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嘉祐元年（1056年）5月，夜幕初垂，月上柳梢。位于汴京御街北端那座镶金点翠，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富丽堂皇的翰苑内，错落有致的灯盏，明如星火，点缀在亭台廊阁之间，楼宇飞檐之下。悠扬悦耳的丝竹管弦乐和着习习晚风，不知从哪一扇窗棂前飘来……
此刻，位于翰苑一侧的里仁巷内，翰林学士、史馆编修欧阳修居住的一处小院内，已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当晚的酒局是由欧阳修做东，宴请在京师的几位名仕聚会。群牧司判官王安石、尚书都官员外郎梅尧臣和来自四川眉山的文友苏洵等相继在客厅内的一张八仙桌前落座。主人欧阳修频频举杯，众宾客也互相敬酒。期间或即兴赋诗，妙语连珠；或各抒己见，笑声朗朗；或觥筹交错，其乐融融。而细心的苏洵注意到，对面那个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不苟言笑的王安石，不管谁给他敬酒，总是滴酒不沾，而且显示出一副高深莫测盛气凌人的做派，这让苏洵心中十分不爽……
酒席散场后，苏洵佯装离开，待王安石渐行渐远，便又折返而回。他心事重重地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不近人情且位高权重之人，大多会祸乱天下……像王安石这样的朋友，你可要多加提防啊！”说完便悄然而去。
微醺归来的苏洵，推开自己寓居在京郊兴国寺浴室院的房门，看着已经顺利通过了秋试（汴京解试）的苏轼、苏辙还在秉烛夜读，自信满满地忙着备战来年的礼部考试，满腹的愤懑似乎在那一刻间已烟消云散了……
二
作为群牧司判官，王安石家里时常有同僚或文友相聚，不时会带来了朝廷或坊间的一些秘闻或轶事。而今天朋友带来的一则传闻着实让他大吃一惊！从眉山来京师的苏洵竟在欧阳修面前，对自己如此这般的“谗言”诋毁，禁不住怒火中烧。
他特意搜集有关三苏父子的诗文抄本，闲暇之时便仔细地研读起来。不知道是受个人偏见或情绪的影响，还是发自内心的理性评价，王安石对苏洵的诗文竟嗤之以鼻：“有战国纵横之学”（战国纵横家以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驰骋世间，朝秦暮楚，事无定主，被儒家视为见利忘义的投机派），无非“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同时也极尽刻薄之辞影射苏洵其人：“且圣世之事，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遐于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赢之徒也。”
王安石再看苏轼诗文，“全类战国文章……”
大约是从那时起，王安石和苏洵两家就这么结下了梁子。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和苏辙兄弟虽然都中了进士，但位次均在300名之外，与兄弟二人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苏家父子三人来不及与亲朋好友一一道别，便日夜兼程赶回四川眉山家中奔丧。葬礼结束后,弟兄两人便留在家中丁忧服丧，以尽为子之孝。
5月，王安石离京，任常州知州，一年后转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
至此，苏王两家宛若两颗在不同轨道上运转的行星，天各一方，遥不可及，彼此自然相安无事……
三
嘉祐三年(1058)10月，38岁的王安石从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回京师述职，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以“富国强兵、百姓殷实，重振雄风”为目标的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勾勒出了一幅未来全面改革的蓝图，希望朝廷能够尽快革除当前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从而重振大宋雄风！台上的仁宗皇帝微微颔首而不置可否。之后数年，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其均固辞不就。
嘉祐五年(1060)，2月，苏轼和苏辙再次抵达汴京。苏轼被任命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推辞不受。兄弟两人从租住的兴国寺浴室院搬入怀远驿居住，潜心苦学准备迎接来年8月的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1061)6月，41岁的王安石调回京师，委任为工部郎中、知制诰，具体负责草拟和颁布皇帝的诏令。
8月中旬，争强好胜心高气傲的苏家兄弟，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秘阁考试，并将一起进入最后的崇政殿御试。御试将由宋仁宗亲自主持，作为知制诰官员的王安石，将全程参与考务监督并具体负责起草、下发官员的任命状书。
