豆浆，然后和豆渣一起吞进辘辘的饥肠，也不知道他的妈妈是否将他拿回去的那些泡得发胀的黄豆煮了些给他的弟弟妹妹们吃。我只是后来听人说生产队长带人去他家将他打了一顿，又上房收回了豆子。毕竟那些豆子，属于整个生产队的。说实在的，听说这些的时候，我的心里真的希望那收走的豆子被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吃过一些，最好是煮熟后放上一点点酱油吃的，那样会更加好吃些。因为母亲每年煮酱块时，总会为我弄上那么小半碗，淋上一点酱油，吃在嘴里，便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耳听的，总是为虚；眼见的，确是事实。我曾经见过他偷窃，一次是偷梨，一次是偷石子。
他偷梨子，不是到树林子里，而是在大马路上。那是一个初冬，我在马路边玩，总爱在那种解放牌卡车经过后，上前闻一闻汽车留下的那股汽油味。就在一辆满载着几十筐梨子的马车经过时，我见他从旁边快步跑到马车的后面，轻轻一跳，手就抓住了揽车的粗绳。接着，他的双脚缩上去，蹬在别的筐子的边上。他灵巧得很，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猴子，攀在一堆高大的梨筐后面。那时的马路还没有铺上沥青，马车的速度不是很快，加之堆得很高的梨筐，赶车的人很难发现马车的后面攀吊着一个他。只见他用力把缝梨筐盖的细绳弄松，将梨筐盖的边缘扒开一个小口，从里面掏出金黄的梨子来。一边掏，一边往怀里送。许是觉得差不多了，他跳下马车，从怀里掏出一个梨子来，咬了一口，呲着他那两扇板牙，冲我做了个得意地鬼脸，小跑着，走了。那个时候，我也很想吃那梨，可是我不敢扒那马车，我怕赶车人那脆响的鞭子，更怕回家被父亲知道后在大腿里子上拧上几圈的大手。
稍大一点后，我和哥姐，还有许多人，一起在石场的边上砸石子。他也在砸石子的人们当中。
石子，是我们村的副业，由我的父亲主管，另一个我唤作舅爷的人记账。我们大家把砸好的一定规格的石子，用抬筐称量，一抬筐称作一斗，一斗价值四毛钱。那时候我们姐弟每天都能砸出五六斗。每天我家能有两元多的进账，把我父亲欢喜的了不得。要知道，那时我们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值也就是两三毛钱。
砸石子，我每天都起很早，穿过村子，快步走过一片很大的坟地，再走四里多路，来到西山的采石场。为的是能够捡一些昨天晚上工人放炮炸出来的碎小的石渣，那样砸起石子一来省些气力，二来劳动成果也会随之增多。
有一天早上，天还没有大亮我就到了山上。正当我专注地捡拾着石渣的时候，突然寂静的石场边上响起“哗哗”的声音。我吓坏了，站到一块巨石上望向四周。星光下，只见公家的大石子堆边，有一个黑影，像一个熊瞎子一样，慢慢地趴在石子堆上，“哗哗”地扒弄着。一会，这黑影便又像熊瞎子一样把沉甸甸的东西用了一个筐子抱到离石子堆很远的地方。偷石子的！我心里一惊。可是我没有胆量下去看看那个黑影到底是谁，我更怕那从公家石子堆上偷石子的人被我撞破误以为我管闲事而打我。虽然我在小学课本上学习过《刘文学》这篇课文，但是我没敢吭声，只是故意在捡拾石渣的时候弄出点大的声响，希望那个黑影能够听到并停止自己偷窃的行为。
果然，一会之后，一个人站到了我的对面，我一看：原来是他！只见他手里拿个筐子，讨好地对我说：“哎呀，你这早？”接着他又自我解嘲似的说“我还想着今天能捡到点石渣呢，又来晚了！”然后走向一边，装模作样地捡了一会石渣。
天大亮了。我在运送石渣到自己的料台时，特意绕远看了一下他的料台旁，足有一抬筐的石子已经赫然坟起。
他偷公家石子这件事我没有告诉给别人，也没有告诉我的父亲。我想，既然他知道了我天天早去采石场捡拾石渣，肯定也知道我会帮着父亲照看着那大石子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果真没有再偷公家或是别人的石子。
我的父亲右派被平反后，我又复了学，两年后又考上了师范。所以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后来听人说，他因小偷小摸被人送了公，吃了几年牢饭才出来。
他之所以蹲监狱，我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受的教育不够，才养成小偷小摸的习惯，以至于触犯了刑律。其实，那个年代的人，大家都曾历经贫困。但是，贫困并不是我们学坏甚至去偷窃、堕落的理由。所谓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过的理由。但无论咋过，都得遵循法度。
再见到他时是二十多年前，一次我从城里回老家，在路上碰到他。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正在他们村口送亲戚。原来那天他大婚。他看见我路过，老远向我打招呼。到了跟前，他递给我一支烟，叫着我的行称：“老三，大哥今天结婚，来，抽着。”原来他早就知道我，而且知道我行三。我赶忙向他道喜，问过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娶了同村算卦的任老先生的侄女，我同学最小的妹妹。
光阴荏苒，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前两天在饭店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我碰到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正给客人上菜。问及他的近况，得知他在他叔伯弟弟的厂子里做工，月入半万，而且他的姑娘已经出嫁，他也做了姥爷。
很高兴他有这么好的结局。人行走在路上，裤管上难免会粘上灰尘。哪个人小时候鞋子没有踩上过粑粑啊？粘上了灰尘，用笤帚奋力扫去便是；踩上了粑粑，用心洗去，穿上继续前行。社会与时间，会教育每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地生活。
美好的生活，都应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已经做了姥爷的他在厂里做工，妻子在饭店做服务员。夫勤妻劳，他们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晚年生活。
读到这里，你可能急了，会问：整了半天，他是谁啊？
他啊，就是你们村的歪把子永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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