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过两天老幺回来了，我们七个人刚好都在，就去老大那里拍张合照。”二姐忽然说，她顿了顿，又说：“我们七个人好几年没一起拍合照了，不是缺了老大，就是少了老幺，这次刚好大家都在，拍张合照，不然下次拍照还要等多久。”我心下一动，有点伤感，转过头，望向客厅的书架，书架上摆放着一张我们姐弟七人唯一的一张合照，那还是五年前小姐姐春节回来时拍的。
我们姐弟七人的确很少有机会聚齐了拍合照，不是少了大姐，就是少了小姐姐，或者她俩都在了，我和四姐却又离家去外地工作了，总之，都没有聚齐过。五年前的春节，大姐和小姐姐回来，我们七个人真正第一次聚齐了，赶紧到小区后边的公园里拍了一张合照。
我把这张合照叫做我们的全家福。
严格来说，我们家并没有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在我看来，通常意义上的全家福应该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有父母，有儿女，甚至几代同堂。我们家也有不少家庭合影，但每张照片都缺人，并不是全家福。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拍全家合照，是大概三岁，那次是外公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看望我们，一家人一起去照相馆和外公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但那张照片上缺了四姐。多年后，我问四姐那天她为什么缺席，她说那天学校里有事，她要赶着去学校，就没参加拍照了。
从前，照相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个奢侈的物件，要拍照就得去照相馆。当年的工资并不高，要养活一大家子，哪还有闲钱去照相馆拍照？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当时城里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拍照的相机很大，木质的外壳，摄影师躲在照相机的黑布后面，喊“一二三”，然后不管你的表情好不好，不管焦点是虚是实，就都定格在了胶片上，不可重来。我有几张童年照就是在那里拍的。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却是我们一家人是最整齐的时候，但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几年后，大姐和二姐相继结婚，四姐上了大学。大姐嫁到了一个百里外的小城，回家的次数并不多；二姐的婆家倒是不远，离家两条街。二姐结婚那年，家里添置了一台“傻瓜”相机，要拍照就不用去照相馆了，可照相毕竟不是家庭生活的“主旋律”，最多在过年的时候，买上一卷胶卷，一家人拍拍照，应个景。那时，没人想到要拍一张全家福，大家都觉得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拍。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带走了爸爸。这不仅让我们家缺了一个口，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都少了一角。那年春节，我们没有拍照。少了一个顶梁柱的家，笼罩着愁云惨雾。吃过了团年饭，三姐说，爸爸没了，但我们一家人不能倒下。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妈妈坐着，一言不发，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从前都听爸爸的，现在她听自己女儿的。那一年，三姐和五姐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一同考进了爸爸生前所在的单位，四姐大学毕业，到了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摆脱阴霾，逢年过节拍的照片上，每个人的笑容也慢慢地呈现出发自内心的快乐。
又过了几年，四姐辞去教职，到了离家千里的特区，当上了一名白领丽人，小姐姐也去了一座小城的酒店工作，我上了大学，只有三姐和五姐在家和老妈一起生活。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老妈也被疾病带走了。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开始独立的生活。我们姐弟七人，分开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即使逢年过节，也聚不齐。每次想拍一张合影，不是少了大姐，就是少了小姐姐，为了让照片上的人聚齐，五姐学会了PS，把少了的人贴进照片，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不真实。直到五年前的春节，我们姐弟七人从各地回来，在三姐家聚齐，才第一次拍了一张合影。