8月25日，崇政殿御试考场上，面对仁宗皇帝从御试题本中选出的试题，苏轼沉思片刻，便奋笔疾书，依次作答，洋洋洒洒五千多字文采飞扬的答案不久便跃然纸上，全面、深刻而又准确的回答了皇帝所关注的涉及朝政、社会和民生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众考官面面相觑，向他投以赞赏的目光，欣赏其“文义灿然”，故而“置之于高第”。
待成绩揭晓，苏轼竟在本次御试中一举夺魁！而让苏轼始料不及的是御试中自己的许多观点，竟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皇帝所上万言书中的谏言截然相反。御试结束，王安石委婉地评价苏轼之文“全类战国文章”，有“纵横家之遗风”的遗憾。
尽管这样，几天后王安石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中，对苏轼依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可。”其真挚诚恳的言辞之中，蕴含着对苏轼的赞赏、关怀、勉励、鞭策和殷殷的嘱托……
而作为知制诰官员的王安石，对于苏辙在本次御试中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在他看来，多么文采飞扬的答卷，都无法弥补和掩盖考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策略和能力的不足。苏辙在答卷中，以历史上六位臭名昭著的昏君为喻，指出了当今皇帝存在的诸如怠于政事、荒淫无度、滥用民财、好大喜功等问题。最终的结论是：宋仁宗缺乏应有的执政能力。
事实上，阅历尚浅的苏辙，在试卷中所指责和批评宋仁宗的种种问题，大多是捕风捉影，言过其实的。宋仁宗堪称史上最贤明的君主，纵然有缺点，也绝非苏辙笔下的那般不堪。只是这种道听途说沽名卖直的套路，让王安石颇为不满，这些显然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才选拔原则。于是，拒绝为苏辙起草和发放委任状……
无疑，这些又让王苏两家的关系雪上加霜。
嘉祐八年（1063年）8月，王安石母亲在京师病逝。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且深得皇帝信任。朝廷内外的不少人都料想到他日后定会位极人臣，因而不少朝中同僚，文人墨客等都希望借吊唁之机与王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或修复先前的不睦。
此时，作为文友的欧阳修再次建议陪同苏洵一同前往王家吊唁，希望双方能够摒弃前嫌，一笑泯恩仇。而执拗的苏洵坚决不去，后来还写了一篇《辨奸论》，称王安石为“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暗讽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平心而论，这次苏洵做法的确已经过分，以致当时很多知其内情的人们都为王安石打抱不平，就连苏轼和苏澈也抱怨父亲在这件事上做得太不厚道。
大约从那时起，王安石更加关注三苏父子的诗文动态。他时常能够听到朝廷或坊间传来关于三苏父子的逸闻趣事，读到京城文人圈转来的苏家父子的诗文新作。细读其诗文，难以苟同处，忍不住长吁短叹；精彩动情处，恨不得拍案叫绝！
治平三年（1066）4月25日，得知年仅56岁的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兄弟扶柩回乡。王安石竟怅然若失，沉默不语。半晌才发出一声低沉的哀叹：“你这个苏明允，可是我的一面镜子哟！而今却竟驾鹤西去，一路走好吧……”
四
治平四年（1067）1月，宋英宗去世，年仅19岁的宋神宗登基，接手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江山。
此时，频繁的旱涝灾害导致大量饥荒困顿的农民流离失所，北方列强虎视眈眈觊觎着大宋江山，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积贫积弱的局面持续加剧，朝廷内外危机四伏。貌似繁华盛世的大宋王朝，事实上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他怀揣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试图通过一番作为励精图治，让病入膏肓的大宋王朝焕发青春重振雄风。他知道，唯有财力雄厚，国富民强，百姓殷实，方能够打造出一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铁军，这将是定国安邦解决根本问题的终极之道……
宋神宗的用挑剔目光环顾着朝野，在群臣中仔细地搜寻着，寻找着能够担当此任的治世能臣。终于，当年那个为大宋王朝全面改革描绘蓝图的设计者，那个性格强毅、忠勇兼备，壮志未酬的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王安石，再次进入了自己的视野！
