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老建筑,那可太有学问,太有讲究了。不管是建筑专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能像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但鱼龙混杂却也是相生相伴,与海内外闻名的中央大街,那些凝固着欧风古调华彩音符的精美建筑并存,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遗存下来的小日本楼,也同样在老哈尔滨人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拭去的疤痕。
  日本楼前面加了一个“小”字,跟电视剧常提到的“小日本儿”,还不是一回事,这里的“小”,就是一个中性词,因为曾经是那么熟悉的日子里,它真的很难同“大”联系在一起。
  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我们家搬到了偏脸子安字片的一个有两幢日本楼的大杂院儿。朝东的是红楼,朝南的是灰楼,都是不大的二节楼。大院儿里的人习惯叫法,都是小红楼咋咋地,小灰楼怎怎样了。
  要说这两幢小楼,真是跟它们原来的日本主子一样招人恨。本来都是小矬子,可偏偏端不端,正不正地愣充大瓣儿洋蒜。日出东方,起码要超过八竿子,院儿里的小平房住户才能见到阳光;日头转南,太阳虽已高升,小灰楼却还把小平房捂在“日下黑”的阴影中。一到冬天,西北风越刮越乐呵,太阳也越来越懒惰,就是不往高了爬,楼下不远的小平房住户更惨了,连一缕阳光都见不着了。
  老哈尔滨道里和南岗常见的欧式建筑,追根溯源,每一幢的风格,都能在世界近现代建筑史中,找到他们相应的位置。像古希腊古罗马风格,拜占庭风格,巴洛克风格,新艺术运动风格,折衷主义风格,俄罗斯木结构风格等等,《辞海》里都有记载。而唯独同样属于舶来品的日本式建筑,尤其是留存于偏脸子安字片,还有毗邻的正阳河,南岗马家沟的日本楼民居,即便踏破书山,淘遍书海,绞尽脑汁,也找不到能对得上条目的“经”,能合得上牙的“典”。而有一点却不约而同地一致,就是那一个“小”字。
  大院儿里小红楼,是红砖本色一砖到顶,上覆红瓦;小灰楼是水泥抹成起褶皱的灰墙体,楼顶铺着“洋铁”盖儿。就像是在普普通通的火柴盒平房上面又摞上一层,没有一点儿出奇出众的地方。两幢楼还有一个最鲜明的共同点,开的都是小窗套子,镶的都是小块儿玻璃。一打眼儿都不用言语,就知道它们是姓“日”的姐妹俩,只不过那个灰的,是套了件“马甲”罢了。
  里面呢,房间也间壁得太小了,举架又低,拿它和俄罗斯的欧式楼宽堂大屋高举架比,那简直就不能称其为楼房了!十来个平方的就叫大屋子了,一家一户挤的跟鸽子笼似的。特别是那个小灰楼,一上破楼梯,里面还是筒子楼一通到底的长走廊。过日子哪能少得了坛坛罐罐,家家都摆在了自家门口。好在那个时候瘦子多,要搁现在这么多胖子,怕是连“礼让三先”侧着身通过,也得碰倒两边住户的东西。
   而最不招人待见的是,建的是楼房,却都没有下水道。楼里的住户都得一天不落地拎着“伏流儿伏流儿”,就差溢出来的泔水桶,一步一挪,战战兢兢地下楼梯,到大院儿里露天的公用泔水窖子倒泔水。 那个泔水窖子位于院心,夏天臭烘烘,招得苍蝇狂飞乱舞;冬天滑溜溜,嘀嗒的泔水汤子,落地成冰,冻成了一圈儿每天都在增高的污冰斜坡。夜里黑灯瞎火看不见亮,滑一跤是常有的事儿,没摔坏臀胯骨手腕子就得烧高香了!
  哦,说吃喝拉撒,还忘了一个少不了的大项目,五六十年代,从新阳路往北,过了安道街铁道上的大铁桥,老道里那边的欧式楼都有俄国人叫的“嘎斯”,就是煤气管道。而安道街以南,偏脸子安字片这边的人,就得眼巴巴地望“气”莫及,垂涎三尺了。大院儿里本来就不大的空间,两个楼前又都盖了一溜的小棚子,为的是装煤搁柈子,这就更拥挤不堪了。以至于后来,连掏茅楼儿马拉的大粪罐车都赶不进来了!
