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年纪渐大,思乡情切。最近几年,经常回老家探亲,每次回家我都想起这句话,一路上心绪难平。不同的是,我现在的口音变得不伦不类,面对辽阔的故乡大地,我一直在默默请求它宽宥。
  
  一
  读大学后,才发现,大学校园是个小社会。就拿我们学校来说,每个系甚至每个班级里的学生,构成复杂,来自全国各地,但东北学生居多。平时交流大家都讲普通话,普通话是在东北话和北京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骄傲着呢。如果谁讲话带了口音,我们就会猜测他是哪里人,那时,还没发放身份证,口音起码能代表省份。这成了那个百废待兴年代的一种娱乐活动,像猜灯谜一样,故乡是唯一的谜底。每次班会,大家轮流读报,每次轮到周同学,他浓重的四川口音都叫大家忍俊不禁,再加上他的语调抑扬顿挫,他把读报变成了地方口音的小品表演,大家实在没忍住,有些同学笑出声来。他红着脸,镜片后的眼睛笑意盈盈,看得出,他读得兴奋,也并没因同学笑他而不快。毕业三十周年聚会时,再见他,人有些苍老,一直在北京工作的他,即兴发表感言时,还是在京腔京韵中拖出了川音,像葱爆肉里露出一丝红辣椒,这次,大家都没有笑,反倒觉得是美味。
  大二那年盛夏,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坐在一张类似北方农村饭桌一样矮小的桌子前,给全体社员做麦收前动员讲话,正逢我放暑假,我跟着父亲去开会了。父亲身体不舒服,母亲叫我照看着点。全神贯注的我,听到了父亲嘴角掉下的山东口音。当时,在心里嗔怪父亲,出来这么多年了,讲话还这么咵,我的自负在于,把东北话误当成普通话了,普通话就是中国话,讲好普通话,人人有责嘛。但忘记了父亲是带病讲话的,也许因为腹痛,让他才没有驾驭好自己的语调,事后,我很自责。不久,父亲就因病住进了医院。欣慰的是,如果不是我硬拖他去医院,按照医生的话,我就可能听不到他东北口音的山东普通话了。父亲的老家,在济南郊区,至于准确地方,我常常模棱两可,只记得父亲和老家通信,要写下一串长长长长的地址,在句子的末尾,才出现了一个含羞带涩的小村庄。虽然父亲十六岁就来到了东北,如果讲话语速快了或者发脾气的时候,齿缝还是会泄露他老家的方位。
  我一直以为,口味,是母亲定的,口音,是故乡定的。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就有本地同事问我:“你老家是哪里的?”我就理直气壮地回答:“黑龙江的,本地人。”她们短暂沉默后,开始摇头。她们告诉我,我的口音是辽宁口音,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鉴别能力,不容我质疑。在我的概念里,辽吉黑地理环境、气候、生活习俗等都相近,都是咱们那疙瘩的。他们说:“黑龙江吉林口音差不多,辽宁不一样。”没想到,我认真的同事还真是认真,竟然用口音给东三省划出了边界。这时,我猛然想起母亲说过,姥爷姥姥是辽宁本溪人。得,这足以证明同事的推断可信度极高。母亲教会我说人生的第一句话,看来,我的口味和口音都是母亲定的。尽管三地口音有所差异,但终归囊括在东北语境范畴,我的口音基本属于东北那旮旯的。所以,不管是黑龙江人还是吉林人、辽宁人,叫我东北人还是比较准确的,听着宽广,老一辈人则说成“东北‘银’”,听着敦实,似乎更贴切。东北有万年形成的黑土,只要稍加打理,每年都能获得不错的收成。不需想象,数月白雪皑皑,真的是满地碎银。地域决定了口音,这是真理。
  