熙宁元年（1068）4月，垂拱殿内神宗皇帝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共谋法度改革和富国强兵之计。那一夜，是君臣两人通宵达旦，运筹帷幄，激情澎湃的不眠之夜。一场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正在这里悄然孕育着……
熙宁二年（1069）2月4日，苏氏兄弟丁忧期满，再次返回京师，此时宋神宗有意重用苏氏兄弟，但遭到了王安石的明确反对。称苏轼为“邪憸之人”，“岂是可奖之人？”
苏轼遂任殿中丞直史官判官，具体负责编修国史。
2月中旬，49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组织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中央王朝为此特设三司条例司，指导和统筹涉及户口、税赋、财政收支、工商收入等数十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度改革，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
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较量中，《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多部法律应运而生，并在王安石不遗余力地推动下相继颁布实施。变法的蝴蝶效应在朝野引发的风暴与狂澜，让处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置身于电闪雷鸣下的惊涛骇浪之中。保守派吕诲等大臣强烈抵制新法的实施，他们匍匐于朝堂，叩头至额部浸血，向神宗上疏王安石“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恳求立刻废除新法，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
同朝为官的苏轼认为，百姓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已形成定势，即使实施与推行新法也应该循序渐进，需要前期的铺垫和一个尝试、探索、总结和推广的过程，绝不能急躁冒进。而今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施行新法，要求全部改变原有的典章制度，已经过于激进，超出了社会与民众的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这样势必会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引起民众的强烈抗拒，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为阐明利害，阻止新法的推行，锋芒毕露知无不言的苏轼，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书上疏朝廷，慷慨陈词，痛陈新法的弊病。
4月，苏轼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以物喻理，将推行新法比作深夜驾车，“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力谏皇帝千万不可用过于理想化的《青苗法》等来慑服百姓……
12月，苏轼在《上皇帝书》中，总结历史，分析时事，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
熙宁三年（1070）3月，他在《再上皇帝书》中，纵横捭阖，娓娓道来，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发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的感慨。
12月，王安石拜相，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彼时，宋神宗力挺王安石变法，已经连续清除了十四名谏言的御史。在神宗看来，如果不革新，很多事情就会积重难返，祖宗建立的基业，国家的强盛，百姓的福祉，很可能中道崩溃，毁于一旦！
熙宁四年（1071）2月，苏轼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一一指出新法存在的严重弊端，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是与商人争利，长此以往，必将丧失民心。他在奏章中写道：“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3月，适逢科举考试,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他在策问类考题中出的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此指桑骂槐，暗指王安石挟神宗而独断、专任，并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才傲物恃，名动天下的苏轼终究还是“愤青”型的“初生牛犊”。他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他自信对新法的质疑与反对，是源于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朝廷分忧的一种良知。涌上心头的谏言，如鱼梗在喉，不吐不快！其言辞之犀利，批评之尖锐，感染力之强大，在当时在朝廷之中反对新法的阵营中，表现出一种无私无畏的斗士姿态，这更让那些视变法为富国强兵灵丹妙药的新党们为之愤怒。