  楼挨平房烟火盛,地气人气气气足。几十户人家挤住在这样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肯定是够热闹的了。从春寒料峭的早春开始,每一天的大院儿,都在发生着家长里短不重样的故事。
  初夏天刚亮,老爸就起来生火做饭了。先掏灰,架柈子,火苗上来了填两铲子煤,再找个小板凳一坐,就“咕哒,咕哒”拉起风匣催火了。脚跟脚儿进了厨房的老妈,系上围裙,挽起袖子,和上半大盆苞米面儿,掺点儿豆面,捏一小捏儿“面起子”,看着锅里的水翻花了,便两手“噗哒,噗哒”地团弄好大饼子,“吧唧”一下就贴到了锅边上。等转圈儿贴满了,就在锅中央放上一碗已经切好的秋天腌的青萝卜条老咸菜,再放上点儿葱花儿,滴上两滴金贵的豆油,这才拿起木头大锅盖一盖。一家七八口子的早饭就料理过半了。
  这会儿的老妈解下围裙就上了缝纫机,开始干她取来的服装活儿了,厨房剩下的活儿就都撂给了老爸。
  “埋汰呀!埋汰,快回来吃饭啦!”这边风匣响,大饼子还没出锅,那边又传来了满大院儿喊儿子的大嗓门儿。不用问,是小红楼楼梯口的那家爷们儿又开始“每周一歌”了。那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关里爷们儿,每天天不亮,就站在自家门口打一通武术的什么拳。听口音,老家好像就是河北吴桥武术之乡那两溜的。打完拳,活动了身子骨,就像我老爸似的,赶紧操持全家人的饭食了。
  等做好了饭,一看四五个半大小子、姑娘没凑齐,小名叫“埋汰”的大儿子没见影儿,就还得出来可大院儿喊。他媳妇呢,也没闲着当太太。当家爷们儿好像是一个工厂的机修工,手艺好,就给老婆鼓捣成一个小型的织手套织袜子的机器。在临街的窗户上,还挂起了一个不大的招牌,“加工手套袜子”。
  厨房里,爷们儿放下锅铲拾炊帚。屋里头,娘儿们儿聚精会神忙织活儿。不知道应该是夫唱,还是妇唱,反正就是像董永和七仙女那样,夫妻相随一块儿忙活。我老妈有句话,“守着勤的没有懒的,守着馋的没有攒的”,勤劳致富啊,人家的小日子呢,自然也就过得跟一盆火似的那么红火。记得演第一部国产电视剧《敌营十八年》那年,他家买回来全大院儿第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可是刷了一把大手笔!一到下黑,他家门里门外真就冒烟了,差点儿没挤倒了门框子!半大孩子哪有不喜欢热闹的,我还跟着去他家,紧贴着别人脊梁,站椅子上看过两集。
  小灰楼呢,上班时间,只要看楼栋口急急忙忙出来,抬上腿,骑车就走的人就知道,忙得同样不得清闲。区教育局把小灰楼收去当了教师家属宿舍,楼上楼下相当一部分住户都是小学老师。可能是为人师表一定要注意仪表的关系吧,别看住得小,吃得差,可出来进去,人前人后,却都穿得体体面面锛儿精神。
  改革开放前的哈尔滨,不是有那么一句嗑嘛,说街上走的人,是“的确良裤子,苞米面儿肚子”,要脸面,讲洋气,比保肚子重要。这可能与早年那些俄侨的穿着打扮的传统影响有关。老师们要面对学生,当然就更不能穿得邋邋遢遢了,一身正装是最起码的。好美的女老师,更忘不了总对着镜子搭衣配裤地捯饬,还想着能新潮一点儿,前卫一些。大院儿里有人在背后指划他们,说他们是打肿脸充胖子,“驴屎卷子外面光”。这样的人就是没过过脑子想想,人家都是要站讲台桌,面对学生的,日子再紧再穷,也得讲职业道德,不顾及职业形象行吗?
