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春天，学院医务所从柘溪水电站调来了一位张姓所长和他的爱人护士站主任沈大夫。张所长的大儿子和我同龄，他便转学到了我所在的四甲班。他叫张建国，一个比我高大但同样瘦弱的男孩子。他的成绩属中等，但性情温和友好，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那时他已有五兄弟了，他们兄弟的年龄和我们家兄弟的年龄相仿。他二弟张爱国和我二弟都在电力学院附小读二年级，他的三弟叫保国，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那是一个整日不说一句话，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笑容，也不跟任何人玩在一块，长相帅气无比的小男孩。张所长和沈大夫都是南下干部，老家是老解放区的山东临沂。他们出身好又是随军南下的干部，这样的身份显然比父亲要优越很多，果然空缺了许久的电力学院医务所长的头衔自然花落在张叔叔的头上。
父亲很有些失落，本来他是医务所的元老，作为擅长西医又兼修中医的主治医生，他的业务能力是所里最强的。陶院长在位时还暗示过，医务所长可能要父亲当担。然而，其实没有什么然而，我早在上一部《道湖往事》中陈述过，如果父亲稍有点政治敏锐性，不那么迂腐，那么抗日战争后他老同学劝他弃暗投明，父亲早就是抗日干部啦。父亲后来又错过了48年投诚在老乡麾下的解放军部队，也错过了49年的跟随解放军老乡南下的最后一次决定他政治生命的大好时机。作为一个被新社会政府宽大为怀所录用的，旧军队的普通医生，本就不应有什么样的政治幻想，洗心革面，好好为人民服务才是宗旨，哪里又会有什么失落呢。
61年夏天，我的四姐姐小学毕业了，可是她没有考取中学。四姐姐人很聪明，但就是不务学习。我们家姐弟八人，四姐姐是不大爱读书的那个，但她天生一副好嗓子，歌唱得特别好，也会唱花鼓戏。她整天在家曲不离口，唱过不停，被母亲笑骂她只会整天做黄牛叫。但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对年青夫妻却特别喜欢四姐姐，喜欢听她唱歌唱戏。这一对年青夫妇，男的姓潘带一幅白框眼镜，头发梳得油光可鉴，个子高大，气宇轩昂。女的姓杨，上海人，身材颀长，肤色白皙，举止优雅，气质高贵。他们是上海某高校调来的教授，为人和霭亲切，没有传说的上海人那种高傲盛气的作派。他们常常让四姐姐去她们家玩，每次去都把很高级的上海糖果饼干连盒子拿出来，打开盒盖让小姐姐吃。而且还专门泡白糖开水给四姐姐润嗓，让小姐姐一展歌喉，尽情高唱。她们尤其是喜欢听小姐姐唱《马路天使》里的插曲，而小姐姐甜美有些嗲的嗓音又特别适合唱江浙一带的温软情歌。每每四姐姐唱道：“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时，潘老师俩小口总是相拥相抱，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们也喜欢听抒情意蕴浓厚的歌，如《我们的田野》《山涧铃响马邦来》等等。那年春节，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一上映，四姐姐就学会了唱电影中的插曲。潘老师还用他们家的钢琴为小姐姐伴奏《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杨老师还告诉小姐姐，唱这样的歌要有情境感，要学电影中人物的唱法，要情深意切。后来潘老师还向父亲建议，让小姐姐去考湖南艺校，学唱花鼓戏。
62年春节后，湖南艺校招考，父亲带着四姐姐去参加了考试。四姐姐的专业倒是考得不错，但文化考试被刷了下来，虽考的是小学文化，但小姐姐也没过关。四姐姐是五年级从新开铺小学转去沙湖桥小学的。那两年从新开铺转往沙湘桥小学的同学几乎是一窝风的转学。原来我们同班航务学校来的陈宗让他们几乎全转走了，只留下石纪纯一人。从航务学校后门一下山就到了沙湖桥小学，很近，而且沙胡桥小学又是新开办的完小，教学条件和设备都比新开铺小学要好许多。电力学院许多就读于新开铺完小的学生也转去了沙湖桥小学，许是图上学路途近吧。从我家那栋楼下的大水塘插过去就到了航务学校的后门，后门直通沙湖桥小学。就连我们一起同学了整整三年的，我们班副班长李芬也转去了沙湖桥小学。四姐姐和陈豫南的姐姐陈月珍一块转去沙湖桥的，有趣的是她们俩都没有考上中学。后来，四姐姐告诉我，她们一星期至少要旷两天的课。