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我以流浪者的身份进入阿克苏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半年之前,我从事过装卸工、清洁工,兼职过保安。那时,阿克苏盛行“盲流”称谓。我则是“盲流”队伍中的一员。自从进入文化艺术中心,从事我心爱的放映职业,我便从“盲流”队伍中脱离出来。随时间的推移,耳边很少传来“盲流”二字。即使有,也不是针对于我的。
  有单位真好。起床一睁眼,首先想到的是单位,每日里提及最多的字眼,也是单位。单位,上班,形成一条直线,常常被我挂在嘴边,挺直腰板,见人就说。之前,对于单位,我并没有过多的上心。1992年元月,从部队复员回家,同学的父亲托关系,在静宁县橡胶厂帮我谋到一份差事,每月工资300元,得从家中带吃食。那时,我的个体电影放映走村串户红极一时。300元的收入,不到两三个晚上就能获得,对橡胶厂的工作自然是不屑一顾的了。自由,松散,挣钱容易是我对个体户的初步认知,我便有了做一个老板的梦。个体放映,兼顾照相馆营生,最终都受到了时代发展步伐的淘汰。1997年冬,彩电降价、录像、DVD的出现,电影放映业受到冲击,我不得不离开故乡,西去玉门转行餐饮业,做酿皮,卖大饼。在市场竞争中,使我深知挣钱不易,老板梦随着无形的压力,开始走向破灭。意识到自己不是一块做生意的料,却放不下身架,仍做着吃“飞食”的痴梦。直到家中因修葺房屋债台高筑,前妻弃我而去的时候,方从梦中醒来,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该踏踏实实地做些事情了。
  我决定放下架子,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架子,本是农民的儿子,只是上过几年学,当过几年兵,见过一些世面,怀揣了跟同龄人不一样的梦想,和发小们相处就显得格格不入罢了。离婚的日子,犹如天塌一般,五六年的家庭,一夜之间说散就散,前妻把四岁的女儿也带走了,房子里空荡荡的,倒是女儿的玩具,衣服到处都是,搅得我心慌意乱。三十多岁的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无助,每到夜晚,总要回到老屋,躺在土炕上,偎依在父亲身边。起初的几个夜晚,不习惯于父亲整夜的叹息,和他喂养的几只跳蚤的骚扰。父亲很少说话,他一说话,我的眼圈就会潮湿,被他发觉,他的眼圈跟着发红。父亲沉默不语,便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他把自己的棉袄或者棉裤垫在我的枕下,时不时帮我拉拉被角,在父亲的眼里我俨然没有长大。他帮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是醒着的,只是装睡罢了。在离开父亲的前几个日子,不知不觉地让我留恋起老屋,留恋起父亲的汗味、烟味……甚至,连他的呼噜声都是悦耳的。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舍不得放下的。
  走出家门,我做的第一件事,去邻村央求一个工头,让他带我去打工。说起这位工头还跟我沾亲带故的(他的弟弟是我的侄女婿)。凭借这层关系,让我大胆地踏进他家。他一看是我,立即喊道,姨父,你来了,赶紧上座。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踏进过他家门槛。他的一声“姨父”,让我感到自己的面子是足够大的,无需付出多大勇气便开口说,我想跟你去打工。他听说我要打工,显得有些吃惊,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或许,在他眼里,我还算个人物,一个不需要下苦力就能生活的人物。我说,那是过往的事了,现在,我离婚了,我需要爬起来。他问,你可吃得苦?我说,别人行,我咋个不行?好说歹说,他同意带我去打工。他又说,没人在场的时候,会喊我姨父,有人在场,不会喊姨父的,望我能够理解。我说,明白,只要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毕竟,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真正闯荡社会的经验和勇气。
  跟着工头北上银川务工,在建筑队当小工。同工友们住通铺,吃大锅饭,尝试过体力劳动的极限。施工点在银川市新市区的同心路菜市场,站在封顶的建筑层上,贺兰山清晰可见,便盼着日头能够早点落山,一天14元的工资就会到手。我粗略地算过,每天劳动16个小时,每小时不足1元钱,是靠自己一滴一滴的汗水换来的。每每逛街,手心里的钞票同样被我攥得汗浸浸的,舍不得花掉,平日里大手大脚的习惯略有改变。只有在艰辛的底层生活过,才能切身的感受到人间的冷暖,看清人情世故的眉高眼低。感谢半年来的艰辛生活对我的磨砺,以至于后来遇见的所有艰辛,我不再胆怯。半年来的体力生活,让我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脚踏实地。
  初到阿克苏,我一面努力地干着苦力,一面寻求着有份稳定的工作单位。话说,阿克苏地区文化艺术中心,如同为我量身打造的。我在故乡焦躁不安的时候,她破土动工,仿佛,是她在召唤着我似的,让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正在干着苦力活计的时候,她已被装修完毕,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的到来。
