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1日上午8点12分，我懒洋洋地窝在被里，享受着冬日的暖阳。这时，一通电话声打碎了清晨的宁静。
电话是堂弟家东打来的，话筒里传来了他哽咽的声音：“二哥，老父亲走了……”。顷刻间，思绪难平，三伯许国宽94载春秋的坎坷人生如同放电影般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一
三伯许国宽1929年生人。当时的里下河民不聊生，人民苦不堪言。三伯6、7岁那年，就随梨园世家出生的爷爷去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表演京剧《借东风》，他天资聪颖，表演的大花脸角色常引来路人欣赏的目光。生活的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了改变命运的斗志。
1948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八尺沟村为数不多的建国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之一。19岁入党且成为丁北乡指导员（相当于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在当时不失为一个传奇。
1950年春天，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春天。三伯回到了三沟乡任指导员。
三沟乡由东八、西八、南八、李家舍、吴榔头、夺墓陈、卞张三舍等9个自然村组成，由于历史原因，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是三伯上任后面临的严峻现实。
困难面前不低头，建设家乡，建设新中国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他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工作难题，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硬生生地将一盘散沙的三沟乡变成了上下一心的团结乡。
征公粮、分田地、剿土匪有声有色，“拼命三郎”许国宽的英名在兴化大地传扬。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号召，这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是一场考验。
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4月，三沟乡收到了征缴公粮支援前线的命令。接到任务，让担任指导员的三伯和乡长何学全犯了愁，一边是上年粮食减产，农民揭不开锅；另一边是十万火急的征粮指标，不容半点折扣。
说实话，三伯许国宽和乡长何学全只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在他们看来，通过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能够迅速完成征粮任务。
三天后，汇总情况摆在了乡党政领导的面前，西八尺沟村拖了全乡后腿。由于上年粮食歉收，眼下又是三春头上，家家户户青黄不接，现在突然冒出偌大的征粮任务，无疑于雪上加霜。
最可怜的是村西北角的邹姓村民，因为成分富农，在历次运动面前总有心理上的自卑和胆怯。这次催缴公粮，同样未能幸免。夜里，乡长何学全找他谈话，以为能够快速轻松地把公粮缴上来。面对乡长等一众干部，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位村干部无意中说了“如果完不成征粮任务就是反对统购统销”这句话，成了他悬梁自尽的导火索。
工作方法简单化导致人命案，在全县引发轰动。县委常委、监委书记亲自带队前往三沟乡调查处理事件的来龙去脉。
很快，县委做出处理决定：乡长何学全由于工作简单粗暴，犯强迫命令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逮捕法办。给予乡指导员许国宽留党察看，停职处分。
逮捕那天，在西八村场头，上千人聚集。县监委书记一声令下“把犯罪分子何学全抓起来！”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用麻绳将何学全五花大绑，像捆粽子一般，很快，额头上大汗淋漓。
面对突如其来、摄人心魄的抓捕场景，三伯直吓得双手哆嗦，以至于后来落下了遇事手脚颤抖的病根。
可伶的何学全妻子徐四子新婚燕尔不久，丈夫就被投入大牢。再后来，何学全判刑后被押送新疆伊犁农场改造。起先为有期徒刑三年，至今生死不明。
村里先后派人去找寻过，说是被苏联人掠去了西伯利亚垦荒。再后来，徐四子只好改嫁，重新组建家庭，至死也未能盼来亲人的回归。
三
三伯自此由名噪一方的乡指导员成了一名无业游民。党内外职务被停止，党内生活被剥夺。如火如荼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跃进”以至于后来的人民公社化，都将他无情而彻底地抛弃了。
说实话，几年的干部生涯让三伯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二流子”，一下子扎进杂乱无章的生活，着实无所适从。
面对厄运，三伯没有自我消沉。从政之路可以中断，但“一天不死要饭吃，两天不死要衣穿”的生存之道难以改变。他从爷爷手里接过毛篙，撑着小木船，养起了趟鸭。
养鸭是个苦差事，每天迎着朝阳出发，沐浴夕阳归来。夏天高温酷暑，在太阳下蒸烤；秋天赶稻场寻食，与时间赛跑；冬天滴水成冰，寒风刺骨。但在三伯看来，这些苦虽伤及肉体，但远不如内心的痛，因为他把不能为党组织工作的苦深藏于心，这是许多人无法体验的。