她们吃过早饭，带上充当午饭的馒头，瞒过父母就在航务学校和电力学院相邻的山包上玩，游荡。他们摘野果，攀树枝，躲在草丛睡觉，总之就是不务学业。等到学校向家长报告她们严重旷课的事，她们小学就要毕业了。由于没有考取中学，又未被省艺校录取，四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只能呆在家中。我不明白那时父母亲为何不安排四姐姐留级，再读一次六年级。如果是那样，兴许有了考不取中学的前车之鉴，四姐姐或许又会沉下心来务学业，第二年定会考取中学的。毕竟四姐姐人很聪明，小学的知识亦不繁难。或者多上一年六年级，夯实一下小学的文化知识，下一次省艺校招生就不会卡在文化课上了。然而冥冥之中，命运跟四姐姐开了个不该开的大玩笑。
61年三月，三伯父也到长沙我们家探亲了。61年前后，农村人民公社大食堂经历了极端的困难，以饿死人的代价，促使勤劳智慧的农民痛定思痛，决心散伙饿肚子的大食堂，也再不贪图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幸福万万年了！”三伯说，食堂散伙后，农民的积极性再次被激发了出来。加之刘少奇提出的“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政策，农村许多地方开展生产自救，迅速扭转了大跃进某些不利因素带给农民沉重苦难的局面，农村开始走向以粮为纲，稳定发展的阶段。三伯是地道的农民，是小农经济和小农意思的典型代表，既具有农民勤劳智慧的一面，又兼具农民精明狡狤的个性。他到长沙除了探望我们，还准备倒腾一批架子车的钢条。因为当时河南农村已摒弃了独轮车，开始改用双轮的架子车了。而架子车的钢条又常因质量问题需时时替换，钢条在农村便成了紧俏货。当时的长沙山区农村不像老家豫东大平原，只能用独轮车，所以钢条并不紧俏。
三伯这次到来，还向父亲大力宣传了老家因“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施行，许多私人诊所，工匠作坊都应运而生。他说，如果父亲能回河南老家开一家私人诊所，凭父亲以西医为专长，又兼修中医的高超医术，那应该比在长沙拿几个可怜的工资要好许多。三伯多次和父亲在饭桌上极为兴奋地展望回豫东老家开诊所的光明前景，渐渐的父亲动心思了。他想换一种活法，他要在人到中年建树自己的一番事业，何况豫东那可是生他育他的故土，他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到少年的一段岁月。然而父亲却忘却了，在那些岁月里，爷爷一直在勉励和鞭策他发奋读书求知，一定要争取走出去，去外面闯出一个广阔的世界。他忘却了那时的自己从未曾和故乡的皇天厚土，父老乡亲建立过什么深厚的感情，甚至故乡也只是一个日渐模糊的概念仅存心底。父亲更忽视了一个关键，那就是他的妻室儿女，无一人踏足过那片曾被黄河泛滥过的贫瘠的千里大平原。如果要追溯父亲62年绝意申请下放，一意孤行地回豫东老家而造成日后他个人和家庭种种不幸的遭际，无疑三伯父是始作俑者。当然更多的则是与父亲孤傲倔犟，自命清高又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个性有关。其实当时刘少奇提出的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农村政策在中央本就存在严重争议，也并未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而只是部分农村借力推力生产自救的“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斥为“单干风”，后来又被诬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全面禁止。父亲辞职回豫东老家开私人诊所，这一完全背离当时政治运动发展趋势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痴人说梦，注定是“鸡飞蛋打”，以失败告终。但父亲去意不徘徊，他似乎是铁了心地要和命运较劲。