  那个时候,不管是像老师这样,被贬成“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还是家里家外都穿一身蓝色工作服,被捧得挺老高的工人阶级,具体到一家一户,日子过得都不富裕。
  午后,我正在门前搓洗着泡了一大洋铁盆的炕单子,小院儿门被推开了。进来的是小灰楼里的邻居,是当时的”领导阶级”施师傅的妻子。她手里捧着一个大号的能装三斤半酱油的瓶子,进了屋有些怯生生地坐在老妈缝纫机旁的椅子上。
  你这是去粮店打油了?老妈停下手里的活儿问。
  我刚刚去把我家小施单位发的保健油领回来了。
  “宋嫂,我们家小施穿上你给做的大棉袄,太合身了,他说浑身一下子就感觉热乎乎的,再也不愁今冬出门没有扛风的大衣了!”她告诉着老妈。
  这是一个有两个孩子,老婆还长年累月病病歪歪,总得搁药溜着的家,过着就靠外当家的施师傅一个人工资生活的紧日子,连一件大冬天必须穿的棉大衣也买不起。老妈是一副热心肠,就帮她把施师傅工厂发的劳保用品,一个大棉坎肩子配上了两条袖子,又格外上了个领子,一件又既像样又可体的棉大衣就置办成了。
  “真的好好谢谢你,宋嫂,这么忙还帮我。要是去服装店可得花不少钱,俺哪舍得呀!” 她边说边站起身把豆油瓶就放到了缝纫机里边的桌子上,整得老妈一个劲儿地直摆手。
  那个啥啥都凭票,啥啥都定量的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五两豆油,炖半锅菜都只能倒一个小锅底儿,恨不能一滴一滴地数,贵金得很。她送来的这一瓶子油,足足是七八口人一个月才能领回来的供应量。可老妈心里更清楚,保健油是特殊工种才有的,那是厂子发给她家小施补身子的。再说了,都是一个大院儿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能帮衬一下也是缘分,还用搭哪门子人情!小施家的还要推让,老妈假装生气了。也只能千恩万谢了一番,把油拿回去了。
   也别说,那时候的邻里关系真就是这样,相互之间比较熟络,彼此走动得也挺近乎,有个为难遭载儿的事儿出手帮一把,就像太阳出,日头落那么正常。哪像现在楼上楼下住着,多少年都不知道谁家姓啥叫啥这么冷淡。
   小红楼二楼的雨搭下面挂了一块大红匾,上书“烈士之家”四个大字。烈士的老父亲,已经快八十的老成头儿住在这儿,听说他二儿子是在解放锦州的战役中牺牲的。可极富有戏剧性的是,小灰楼一楼也有一个从锦州战役活下来的人,那是一个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
   “文革”刚一开始的那年,正是给地富反坏右戴高帽,游大街,开批斗会的时候。街道办事处,那个时候都叫革命委员会了,传来了信儿,说这个活下来的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高级将领,是在锦州战役的防空洞举着双手出来被抓了俘虏的。对于街道革委会的造反派来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岂有不斗之理!
  批斗大会在小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开始了,我当时被居民委拉伕去当了记录员。那个国民党大官儿,我们一个大院儿住着挺熟悉的,平时挺斯文,见面儿也挺和善。得知我考上重点校的时候还夸过我。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在战场起义过来的。可现在必须得高喊打倒他的口号了,心里头真是转不过这个弯儿,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小红楼的烈士是锦州牺牲的,小灰楼的大官儿是锦州被俘的,一红一灰,阵线分明。当时定的调子,这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定要狠狠打击他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其实,当时真没有掌握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革命气焰。可整个社会颠倒个儿了,面临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气候,你要不“振臂高呼”,打倒XX,怕立马就叫人抓了你立场不坚定的现行,说你划不清界线。严重了,能不能也给你糊一个高帽子扣上,也不好说。
  结果,还是和他的儿子,比我稍大几岁的那个大哥有了芥蒂。直至“文革”过后50年再遇到他,还对我冷眼相看,就因为当年参加了批斗会,喊了打倒他老爸的口号。他也真的是没有与时俱进,都半个世纪了还想不开,这能怨谁呢?
   斯人已去,斯楼已拆。20世纪80年代,大铲车,推土机日夜轰鸣,把那些占着好位置,被说成是长在金銮殿上的“狗尿苔”一类的老建筑,老街坊都推倒了,铲平了。那两幢伪满的小日本楼自然也没躲过去,终于寿终正寝,与大杂院儿一块儿被拆的灰飞烟灭了。
  但回头看,这两幢小日本楼,和周边的大杂院儿,与它们那些无辜的同类相比,也算没有白白牺牲,因为代之而崛起的是,偏脸子新阳路最大的高架桥建起来了。安发一桥跨西东,偏脸子南岗两相通。从安字片去南岗哈工大和哈西,再也不用绕道霁虹桥了。
  作为舶来品的日式小楼,虽然在建筑艺术价值上乏善可陈,但它毕竟见证了一段屈辱的历史,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满洲国,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凝固且无语的证据。
  好几年没能回去了,听说在道里田地街与买卖街交口,也曾站立了多年的那两幢小日本楼,后来在那个街区的大拆迁当中,终于被幸运地保护下来,心里十分欣慰。那两幢小楼好像原来也是两层的,与我最熟悉的,大杂院儿里的那两幢,外表一无二致,应该是一母所生。何年何月又接上一层,想不起来了。不过稍有变化,也不足为奇。与能够依然留存,警醒后世相比并不重要。毕竟能印证那一段历史的小日本楼,在哈尔滨都已经难得一见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已经构成老哈尔滨人久远记忆的小日本楼,大杂院儿……
       
     (2023年3月再改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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