靠着潜心多年摸索出的养鸭经验，三伯俨然成为全乡小有名气的养鸭能手。“荒年上饿不煞手艺人”，养鸭技艺终究陪伴他度过了精神空虚的时光。
再后来，三伯到泰兴刁铺等地拜师学习砂轮、油石烧制技术，熬过了令人辛酸的艰难岁月。
四
1962年，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兴化县委对先前的案件进行了回头看，冤假错案一律予以纠正。
特别是建国初期出现的“统购统销强迫命令致死人命案”引发社会关注。经过激烈辩论，认为此案处理有失公平公正，处分过重，经甄别，恢复许国宽党内外职务及其待遇。同时对原先主导本案的原监委书记提出批评。
按理恢复职务和待遇，就意味着三伯将重新回到国家干部序列。
然而，这样的好消息始终未能在我们这个家族中传递开来。当时，信息闭塞，既无电话，又无通信，三伯正忙于四处漂泊的谋生境地，绝对想不到组织会恢复他的一切待遇。
再加之，与三伯同属家乡的原县监委书记对县委甄别文件精神耿耿于怀，设法阻扰县委决定与当事人见面是其乐见其成的事情。因此，甄别平反的消息尘封了十八年之久。
1980年，根据国家要求层层级级设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纠正平反冤假错案，本着举证、调查、平反的原则，一大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沉冤昭雪。
可伶的三伯竟浑然不知，又一次错过了平反的机会。一直到1985年，他在一次出差途中与人闲聊时，才得知国家落实政策，于是重视起来。回到家乡，寻找历史档案资料，兴冲冲地来到兴化县纪委要求落实政策。得知来意，接待人员解释道“落实政策办公室早已撤销”，原先未能落实的问题由所在乡党委政府负责处理。
工作人员同时告知“你的问题早在1962年就甄别到位，怎么至今没有解决？”。
残酷的现实将三伯对未来的憧憬击打得支离破碎。他流下来无奈的泪水。男儿有泪不尽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自己从青葱岁月到花甲之年，被剥夺工作权利30多年，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失去了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样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三伯不甘心。
五
三伯的境遇，令人无法平静。要强了一辈子的他，开始了为期十年的上访之路，他要讨个说法。
记得我在乡里工作时，他就不停地往县城，到地委和省委信访部门传递上访材料。起先，还能接到上级一层层批转下来的答复件；再后来，一周也收不到一件答复。每次总是一大摞子信件寄出去，犹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信。
后来，我考取了县级新闻单位，成为新闻记者。我的宿舍也就成了三伯上访途中的落脚点。每次到扬州、去南京，我总会帮他整理上访的申诉材料，想方设法地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度，天还没亮。三伯五点钟就离开了我的宿舍，往长途汽车站走去。我望着他冒着严寒，佝偻着身体蹒跚前行的背影心酸不已。60多岁的老人在城里早就安享晚年了，而他却奔波在没有结局的上访途中，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三伯就这样不疾不徐、不争不吵地上访着，十年努力，他的坎坷人生也感动着接访的领导们。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下，县委组织部在其享受村干部生活待遇的基础上，下达了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助。考虑到1962年甄别恢复国家干部待遇错过了时限，特事特办给予最低生活补贴。
至此，三伯上访期正好十年，已接近古稀之年。
他知道，尽管组织上对自己有不公正的地方，但没有抛弃自己。想到与自己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乡长何学全生死不明、家破人亡的境地，与之相比，自己又是何等的幸运！
六
三伯非常珍惜晚年的幸福生活，更加珍惜共产党员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村里支部组织开展党日活动以及“三会一课”政治学习，三伯从未缺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不做老好人，对照党员标准批评他人不留情面，接受同志批评大度包容，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各地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人民抗灾自救。他闻听消息后，顾不得年老力衰、体力不支，给支部送来100元现金，钱虽不多，但共产党员胸怀天下的情怀展现无疑。
后来，村里村庄规划调整，他总能为村干部出谋划策，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再后来，八尺沟村推行田园乡村示范村建设，他要求亲戚和子女带头认购樱花树苗，积极投身“樱花八尺沟”建设。
每当春天来临，三伯总会漫步在灿若如霞的樱花树下，看四面八方的游人在这里拍照打卡，幸福的涟漪在他脸上荡漾。
三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共产党员，生命定格在2023年1月11日，享年94岁。