父亲亲自导演并自己充当主角的这出“堂吉河德大战风车”和命运较真的活剧，沒有剧本却直接拉开大幕上演了。他首先安排没有继续读书而呆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小姐姐，随三伯去豫东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他又紧锣急鼓，自己匆匆上场。父亲很快便向学校递交了申请，这在学校的教职员工中立即掀起了一场思想上的轩然大波。因为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1962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大调整的重大决策，并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样就促使一个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的政策风向蓄势待发。全国各党政机关正风车跟着风向转，一场轰轰烈从城市下放农村，支援农业建设的高潮正在掀起。父亲自愿下放农村的申请恰逢其时，既为电力学院即将铺开的动员教职员工下放农村，这一繁复而艰辛的工作带了一个好的开头，又让自己为这场共和国将在日后愈演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大剧，来了个提前登场。因为父亲是学院里医术高超的全职医生，他根本就不是首批下放农村的对象。既然父亲递交了申请，就算是一时热血的虚晃一枪，电力学院党委一帮干部也要抓住这一典型，推波助澜，打好这场配合政策促进上山下乡的战斗。
当然与父亲过往从密的同事和朋友就不同了，他们几乎是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是现身说法，劝父亲不要冲动要理智，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三思而行，再思可以。首先是财务科副科长任阿姨，她是父亲的河南老乡，她们家在蒋介石1942年扒开黄河的逃难中经历了水患的万般刧难，仅仅是她和一个堂哥沒被饿死。而堂哥逃荒到西安，好不容易在西安娶妻生子，参加工作，混成了城里人。可是57年又拖儿带女回到河南扶沟老家生活，竟然在60年病饿死在自家炕上。任阿姨泪眼婆娑地对父亲说，堂哥逃过了42年滔天黄祸的饥荒，却沒能逃过60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的饥饿。何况扶沟以东就是父亲的故乡太康，那里是河南最贫困的黄泛区。她还说，她曾探望堂哥去老家短暂地生活过，那里的贫穷简直限制了她的想象。由于贫穷而丧失尊严的父老乡亲，互相倾轧，相互内斗，相互盗窃，相互陷害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简直叫她触目惊心，想想都心有余悸。她还说，她漂亮的堂嫂在她堂哥死后，宁愿托她在西安的亲戚，为她寻了门续弦的亲事，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大她近二十岁的老头，离开了河南。
至今我仍记得自父亲递交申请后的那段日子，我们家简直是说客临门。除任阿姨之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文叔叔，一个文质彬彬，带一幅黑框眼镜，老实得有几分木纳的教书先生。文叔叔住我家二楼，和守寡带大他的母亲文奶奶母子俩相依为命。听母亲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文奶奶带大文叔叔不容易。文叔叔三岁就死了父亲，是文奶奶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又用到别人家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他送进学校读书，及至供他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分到电力学院教书。他们母子俩为人善良热情，有很好的人际口碑。我四弟生下来后，体弱多病，满月后母亲要去工作。文奶奶出于厚道便帮助照看四弟，父亲给她工钱时，她说我们家经济困难，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点钱。
文叔叔更是用自身的情况劝父亲，不要头脑发热，一冲动便要求下放农村。农村生活的艰辛，远不是父亲所能想像的。别说你要带着一直在南方生活的大嫂和儿女们去河南豫东被黄河泛滥过的苦寒之地生活，即便是去像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的乡下生活，也会是困苦重重，不堪忍受。要不，你为何要把一家从道湖接到学院来呢？道湖毕竟是长沙近郊，抬脚就到了城里。而河南豫东是远离长沙几千里的北方，那里的条件再好，你一家大小生活能习惯吗？俗话说，宁往南走一千，不往北挪一砖。齐大夫，你千万别被猪油蒙了心呀！