两年前，大姐突发脑溢血，几近死亡，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说希望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放弃。我强忍着泪水签了手术同意书，我们找了本地最好的医生，为大姐做了大大小小数次手术，才从濒死边缘把大姐拉了回来。出院后，大姐从镇上搬来市区的亲戚家住。二姐和三姐退休在家，就担起了照顾大姐的主要责任。她们为大姐做饭、洗澡，帮她做康复训练，陪她说笑解闷，就像她们小时候，大姐照顾她们那样。虽然有护工，但大姐还是信任自家姐妹，每次二姐和三姐去看顾她，大姐总是眉开眼笑，她俩一离开，她就觉得心上空落落的。在她俩的护理下，大姐从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到现在能慢慢地说话慢慢地笑，慢慢地走上几百米，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连医生都说你们一家人真是太厉害了。我想，不是我们厉害，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亲人，不想再这样失去亲人，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可能性，我们都会不顾一切地把大姐抢救回来。只要人在，一切就都好了。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明白。
今年春节，我们又聚在三姐家。三姐家就像个大本营，我们都是候鸟，每到春节，就飞回大本营相聚。两天后，小姐姐也回来了。“走，去老大那里拍照！”二姐开心地说。我们六人来到了大姐住所的楼下，二姐喊了一声大姐的名字，不一会儿，就传来大姐喜悦的回应，“我们来找你照相了！”二姐喊道。“来啦！”大姐应道。四姐上楼，扶着大姐下来。大姐穿着崭新的羽绒服，鲜红的色彩映衬着她红红的笑脸，像一朵红色的梅花——大姐其实就是一朵梅花，生于困难时期，成长于动荡的年代，年纪小小就开始分担家计，中年时遭遇下岗和丈夫病故，她一人做数份工，拼了命地以柔弱的双肩撑起一个家，现在她又在拼命地活着，就像梅花，再严寒的天气也傲然开放，再艰难的时日，大姐也会穷尽一己之力奋力度过。
二姐看到大姐，立刻紧紧拥抱住她，说：“嘿呀，你穿得比我们都红！今年你最红！”大姐说：“我们都会红，我们全家人都会红。”五姐拿出相机在四周选景，我们笑着围在大姐身边，只是笑着，不说话，就很美好。“过来过来，这里拍照很好。”五姐招呼大家往小区的一角花圃走去，她先找好角度，架好相机等着。我们在花圃前按照排行站好，排成一行，五姐设置好相机的快门，跑回队伍中，喊了声“一、二、三，笑！”只听得相机快门的声音响起，连拍了好几张。五姐把相机取下，让我们看照片，“这张好。”“这张我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还没准备好，就拍了。”“换个背景再拍几张。”……大家七嘴八舌地边看照片边讨论，你说我表情太灿烂，我笑你闭眼不知在想啥，吱吱喳喳，像极了从前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光。那一刻，我甚至有点恍惚，仿佛昔日重来，温馨如昨，眼眶竟有些湿润。
那天，我们拍了好多合影，每一张照片上，每个人都笑容灿烂，连大姐也笑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无论再难的关卡，再痛的伤口，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度过，被治愈。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家庭成员少了，虽然我们姐弟七人也在天南地北，但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一起，我们的家就不会散。在回三姐家的路上，二姐忽然说：“我们一年一年老了，以后我们七个人每年都要拍一张合照。”二姐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这合照上只要还是七个人，就是我们的全家福，我们就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家。
我们姐弟七人的确很少有机会聚齐了拍合照，不是少了大姐，就是少了小姐姐，或者她俩都在了，我和四姐却又离家去外地工作了，总之，都没有聚齐过。五年前的春节，大姐和小姐姐回来，我们七个人真正第一次聚齐了，赶紧到小区后边的公园里拍了一张合照。
我把这张合照叫做我们的全家福。
严格来说，我们家并没有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在我看来，通常意义上的全家福应该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有父母，有儿女，甚至几代同堂。我们家也有不少家庭合影，但每张照片都缺人，并不是全家福。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拍全家合照，是大概三岁，那次是外公从千里之外的老家来看望我们，一家人一起去照相馆和外公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但那张照片上缺了四姐。多年后，我问四姐那天她为什么缺席，她说那天学校里有事，她要赶着去学校，就没参加拍照了。
从前，照相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个奢侈的物件，要拍照就得去照相馆。当年的工资并不高，要养活一大家子，哪还有闲钱去照相馆拍照？我们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当时城里唯一的一家国营照相馆。拍照的相机很大，木质的外壳，摄影师躲在照相机的黑布后面，喊“一二三”，然后不管你的表情好不好，不管焦点是虚是实，就都定格在了胶片上，不可重来。我有几张童年照就是在那里拍的。那是物质匮乏的年代，却是我们一家人是最整齐的时候，但我们都没有想过要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
几年后，大姐和二姐相继结婚，四姐上了大学。大姐嫁到了一个百里外的小城，回家的次数并不多；二姐的婆家倒是不远，离家两条街。二姐结婚那年，家里添置了一台“傻瓜”相机，要拍照就不用去照相馆了，可照相毕竟不是家庭生活的“主旋律”，最多在过年的时候，买上一卷胶卷，一家人拍拍照，应个景。那时，没人想到要拍一张全家福，大家都觉得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拍。