出殡那天，三伯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灵堂里一只由苍松翠柏编织而成的花圈分外耀眼。“许国宽同志永垂不朽！”引人注目。缎带落款为“中共钓鱼镇委员会”，无疑，这是对三伯坎坷一生的最好肯定。
电话是堂弟家东打来的，话筒里传来了他哽咽的声音：“二哥，老父亲走了……”。顷刻间，思绪难平，三伯许国宽94载春秋的坎坷人生如同放电影般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
一
三伯许国宽1929年生人。当时的里下河民不聊生，人民苦不堪言。三伯6、7岁那年，就随梨园世家出生的爷爷去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表演京剧《借东风》，他天资聪颖，表演的大花脸角色常引来路人欣赏的目光。生活的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了改变命运的斗志。
1948年底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八尺沟村为数不多的建国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之一。19岁入党且成为丁北乡指导员（相当于党委书记，负责党的工作）在当时不失为一个传奇。
1950年春天，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春天。三伯回到了三沟乡任指导员。
三沟乡由东八、西八、南八、李家舍、吴榔头、夺墓陈、卞张三舍等9个自然村组成，由于历史原因，人心涣散、各自为政是三伯上任后面临的严峻现实。
困难面前不低头，建设家乡，建设新中国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他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激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工作难题，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硬生生地将一盘散沙的三沟乡变成了上下一心的团结乡。
征公粮、分田地、剿土匪有声有色，“拼命三郎”许国宽的英名在兴化大地传扬。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的号召，这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是一场考验。
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4月，三沟乡收到了征缴公粮支援前线的命令。接到任务，让担任指导员的三伯和乡长何学全犯了愁，一边是上年粮食减产，农民揭不开锅；另一边是十万火急的征粮指标，不容半点折扣。
说实话，三伯许国宽和乡长何学全只不过20出头的年轻人，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在他们看来，通过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能够迅速完成征粮任务。
三天后，汇总情况摆在了乡党政领导的面前，西八尺沟村拖了全乡后腿。由于上年粮食歉收，眼下又是三春头上，家家户户青黄不接，现在突然冒出偌大的征粮任务，无疑于雪上加霜。
最可怜的是村西北角的邹姓村民，因为成分富农，在历次运动面前总有心理上的自卑和胆怯。这次催缴公粮，同样未能幸免。夜里，乡长何学全找他谈话，以为能够快速轻松地把公粮缴上来。面对乡长等一众干部，他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位村干部无意中说了“如果完不成征粮任务就是反对统购统销”这句话，成了他悬梁自尽的导火索。
工作方法简单化导致人命案，在全县引发轰动。县委常委、监委书记亲自带队前往三沟乡调查处理事件的来龙去脉。
很快，县委做出处理决定：乡长何学全由于工作简单粗暴，犯强迫命令罪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并逮捕法办。给予乡指导员许国宽留党察看，停职处分。
逮捕那天，在西八村场头，上千人聚集。县监委书记一声令下“把犯罪分子何学全抓起来！”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用麻绳将何学全五花大绑，像捆粽子一般，很快，额头上大汗淋漓。
面对突如其来、摄人心魄的抓捕场景，三伯直吓得双手哆嗦，以至于后来落下了遇事手脚颤抖的病根。
可伶的何学全妻子徐四子新婚燕尔不久，丈夫就被投入大牢。再后来，何学全判刑后被押送新疆伊犁农场改造。起先为有期徒刑三年，至今生死不明。
村里先后派人去找寻过，说是被苏联人掠去了西伯利亚垦荒。再后来，徐四子只好改嫁，重新组建家庭，至死也未能盼来亲人的回归。
三
三伯自此由名噪一方的乡指导员成了一名无业游民。党内外职务被停止，党内生活被剥夺。如火如荼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跃进”以至于后来的人民公社化，都将他无情而彻底地抛弃了。
说实话，几年的干部生涯让三伯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二流子”，一下子扎进杂乱无章的生活，着实无所适从。
面对厄运，三伯没有自我消沉。从政之路可以中断，但“一天不死要饭吃，两天不死要衣穿”的生存之道难以改变。他从爷爷手里接过毛篙，撑着小木船，养起了趟鸭。
养鸭是个苦差事，每天迎着朝阳出发，沐浴夕阳归来。夏天高温酷暑，在太阳下蒸烤；秋天赶稻场寻食，与时间赛跑；冬天滴水成冰，寒风刺骨。但在三伯看来，这些苦虽伤及肉体，但远不如内心的痛，因为他把不能为党组织工作的苦深藏于心，这是许多人无法体验的。