同事朋友，亲戚邻里的劝说倒也罢啦，我母亲的以死相劝，似乎也沒能阻拦父亲的决绝，他决心带着全家下放河南豫东像是“王八吃了称砣”铁了心，纵有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转他将要迈出的双腿。似乎，他回老家开的诊所就呈现在眼前，似乎他在诊所忙得昏天黑地，似乎来他诊所的病人经他诊治都能痊瘉。那些曾经患病的乡间父老，对父亲千恩万谢的作揖打拱，让父亲心满意足，快慰人生。随着三伯的再次所谓探亲，父亲下放河南豫东的决心就化着了他的坚实步骤。三伯上次的长沙之行，在倒腾架子车钢条一桩买卖中应该稍有获利。要不然为何冒着被抓住了就会扣上“投机倒把”份子的帽子而铤而走险呢？三伯毕竟是一个地道的庄稼人，为了些蝇头小利铤而走险完全可以理解，即便后来东窗事发，受到惩罚也令人极为同情。但父亲走南闯北，经风雨见世面，有过成败的人生体验，却再次误判政治的发展趋势而睹上自己下半辈子的命运，甚至是不顾及生养在南方的妻子和儿女们的生活习性，乃至他们今后命运的好坏，这就太过轻率了。但有什么办法，个性决定命运，父亲自命清高、孤傲倔犟、狹隘偏执、固执己见，最终还是葬送了他下半辈子的事业，也造成了他妻离子散的家庭结局。
因父亲的决绝，学院决定要下放便全家走，母亲没理由继续留在学院工作。尽管半年前学院上层因父亲的工作及其他原因，为了照顾我们家，才把母亲从技工学校教职工食堂，调回了学院教职工食堂。学院还决定已参加工作的大姐和寄宿学校并把户口迁往了学校的二姐和三姐，暂不动员她们下放。四姐姐早于半年前已被三伯带回河南了，剩下的我们四兄弟和母亲，一家五口就都要随父亲下放河南豫东，这一决定不可逆转，因为我们的城市户口要一起注销。然而，母亲的决绝也打破了父亲所固守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信条。母亲原本是想和父亲离婚，自己带着几个儿子继续留在长沙，奈何她身无所长，又居无定所，一个妇道人家，凭什么能养活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这步棋走不了，怎么办？带着几个儿子回道湖吧，不是母亲未曾想过，但也不现实。母亲一个人下田劳作挣工分要养活四个儿子，谈何容易。况且“好马不吃回头草”从道湖好不容易搬迁出来，现在又要独自带着儿子搬回去，母亲说，她实在丢不起那人。万般无奈之中，母亲原在技工学校食堂一女同事接纳了母亲，她让母亲独自将户口迁到了她的户籍册上。
这个女同事在食堂当过保管，因偷拿了两袋米，被学校食堂开除了。开除后她只好在别人家做保姆，好在她在城里有一间阁楼栖身，她说那是她死鬼丈夫留给她的唯一财产。母亲在技工学校职工食堂时和这个女同事走得较近，因她身体不好，母亲对她很照顾。所以她对母亲很感激，在母亲几乎陷于绝路时，她给了母亲一条生路。母亲在父亲带着我们回河南豫东后，经这位同事的介绍也做了别人家的保姆，自己的孩子带不了，只能给别人带孩子而谋生。
1962年的夏天，父亲高唱离歌，带着我们几兄弟，离开了长沙，回到了河南豫东，父亲的老家。
父亲很有些失落，本来他是医务所的元老，作为擅长西医又兼修中医的主治医生，他的业务能力是所里最强的。陶院长在位时还暗示过，医务所长可能要父亲当担。然而，其实没有什么然而，我早在上一部《道湖往事》中陈述过，如果父亲稍有点政治敏锐性，不那么迂腐，那么抗日战争后他老同学劝他弃暗投明，父亲早就是抗日干部啦。父亲后来又错过了48年投诚在老乡麾下的解放军部队，也错过了49年的跟随解放军老乡南下的最后一次决定他政治生命的大好时机。作为一个被新社会政府宽大为怀所录用的，旧军队的普通医生，本就不应有什么样的政治幻想，洗心革面，好好为人民服务才是宗旨，哪里又会有什么失落呢。
61年夏天，我的四姐姐小学毕业了，可是她没有考取中学。四姐姐人很聪明，但就是不务学习。我们家姐弟八人，四姐姐是不大爱读书的那个，但她天生一副好嗓子，歌唱得特别好，也会唱花鼓戏。她整天在家曲不离口，唱过不停，被母亲笑骂她只会整天做黄牛叫。但住在我们楼上的一对年青夫妻却特别喜欢四姐姐，喜欢听她唱歌唱戏。这一对年青夫妇，男的姓潘带一幅白框眼镜，头发梳得油光可鉴，个子高大，气宇轩昂。女的姓杨，上海人，身材颀长，肤色白皙，举止优雅，气质高贵。他们是上海某高校调来的教授，为人和霭亲切，没有传说的上海人那种高傲盛气的作派。他们常常让四姐姐去她们家玩，每次去都把很高级的上海糖果饼干连盒子拿出来，打开盒盖让小姐姐吃。