  二
  到上海工作后,最初由一位老会计带着我。说是老会计,年纪只长我几岁,上海人。我们公司是中英合资企业,五湖四海的人都有,所以,大家工作开会都讲普通话。如果哪位没注意,习惯性地讲起了自己家乡话,会遭到大家的公开拒绝:“请讲普通话。”这位只好说句“不好意思”,然后讲普通话,即使是很蹩脚的普通话,包括我的这位财务同仁,他还是习惯用上海普通话跟我交待一些事情,把沪语发音翻译成汉字,常弄得我一头雾水。无奈,我买了学说上海话磁带,在家里自学,总算琢磨出了点名堂。有意思的是,师傅一日也对我的家乡感兴趣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果断说我是山东人,说我讲话自带山东口音,可能是因为我讲话时,尽量不用东北方言,既避免人家理解困难,也顺便藏住自己的口音,想保留住祖籍这点秘密;或者他听惯山东同事讲话了,公司里,业务部门有几个山东籍的员工,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他已形成了这样的语感。我没去辩解,只是重申我是东北人。随即,我想到了自己是闯关东的后代,他这样说,好像还蛮有道理的。此后,我坚持操着国家语言委员会推荐的普通话办公,即使会讲些上海话了,也开不了口。
  外派到柳州工作,没想到的是,我又陷入方言的包围圈里,讲方言时口音最浓重。柳州话属于桂柳话的一支,是西南官话,听上去像是粤语和四川话的混搭。讲方言的地方,很多人的普通话自然有地方口音,和他们交流,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讲东北普通话的我略显孤单,就把目光汇聚在我身上。有时出去应酬,一坐到饭桌上,就有朋友试探我:“听口音不像本地人?”见对方满怀好奇,我索性干脆将自己的历史简述一遍,不外乎组织一下语言逻辑,阐明自己是来自上海的北方之东北之黑龙江之山东后裔。后来,竟有人开玩笑说,跟我打电话,起初以为我是个骗子,因为我讲话像在播音,就这普通话水平,他们还在夸我,估计是他们的普通话水平有待提高。几年下来,耳濡目染,环境熏陶,我讲话的口音似乎有些变化。一次回上海总部开会,遇见一位老同事,聊着聊着他忽然警觉起来,他说,记得你是北方人,怎么口音不对头了?我说对,自己现在在柳州,他说,哦,给忘了,怪不得。我这才想起来,自己刚才跟他讲话过程中,提到自己已经驻外多年了,不小心在句尾拉长了一个语气助词“啵”字,这是柳州人强调语气里常用到的一个字。入乡随俗,我自己竟然没有丝毫察觉。
  那年在厦门会计学院培训,我是非常遵守课堂纪律的,早来晚走,想必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间,我忽然想到了一个纠结了多年的问题,正巧,老师讲的企业经营方面的课程和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于是,我就过去问老师,老师的答案和我心里思考的结果如出一辙。谢过,本想转身离去,没料到,他突然问我:“听口音你是新疆人吧?”也许因为我的普通话中,个别字平翘舌、前后鼻音没分清,像凉了的馕,有几分硬。我边说“不是”边笑着摇头。“看你浓眉大眼、人高马大,长的就像。”他又用自己的观察来佐证自己的结论。他是一名教授,听音识锣,察言观色,应该是他的基本功,这次,他失误了。不过,他这一句近似玩笑的话,倒是勾起了我对新疆的美好回忆。2008年,我去了新疆的特克斯,一个八卦图一样分布的小城,我们的司机就是豪放的维族兄弟,他们非常善良,汉语讲得很溜。一周里,从早到晚陪着我们出行。据说维族的孩子讲汉语比汉族人的孩子标准,原因在于汉族孩子的父母讲的本地普通话会影响到孩子的发音,而维族的孩子学汉语则完全是从零开始,没有杂音,从我自身成长经历来看,我认可这种说法。可惜,口音不是基因,如果做个地道的新疆人,我倒是非常愿意,我曾在飞机上俯瞰巍巍天山和茫茫戈壁,连绵起伏,壮美无涯。
  
  三
  每次回家,都尽量不让同学知道,很多同学都生活在县城里,地方不大,碰面容易。每次他们都盛情,一定要请我吃饭。不想多喝酒是一方面,还有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的想法。但还是常常走漏消息。一次,几个高中同学在一起吃晚饭,酒正酣处,同学宋笑眯眯地盯着我泛红的脸说我的口音变得南腔北调,我力争,说自己讲的是纯正的东北话,不说还好,这样一讲,另几位同学哈哈大笑,说他们和宋同感,早就想说,没好意思。有一点我必须承认,现在讲家乡话不利索,反应慢,“整”不出那个小鸡炖蘑菇的味道。同学杨则说,我讲的算是普通话吧,只是,这普通话有点不“普通”了,说我在外打拼多年,人出息了。我觉得汗颜,事业实在平平,倒是离开家乡这些年,长久地泡在江南烟雨里,生活习惯被“腌”得串了味儿,日日浸润在太阳加热的山水中,我的口音被煮夹生了。但同学们没有因为这些变化而不接纳我,只是为我感慨。那晚,喝的有点多,这时我不敢说话了,舌根发僵,口音是真地变了。
  前几天,和一位在欧洲分公司工作的朋友小聚,他要半年回来探亲一次,疫情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为他提心吊胆。现在新冠病毒渐渐远离,我们都踏实了许多。聊着聊着,回忆起他刚到荷兰时间还不算长,我倒担心他的语言问题了。他听后,笑逐颜开,他说:“一点问题没有。刚去的时候,不了解情况,自己开始试着讲英语。不同国家的人说英语,都会带着自己祖国的口音。出乎意料,有些外国员工听出我的中国口音,竟直接跟我讲汉语了,让我很震惊!说明中国强大了,很多国家都建起了孔子学院,汉语越来越热,学汉语懂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几个要拜我为师,我干脆直接跟他们开国语,每天给他们听《中国好声音》。”他兴奋得一口气说了很多。听了这番话,大家心里高兴,立马碰了一杯。
  口音毕竟不同与方言,不知有没有可能成为非遗。现在电子产品铺天盖地,电脑、手机用得多了,人们更习惯发邮件、微信,不是在沉默中交流,就是在交流中沉默。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人的嘴巴只用于吃饭,功能会退化。现在越来越少见了,在会议室里,大家挥舞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讨论问题的火热场面。但我依然喜欢开会,和同事面对面交流,我也喜欢打电话,有时讲着讲着就情绪激动,就会带出各种口音。有时,会把母亲的口音带出来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这把年纪,还有老母可以惦记,真地很幸福;有时,后悔没能继承父亲的口音,父亲去世二十多年了,仍然很想念他,我倒是非常愿意说话时带出他的口音,我不只是要他活在我的心里,我要他时时活在我的生命里。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已改鬓毛衰”。离家几十年,我的家乡口音已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想对贺知章说句抱歉,无情的岁月改动了他的诗句。每次见到乡亲,担心他们因我口音生疏而显生分,便欲言又止,其实,我真想和他们多唠几句,说说家乡话,讲讲家乡的故事,还是乡音里的故事最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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