靠着潜心多年摸索出的养鸭经验，三伯俨然成为全乡小有名气的养鸭能手。“荒年上饿不煞手艺人”，养鸭技艺终究陪伴他度过了精神空虚的时光。
再后来，三伯到泰兴刁铺等地拜师学习砂轮、油石烧制技术，熬过了令人辛酸的艰难岁月。
四
1962年，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兴化县委对先前的案件进行了回头看，冤假错案一律予以纠正。
特别是建国初期出现的“统购统销强迫命令致死人命案”引发社会关注。经过激烈辩论，认为此案处理有失公平公正，处分过重，经甄别，恢复许国宽党内外职务及其待遇。同时对原先主导本案的原监委书记提出批评。
按理恢复职务和待遇，就意味着三伯将重新回到国家干部序列。
然而，这样的好消息始终未能在我们这个家族中传递开来。当时，信息闭塞，既无电话，又无通信，三伯正忙于四处漂泊的谋生境地，绝对想不到组织会恢复他的一切待遇。
再加之，与三伯同属家乡的原县监委书记对县委甄别文件精神耿耿于怀，设法阻扰县委决定与当事人见面是其乐见其成的事情。因此，甄别平反的消息尘封了十八年之久。
1980年，根据国家要求层层级级设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纠正平反冤假错案，本着举证、调查、平反的原则，一大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党员干部沉冤昭雪。
可伶的三伯竟浑然不知，又一次错过了平反的机会。一直到1985年，他在一次出差途中与人闲聊时，才得知国家落实政策，于是重视起来。回到家乡，寻找历史档案资料，兴冲冲地来到兴化县纪委要求落实政策。得知来意，接待人员解释道“落实政策办公室早已撤销”，原先未能落实的问题由所在乡党委政府负责处理。
工作人员同时告知“你的问题早在1962年就甄别到位，怎么至今没有解决？”。
残酷的现实将三伯对未来的憧憬击打得支离破碎。他流下来无奈的泪水。男儿有泪不尽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自己从青葱岁月到花甲之年，被剥夺工作权利30多年，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也失去了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这样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三伯不甘心。
五
三伯的境遇，令人无法平静。要强了一辈子的他，开始了为期十年的上访之路，他要讨个说法。
记得我在乡里工作时，他就不停地往县城，到地委和省委信访部门传递上访材料。起先，还能接到上级一层层批转下来的答复件；再后来，一周也收不到一件答复。每次总是一大摞子信件寄出去，犹如泥牛入海一般杳无音信。
后来，我考取了县级新闻单位，成为新闻记者。我的宿舍也就成了三伯上访途中的落脚点。每次到扬州、去南京，我总会帮他整理上访的申诉材料，想方设法地减轻他的经济负担。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3度，天还没亮。三伯五点钟就离开了我的宿舍，往长途汽车站走去。我望着他冒着严寒，佝偻着身体蹒跚前行的背影心酸不已。60多岁的老人在城里早就安享晚年了，而他却奔波在没有结局的上访途中，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三伯就这样不疾不徐、不争不吵地上访着，十年努力，他的坎坷人生也感动着接访的领导们。
在各级党组织的关心下，县委组织部在其享受村干部生活待遇的基础上，下达了建国前老党员生活补助。考虑到1962年甄别恢复国家干部待遇错过了时限，特事特办给予最低生活补贴。
至此，三伯上访期正好十年，已接近古稀之年。
他知道，尽管组织上对自己有不公正的地方，但没有抛弃自己。想到与自己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乡长何学全生死不明、家破人亡的境地，与之相比，自己又是何等的幸运！
六
三伯非常珍惜晚年的幸福生活，更加珍惜共产党员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村里支部组织开展党日活动以及“三会一课”政治学习，三伯从未缺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不做老好人，对照党员标准批评他人不留情面，接受同志批评大度包容，体现了一位老党员的高风亮节。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各地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人民抗灾自救。他闻听消息后，顾不得年老力衰、体力不支，给支部送来100元现金，钱虽不多，但共产党员胸怀天下的情怀展现无疑。
后来，村里村庄规划调整，他总能为村干部出谋划策，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再后来，八尺沟村推行田园乡村示范村建设，他要求亲戚和子女带头认购樱花树苗，积极投身“樱花八尺沟”建设。
每当春天来临，三伯总会漫步在灿若如霞的樱花树下，看四面八方的游人在这里拍照打卡，幸福的涟漪在他脸上荡漾。
三伯，一位平凡而普通的共产党员，生命定格在2023年1月11日，享年94岁。
出殡那天，三伯身上覆盖着鲜艳的党旗，灵堂里一只由苍松翠柏编织而成的花圈分外耀眼。“许国宽同志永垂不朽！”引人注目。缎带落款为“中共钓鱼镇委员会”，无疑，这是对三伯坎坷一生的最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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