而且还专门泡白糖开水给四姐姐润嗓，让小姐姐一展歌喉，尽情高唱。她们尤其是喜欢听小姐姐唱《马路天使》里的插曲，而小姐姐甜美有些嗲的嗓音又特别适合唱江浙一带的温软情歌。每每四姐姐唱道：“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时，潘老师俩小口总是相拥相抱，热泪盈眶，激动不已。他们也喜欢听抒情意蕴浓厚的歌，如《我们的田野》《山涧铃响马邦来》等等。那年春节，电影《洪湖赤卫队》刚一上映，四姐姐就学会了唱电影中的插曲。潘老师还用他们家的钢琴为小姐姐伴奏《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杨老师还告诉小姐姐，唱这样的歌要有情境感，要学电影中人物的唱法，要情深意切。后来潘老师还向父亲建议，让小姐姐去考湖南艺校，学唱花鼓戏。
62年春节后，湖南艺校招考，父亲带着四姐姐去参加了考试。四姐姐的专业倒是考得不错，但文化考试被刷了下来，虽考的是小学文化，但小姐姐也没过关。四姐姐是五年级从新开铺小学转去沙湖桥小学的。那两年从新开铺转往沙湘桥小学的同学几乎是一窝风的转学。原来我们同班航务学校来的陈宗让他们几乎全转走了，只留下石纪纯一人。从航务学校后门一下山就到了沙湖桥小学，很近，而且沙胡桥小学又是新开办的完小，教学条件和设备都比新开铺小学要好许多。电力学院许多就读于新开铺完小的学生也转去了沙湖桥小学，许是图上学路途近吧。从我家那栋楼下的大水塘插过去就到了航务学校的后门，后门直通沙湖桥小学。就连我们一起同学了整整三年的，我们班副班长李芬也转去了沙湖桥小学。四姐姐和陈豫南的姐姐陈月珍一块转去沙湖桥的，有趣的是她们俩都没有考上中学。后来，四姐姐告诉我，她们一星期至少要旷两天的课。她们吃过早饭，带上充当午饭的馒头，瞒过父母就在航务学校和电力学院相邻的山包上玩，游荡。他们摘野果，攀树枝，躲在草丛睡觉，总之就是不务学业。等到学校向家长报告她们严重旷课的事，她们小学就要毕业了。由于没有考取中学，又未被省艺校录取，四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只能呆在家中。我不明白那时父母亲为何不安排四姐姐留级，再读一次六年级。如果是那样，兴许有了考不取中学的前车之鉴，四姐姐或许又会沉下心来务学业，第二年定会考取中学的。毕竟四姐姐人很聪明，小学的知识亦不繁难。或者多上一年六年级，夯实一下小学的文化知识，下一次省艺校招生就不会卡在文化课上了。然而冥冥之中，命运跟四姐姐开了个不该开的大玩笑。
61年三月，三伯父也到长沙我们家探亲了。61年前后，农村人民公社大食堂经历了极端的困难，以饿死人的代价，促使勤劳智慧的农民痛定思痛，决心散伙饿肚子的大食堂，也再不贪图吃饭不要钱的所谓“幸福万万年了！”三伯说，食堂散伙后，农民的积极性再次被激发了出来。加之刘少奇提出的“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政策，农村许多地方开展生产自救，迅速扭转了大跃进某些不利因素带给农民沉重苦难的局面，农村开始走向以粮为纲，稳定发展的阶段。三伯是地道的农民，是小农经济和小农意思的典型代表，既具有农民勤劳智慧的一面，又兼具农民精明狡狤的个性。他到长沙除了探望我们，还准备倒腾一批架子车的钢条。因为当时河南农村已摒弃了独轮车，开始改用双轮的架子车了。而架子车的钢条又常因质量问题需时时替换，钢条在农村便成了紧俏货。当时的长沙山区农村不像老家豫东大平原，只能用独轮车，所以钢条并不紧俏。
三伯这次到来，还向父亲大力宣传了老家因“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施行，许多私人诊所，工匠作坊都应运而生。他说，如果父亲能回河南老家开一家私人诊所，凭父亲以西医为专长，又兼修中医的高超医术，那应该比在长沙拿几个可怜的工资要好许多。三伯多次和父亲在饭桌上极为兴奋地展望回豫东老家开诊所的光明前景，渐渐的父亲动心思了。他想换一种活法，他要在人到中年建树自己的一番事业，何况豫东那可是生他育他的故土，他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到少年的一段岁月。然而父亲却忘却了，在那些岁月里，爷爷一直在勉励和鞭策他发奋读书求知，一定要争取走出去，去外面闯出一个广阔的世界。他忘却了那时的自己从未曾和故乡的皇天厚土，父老乡亲建立过什么深厚的感情，甚至故乡也只是一个日渐模糊的概念仅存心底。父亲更忽视了一个关键，那就是他的妻室儿女，无一人踏足过那片曾被黄河泛滥过的贫瘠的千里大平原。