嘉祐元年（1056年）5月，夜幕初垂，月上柳梢。位于汴京御街北端那座镶金点翠，雕梁画栋，古朴典雅，富丽堂皇的翰苑内，错落有致的灯盏，明如星火，点缀在亭台廊阁之间，楼宇飞檐之下。悠扬悦耳的丝竹管弦乐和着习习晚风，不知从哪一扇窗棂前飘来……
此刻，位于翰苑一侧的里仁巷内，翰林学士、史馆编修欧阳修居住的一处小院内，已是群贤毕至高朋满座。当晚的酒局是由欧阳修做东，宴请在京师的几位名仕聚会。群牧司判官王安石、尚书都官员外郎梅尧臣和来自四川眉山的文友苏洵等相继在客厅内的一张八仙桌前落座。主人欧阳修频频举杯，众宾客也互相敬酒。期间或即兴赋诗，妙语连珠；或各抒己见，笑声朗朗；或觥筹交错，其乐融融。而细心的苏洵注意到，对面那个头发凌乱，胡子拉碴，不修边幅，不苟言笑的王安石，不管谁给他敬酒，总是滴酒不沾，而且显示出一副高深莫测盛气凌人的做派，这让苏洵心中十分不爽……
酒席散场后，苏洵佯装离开，待王安石渐行渐远，便又折返而回。他心事重重地对欧阳修说：“自古以来，不近人情且位高权重之人，大多会祸乱天下……像王安石这样的朋友，你可要多加提防啊！”说完便悄然而去。
微醺归来的苏洵，推开自己寓居在京郊兴国寺浴室院的房门，看着已经顺利通过了秋试（汴京解试）的苏轼、苏辙还在秉烛夜读，自信满满地忙着备战来年的礼部考试，满腹的愤懑似乎在那一刻间已烟消云散了……
二
作为群牧司判官，王安石家里时常有同僚或文友相聚，不时会带来了朝廷或坊间的一些秘闻或轶事。而今天朋友带来的一则传闻着实让他大吃一惊！从眉山来京师的苏洵竟在欧阳修面前，对自己如此这般的“谗言”诋毁，禁不住怒火中烧。
他特意搜集有关三苏父子的诗文抄本，闲暇之时便仔细地研读起来。不知道是受个人偏见或情绪的影响，还是发自内心的理性评价，王安石对苏洵的诗文竟嗤之以鼻：“有战国纵横之学”（战国纵横家以善揣摩、通辩辞、会机变驰骋世间，朝秦暮楚，事无定主，被儒家视为见利忘义的投机派），无非“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同时也极尽刻薄之辞影射苏洵其人：“且圣世之事，各有其业，讲道习艺，患日之不足，岂遐于游公卿之门哉。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而毛遂、侯赢之徒也。”
王安石再看苏轼诗文，“全类战国文章……”
大约是从那时起，王安石和苏洵两家就这么结下了梁子。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和苏辙兄弟虽然都中了进士，但位次均在300名之外，与兄弟二人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们又接到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苏家父子三人来不及与亲朋好友一一道别，便日夜兼程赶回四川眉山家中奔丧。葬礼结束后,弟兄两人便留在家中丁忧服丧，以尽为子之孝。
5月，王安石离京，任常州知州，一年后转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
至此，苏王两家宛若两颗在不同轨道上运转的行星，天各一方，遥不可及，彼此自然相安无事……
三
嘉祐三年(1058)10月，38岁的王安石从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回京师述职，作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自己以“富国强兵、百姓殷实，重振雄风”为目标的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勾勒出了一幅未来全面改革的蓝图，希望朝廷能够尽快革除当前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从而重振大宋雄风！台上的仁宗皇帝微微颔首而不置可否。之后数年，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其均固辞不就。
嘉祐五年(1060)，2月，苏轼和苏辙再次抵达汴京。苏轼被任命河南府福昌县主簿，推辞不受。兄弟两人从租住的兴国寺浴室院搬入怀远驿居住，潜心苦学准备迎接来年8月的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1061)6月，41岁的王安石调回京师，委任为工部郎中、知制诰，具体负责草拟和颁布皇帝的诏令。
8月中旬，争强好胜心高气傲的苏家兄弟，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通过了秘阁考试，并将一起进入最后的崇政殿御试。御试将由宋仁宗亲自主持，作为知制诰官员的王安石，将全程参与考务监督并具体负责起草、下发官员的任命状书。