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带走了爸爸。这不仅让我们家缺了一个口，也让我们每个人的心上都少了一角。那年春节，我们没有拍照。少了一个顶梁柱的家，笼罩着愁云惨雾。吃过了团年饭，三姐说，爸爸没了，但我们一家人不能倒下。我们默默地点了点头，妈妈坐着，一言不发，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从前都听爸爸的，现在她听自己女儿的。那一年，三姐和五姐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成绩，一同考进了爸爸生前所在的单位，四姐大学毕业，到了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摆脱阴霾，逢年过节拍的照片上，每个人的笑容也慢慢地呈现出发自内心的快乐。
又过了几年，四姐辞去教职，到了离家千里的特区，当上了一名白领丽人，小姐姐也去了一座小城的酒店工作，我上了大学，只有三姐和五姐在家和老妈一起生活。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一年，老妈也被疾病带走了。大学毕业后，我在外地工作，开始独立的生活。我们姐弟七人，分开在五个不同的地方，即使逢年过节，也聚不齐。每次想拍一张合影，不是少了大姐，就是少了小姐姐，为了让照片上的人聚齐，五姐学会了PS，把少了的人贴进照片，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不真实。直到五年前的春节，我们姐弟七人从各地回来，在三姐家聚齐，才第一次拍了一张合影。
两年前，大姐突发脑溢血，几近死亡，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说希望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放弃。我强忍着泪水签了手术同意书，我们找了本地最好的医生，为大姐做了大大小小数次手术，才从濒死边缘把大姐拉了回来。出院后，大姐从镇上搬来市区的亲戚家住。二姐和三姐退休在家，就担起了照顾大姐的主要责任。她们为大姐做饭、洗澡，帮她做康复训练，陪她说笑解闷，就像她们小时候，大姐照顾她们那样。虽然有护工，但大姐还是信任自家姐妹，每次二姐和三姐去看顾她，大姐总是眉开眼笑，她俩一离开，她就觉得心上空落落的。在她俩的护理下，大姐从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到现在能慢慢地说话慢慢地笑，慢慢地走上几百米，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连医生都说你们一家人真是太厉害了。我想，不是我们厉害，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亲人，不想再这样失去亲人，只要有一星半点的可能性，我们都会不顾一切地把大姐抢救回来。只要人在，一切就都好了。这一点，我们比谁都明白。
今年春节，我们又聚在三姐家。三姐家就像个大本营，我们都是候鸟，每到春节，就飞回大本营相聚。两天后，小姐姐也回来了。“走，去老大那里拍照！”二姐开心地说。我们六人来到了大姐住所的楼下，二姐喊了一声大姐的名字，不一会儿，就传来大姐喜悦的回应，“我们来找你照相了！”二姐喊道。“来啦！”大姐应道。四姐上楼，扶着大姐下来。大姐穿着崭新的羽绒服，鲜红的色彩映衬着她红红的笑脸，像一朵红色的梅花——大姐其实就是一朵梅花，生于困难时期，成长于动荡的年代，年纪小小就开始分担家计，中年时遭遇下岗和丈夫病故，她一人做数份工，拼了命地以柔弱的双肩撑起一个家，现在她又在拼命地活着，就像梅花，再严寒的天气也傲然开放，再艰难的时日，大姐也会穷尽一己之力奋力度过。
二姐看到大姐，立刻紧紧拥抱住她，说：“嘿呀，你穿得比我们都红！今年你最红！”大姐说：“我们都会红，我们全家人都会红。”五姐拿出相机在四周选景，我们笑着围在大姐身边，只是笑着，不说话，就很美好。“过来过来，这里拍照很好。”五姐招呼大家往小区的一角花圃走去，她先找好角度，架好相机等着。我们在花圃前按照排行站好，排成一行，五姐设置好相机的快门，跑回队伍中，喊了声“一、二、三，笑！”只听得相机快门的声音响起，连拍了好几张。五姐把相机取下，让我们看照片，“这张好。”“这张我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我还没准备好，就拍了。”“换个背景再拍几张。”……大家七嘴八舌地边看照片边讨论，你说我表情太灿烂，我笑你闭眼不知在想啥，吱吱喳喳，像极了从前我们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时光。那一刻，我甚至有点恍惚，仿佛昔日重来，温馨如昨，眼眶竟有些湿润。
那天，我们拍了好多合影，每一张照片上，每个人都笑容灿烂，连大姐也笑得像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时间是最好的医生。无论再难的关卡，再痛的伤口，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被度过，被治愈。对于我们来说，虽然家庭成员少了，虽然我们姐弟七人也在天南地北，但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一起，我们的家就不会散。在回三姐家的路上，二姐忽然说：“我们一年一年老了，以后我们七个人每年都要拍一张合照。”二姐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这合照上只要还是七个人，就是我们的全家福，我们就是一个整整齐齐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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