如果要追溯父亲62年绝意申请下放，一意孤行地回豫东老家而造成日后他个人和家庭种种不幸的遭际，无疑三伯父是始作俑者。当然更多的则是与父亲孤傲倔犟，自命清高又缺乏政治敏感性的个性有关。其实当时刘少奇提出的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农村政策在中央本就存在严重争议，也并未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而只是部分农村借力推力生产自救的“昙花一现”，很快就被斥为“单干风”，后来又被诬指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全面禁止。父亲辞职回豫东老家开私人诊所，这一完全背离当时政治运动发展趋势的“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痴人说梦，注定是“鸡飞蛋打”，以失败告终。但父亲去意不徘徊，他似乎是铁了心地要和命运较劲。
父亲亲自导演并自己充当主角的这出“堂吉河德大战风车”和命运较真的活剧，沒有剧本却直接拉开大幕上演了。他首先安排没有继续读书而呆在家中无所事事的小姐姐，随三伯去豫东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他又紧锣急鼓，自己匆匆上场。父亲很快便向学校递交了申请，这在学校的教职员工中立即掀起了一场思想上的轩然大波。因为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1962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大调整的重大决策，并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样就促使一个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的政策风向蓄势待发。全国各党政机关正风车跟着风向转，一场轰轰烈从城市下放农村，支援农业建设的高潮正在掀起。父亲自愿下放农村的申请恰逢其时，既为电力学院即将铺开的动员教职员工下放农村，这一繁复而艰辛的工作带了一个好的开头，又让自己为这场共和国将在日后愈演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大剧，来了个提前登场。因为父亲是学院里医术高超的全职医生，他根本就不是首批下放农村的对象。既然父亲递交了申请，就算是一时热血的虚晃一枪，电力学院党委一帮干部也要抓住这一典型，推波助澜，打好这场配合政策促进上山下乡的战斗。
当然与父亲过往从密的同事和朋友就不同了，他们几乎是语重心长，推心置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甚至是现身说法，劝父亲不要冲动要理智，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三思而行，再思可以。首先是财务科副科长任阿姨，她是父亲的河南老乡，她们家在蒋介石1942年扒开黄河的逃难中经历了水患的万般刧难，仅仅是她和一个堂哥沒被饿死。而堂哥逃荒到西安，好不容易在西安娶妻生子，参加工作，混成了城里人。可是57年又拖儿带女回到河南扶沟老家生活，竟然在60年病饿死在自家炕上。任阿姨泪眼婆娑地对父亲说，堂哥逃过了42年滔天黄祸的饥荒，却沒能逃过60年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的饥饿。何况扶沟以东就是父亲的故乡太康，那里是河南最贫困的黄泛区。她还说，她曾探望堂哥去老家短暂地生活过，那里的贫穷简直限制了她的想象。由于贫穷而丧失尊严的父老乡亲，互相倾轧，相互内斗，相互盗窃，相互陷害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些简直叫她触目惊心，想想都心有余悸。她还说，她漂亮的堂嫂在她堂哥死后，宁愿托她在西安的亲戚，为她寻了门续弦的亲事，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一个大她近二十岁的老头，离开了河南。