8月25日，崇政殿御试考场上，面对仁宗皇帝从御试题本中选出的试题，苏轼沉思片刻，便奋笔疾书，依次作答，洋洋洒洒五千多字文采飞扬的答案不久便跃然纸上，全面、深刻而又准确的回答了皇帝所关注的涉及朝政、社会和民生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众考官面面相觑，向他投以赞赏的目光，欣赏其“文义灿然”，故而“置之于高第”。
待成绩揭晓，苏轼竟在本次御试中一举夺魁！而让苏轼始料不及的是御试中自己的许多观点，竟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皇帝所上万言书中的谏言截然相反。御试结束，王安石委婉地评价苏轼之文“全类战国文章”，有“纵横家之遗风”的遗憾。
尽管这样，几天后王安石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轼大理评事制》中，对苏轼依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和热情的鼓励：“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可。”其真挚诚恳的言辞之中，蕴含着对苏轼的赞赏、关怀、勉励、鞭策和殷殷的嘱托……
而作为知制诰官员的王安石，对于苏辙在本次御试中的表现实在不敢恭维。在他看来，多么文采飞扬的答卷，都无法弥补和掩盖考生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策略和能力的不足。苏辙在答卷中，以历史上六位臭名昭著的昏君为喻，指出了当今皇帝存在的诸如怠于政事、荒淫无度、滥用民财、好大喜功等问题。最终的结论是：宋仁宗缺乏应有的执政能力。
事实上，阅历尚浅的苏辙，在试卷中所指责和批评宋仁宗的种种问题，大多是捕风捉影，言过其实的。宋仁宗堪称史上最贤明的君主，纵然有缺点，也绝非苏辙笔下的那般不堪。只是这种道听途说沽名卖直的套路，让王安石颇为不满，这些显然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才选拔原则。于是，拒绝为苏辙起草和发放委任状……
无疑，这些又让王苏两家的关系雪上加霜。
嘉祐八年（1063年）8月，王安石母亲在京师病逝。此时的王安石已经名满天下，且深得皇帝信任。朝廷内外的不少人都料想到他日后定会位极人臣，因而不少朝中同僚，文人墨客等都希望借吊唁之机与王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或修复先前的不睦。
此时，作为文友的欧阳修再次建议陪同苏洵一同前往王家吊唁，希望双方能够摒弃前嫌，一笑泯恩仇。而执拗的苏洵坚决不去，后来还写了一篇《辨奸论》，称王安石为“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暗讽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
平心而论，这次苏洵做法的确已经过分，以致当时很多知其内情的人们都为王安石打抱不平，就连苏轼和苏澈也抱怨父亲在这件事上做得太不厚道。
大约从那时起，王安石更加关注三苏父子的诗文动态。他时常能够听到朝廷或坊间传来关于三苏父子的逸闻趣事，读到京城文人圈转来的苏家父子的诗文新作。细读其诗文，难以苟同处，忍不住长吁短叹；精彩动情处，恨不得拍案叫绝！
治平三年（1066）4月25日，得知年仅56岁的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兄弟扶柩回乡。王安石竟怅然若失，沉默不语。半晌才发出一声低沉的哀叹：“你这个苏明允，可是我的一面镜子哟！而今却竟驾鹤西去，一路走好吧……”
四
治平四年（1067）1月，宋英宗去世，年仅19岁的宋神宗登基，接手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江山。
此时，频繁的旱涝灾害导致大量饥荒困顿的农民流离失所，北方列强虎视眈眈觊觎着大宋江山，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积贫积弱的局面持续加剧，朝廷内外危机四伏。貌似繁华盛世的大宋王朝，事实上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血气方刚的宋神宗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他怀揣着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试图通过一番作为励精图治，让病入膏肓的大宋王朝焕发青春重振雄风。他知道，唯有财力雄厚，国富民强，百姓殷实，方能够打造出一支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铁军，这将是定国安邦解决根本问题的终极之道……
宋神宗的用挑剔目光环顾着朝野，在群臣中仔细地搜寻着，寻找着能够担当此任的治世能臣。终于，当年那个为大宋王朝全面改革描绘蓝图的设计者，那个性格强毅、忠勇兼备，壮志未酬的江南东路提点刑狱王安石，再次进入了自己的视野！
熙宁元年（1068）4月，垂拱殿内神宗皇帝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共谋法度改革和富国强兵之计。那一夜，是君臣两人通宵达旦，运筹帷幄，激情澎湃的不眠之夜。一场亘古未有的社会变革，正在这里悄然孕育着……
熙宁二年（1069）2月4日，苏氏兄弟丁忧期满，再次返回京师，此时宋神宗有意重用苏氏兄弟，但遭到了王安石的明确反对。称苏轼为“邪憸之人”，“岂是可奖之人？”
苏轼遂任殿中丞直史官判官，具体负责编修国史。
2月中旬，49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组织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政治变革运动。中央王朝为此特设三司条例司，指导和统筹涉及户口、税赋、财政收支、工商收入等数十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度改革，拉开了熙宁变法的序幕。
在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较量中，《行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多部法律应运而生，并在王安石不遗余力地推动下相继颁布实施。变法的蝴蝶效应在朝野引发的风暴与狂澜，让处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置身于电闪雷鸣下的惊涛骇浪之中。保守派吕诲等大臣强烈抵制新法的实施，他们匍匐于朝堂，叩头至额部浸血，向神宗上疏王安石“十大罪状”，弹劾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恳求立刻废除新法，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
同朝为官的苏轼认为，百姓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已形成定势，即使实施与推行新法也应该循序渐进，需要前期的铺垫和一个尝试、探索、总结和推广的过程，绝不能急躁冒进。而今王安石雷厉风行地施行新法，要求全部改变原有的典章制度，已经过于激进，超出了社会与民众的心理和实际承受能力，这样势必会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由此而引起民众的强烈抗拒，其结果必将适得其反……
为阐明利害，阻止新法的推行，锋芒毕露知无不言的苏轼，洋洋洒洒写下万言书上疏朝廷，慷慨陈词，痛陈新法的弊病。
4月，苏轼作《拟进士对御试策》，以物喻理，将推行新法比作深夜驾车，“譬如乘轻车，驭骏马，冒险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甚未晚也。”力谏皇帝千万不可用过于理想化的《青苗法》等来慑服百姓……
12月，苏轼在《上皇帝书》中，总结历史，分析时事，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
熙宁三年（1070）3月，他在《再上皇帝书》中，纵横捭阖，娓娓道来，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发出“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的感慨。
12月，王安石拜相，面对汹涌而来的诘难，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彼时，宋神宗力挺王安石变法，已经连续清除了十四名谏言的御史。在神宗看来，如果不革新，很多事情就会积重难返，祖宗建立的基业，国家的强盛，百姓的福祉，很可能中道崩溃，毁于一旦！
熙宁四年（1071）2月，苏轼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一一指出新法存在的严重弊端，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是与商人争利，长此以往，必将丧失民心。他在奏章中写道：“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3月，适逢科举考试,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他在策问类考题中出的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以此指桑骂槐，暗指王安石挟神宗而独断、专任，并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才傲物恃，名动天下的苏轼终究还是“愤青”型的“初生牛犊”。他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他自信对新法的质疑与反对，是源于自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朝廷分忧的一种良知。涌上心头的谏言，如鱼梗在喉，不吐不快！其言辞之犀利，批评之尖锐，感染力之强大，在当时在朝廷之中反对新法的阵营中，表现出一种无私无畏的斗士姿态，这更让那些视变法为富国强兵灵丹妙药的新党们为之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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