至今我仍记得自父亲递交申请后的那段日子，我们家简直是说客临门。除任阿姨之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文叔叔，一个文质彬彬，带一幅黑框眼镜，老实得有几分木纳的教书先生。文叔叔住我家二楼，和守寡带大他的母亲文奶奶母子俩相依为命。听母亲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文奶奶带大文叔叔不容易。文叔叔三岁就死了父亲，是文奶奶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又用到别人家做佣人的微薄收入把他送进学校读书，及至供他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分到电力学院教书。他们母子俩为人善良热情，有很好的人际口碑。我四弟生下来后，体弱多病，满月后母亲要去工作。文奶奶出于厚道便帮助照看四弟，父亲给她工钱时，她说我们家经济困难，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点钱。
文叔叔更是用自身的情况劝父亲，不要头脑发热，一冲动便要求下放农村。农村生活的艰辛，远不是父亲所能想像的。别说你要带着一直在南方生活的大嫂和儿女们去河南豫东被黄河泛滥过的苦寒之地生活，即便是去像湖南这样的鱼米之乡的乡下生活，也会是困苦重重，不堪忍受。要不，你为何要把一家从道湖接到学院来呢？道湖毕竟是长沙近郊，抬脚就到了城里。而河南豫东是远离长沙几千里的北方，那里的条件再好，你一家大小生活能习惯吗？俗话说，宁往南走一千，不往北挪一砖。齐大夫，你千万别被猪油蒙了心呀！
同事朋友，亲戚邻里的劝说倒也罢啦，我母亲的以死相劝，似乎也沒能阻拦父亲的决绝，他决心带着全家下放河南豫东像是“王八吃了称砣”铁了心，纵有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转他将要迈出的双腿。似乎，他回老家开的诊所就呈现在眼前，似乎他在诊所忙得昏天黑地，似乎来他诊所的病人经他诊治都能痊瘉。那些曾经患病的乡间父老，对父亲千恩万谢的作揖打拱，让父亲心满意足，快慰人生。随着三伯的再次所谓探亲，父亲下放河南豫东的决心就化着了他的坚实步骤。三伯上次的长沙之行，在倒腾架子车钢条一桩买卖中应该稍有获利。要不然为何冒着被抓住了就会扣上“投机倒把”份子的帽子而铤而走险呢？三伯毕竟是一个地道的庄稼人，为了些蝇头小利铤而走险完全可以理解，即便后来东窗事发，受到惩罚也令人极为同情。但父亲走南闯北，经风雨见世面，有过成败的人生体验，却再次误判政治的发展趋势而睹上自己下半辈子的命运，甚至是不顾及生养在南方的妻子和儿女们的生活习性，乃至他们今后命运的好坏，这就太过轻率了。但有什么办法，个性决定命运，父亲自命清高、孤傲倔犟、狹隘偏执、固执己见，最终还是葬送了他下半辈子的事业，也造成了他妻离子散的家庭结局。
因父亲的决绝，学院决定要下放便全家走，母亲没理由继续留在学院工作。尽管半年前学院上层因父亲的工作及其他原因，为了照顾我们家，才把母亲从技工学校教职工食堂，调回了学院教职工食堂。学院还决定已参加工作的大姐和寄宿学校并把户口迁往了学校的二姐和三姐，暂不动员她们下放。四姐姐早于半年前已被三伯带回河南了，剩下的我们四兄弟和母亲，一家五口就都要随父亲下放河南豫东，这一决定不可逆转，因为我们的城市户口要一起注销。然而，母亲的决绝也打破了父亲所固守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信条。母亲原本是想和父亲离婚，自己带着几个儿子继续留在长沙，奈何她身无所长，又居无定所，一个妇道人家，凭什么能养活几个嗷嗷待哺的儿子？这步棋走不了，怎么办？带着几个儿子回道湖吧，不是母亲未曾想过，但也不现实。母亲一个人下田劳作挣工分要养活四个儿子，谈何容易。况且“好马不吃回头草”从道湖好不容易搬迁出来，现在又要独自带着儿子搬回去，母亲说，她实在丢不起那人。万般无奈之中，母亲原在技工学校食堂一女同事接纳了母亲，她让母亲独自将户口迁到了她的户籍册上。
这个女同事在食堂当过保管，因偷拿了两袋米，被学校食堂开除了。开除后她只好在别人家做保姆，好在她在城里有一间阁楼栖身，她说那是她死鬼丈夫留给她的唯一财产。母亲在技工学校职工食堂时和这个女同事走得较近，因她身体不好，母亲对她很照顾。所以她对母亲很感激，在母亲几乎陷于绝路时，她给了母亲一条生路。母亲在父亲带着我们回河南豫东后，经这位同事的介绍也做了别人家的保姆，自己的孩子带不了，只能给别人带孩子而谋生。
1962年的夏天，父亲高唱离歌，带着我们几兄弟，离开了长沙，回到了河南豫东，父亲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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