  至于是如何顺利进入阿克苏地区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单位的,是因为我遇到了贵人段晓斌,有关他的文字,在我的散文集《我的阿克苏》里已有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述。使我依然感念的,是段晓斌帮我办理的农转非户口落在单位的门牌号上(西大街10号)。同事开玩笑说,我是阿克苏最“富有”的人,仿佛整个文化艺术中心是属于我的。
  同事当中,我的身份最为特殊,是由农民工直接转变为工人的。我不得不感念部队对我的培养,使我具备竞争的条件,一是放映技术,二是觉悟的提高。我想,我生命中的贵人段晓斌之所以帮我,无非就是这两个条件罢了。
  进入单位前就讲好的,单位不提供住宿。而我,还住在离火车站附近的巨龙开发区,骑自行车,每天往返二十多公里,若遇加班,深夜方能到家。段晓斌得知后,便给我的一位姓同事说,他住的那么远,早晚骑车不安全,看看单位地下室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给安顿一张床。
  同事利用两个午休时间,帮我焊接一张床,搁在地下室的总机转换室,安置了一桌一椅。他来到我的出租屋神秘地告诉我:“我给你找了住处,免费的。”说着,他便立即帮我收拾行李。随他来到单位,走进地下室,我才明白,担心地问:“段经理知道吗?”他说:“是段经理同意的,放心吧。”他帮我铺好铺盖,指着桌子说:“哦,对了,段经理说,你喜欢写作,我给你准备了桌子,是原来团结电影院的,有点旧,中不中?”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刹那间,一股暖流遍布我的全身,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同事帮我摆放好物品,突然,拍着他的大腿说:“我说,我一直想着什么来着,看见桌子,想起台灯,我在家里给你准备好了,忘带了,明天给你。”我说:“给你添麻烦了,不知道该怎样感谢呢?”他说:“看你说的?谁让你是俺的同事呢?”
  临出门,他把钥匙递给我,叮咛道:“段经理说了,地下室绝对不能抽烟!”
  我点头应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第一次感觉到“同事”二字是如此的温暖和厚重。
  段晓斌经理给予我的关照,我是心知肚明的。自从我住进单位地下室,每每见到他,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我总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向他说上几句感谢的话,但总被他的威严打消了。说起段经理的威严简直到了极点,他在单位的那段时间,我们根本不需要签到表,即是到了下班的时间,一听说段经理还没有离开单位,谁也不敢擅自离开。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告诉带班的,只要时间到了,大家按时下班。即便如此,一部分人仍然跟从前一样,等段经理离开单位,他们才离开单位。我想,这其中的缘由是涵盖了大家对他的尊重罢了。
  直到他离开他负责筹建的文化艺术中心,到别的单位工作,没过几年,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都没有来得及把挂在嘴边的“谢谢”二字说给他听。
  在单位工作20年时间里,有6年多的时间,我是一直住在单位的。第一任领导李健主任似乎不知道我住在地下室的事情。不知是谁向他反映,说我在地下室的楼梯拐角处,干了一件不文明的事情。他特别生气,直接来到地下室找到我的住处。在手电光的照射下,楼梯的拐角处真的存在着一泡不文明的排泄物。我屈身一看,是干透了的,急忙拿着撮箕和扫把进行清理。感谢这位主人,在干这件事的同时,留下烟头和烟盒。我把撮箕搁在明亮的地方,告诉李健主任,这物分明是很早以前的了。再说,我抽的是一块钱的“红山”牌香烟,看看人家抽的是三元五角钱的“美登”。这些,是我唯一能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健主任竟然低头靠近撮箕,仔细地验证一番,猛地抬头,转身离去。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倒让我的内心不安了好久。发生这样的事情,总归是不光彩的。我实在不好意思继续在地下室住下去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合适的出租屋。同事阮勇说,先去他家住下,另做打算。大概一个星期,电影组组长尼亚孜告诉我,李健主任说了,让你搬到三楼住,地下室太阴暗了。实话说,地下室真的阴暗,大白天睡觉,有睡不醒的感觉。
  我从地下室搬至3楼放映室的一个不规则的空间里,是通道的出口,在电梯的拐角,恰好可以搁置一张床的一个T字空间,便成为我的栖身之地。因祸得福,我终于离开阴暗的地下室,躺在三楼的这张不大的床上开始做梦,是关于生活的、爱情的、甚至于文学的梦。这间不足18平米的空间,却能让我的思绪万千,有欢乐的,有悲伤的。欢乐和悲伤交织在一起,让我的思绪犹如脱缰的野马,一刻不能消停。又仿佛是谁在召唤着,让我不停地写呀写。写完一看,才知,是那些过往的事情,过往的情感,过于悲苦,迫使我不得不记录下来,给过往的人和过往的事,也包括我自己一个交代。
  这件事发生之后,每每见到李健主任,我总觉难为情,不敢正视他的目光。而他,同样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其实,我一直盼望着,李健主任对这件事给一个明断,即是冤枉我,我也没有话说。终究,他还是没有在我面前提及过有关此事的一个字。后来,从别的同事那里得知,李健主任说,幸亏他去了地下室,不然,只听信一个人的话,会弄出乱子。其实,他让我从地下室搬至3楼,就已经给这件事情做了定夺,我的顾虑纯属多余。
  李健主任调离单位很是突然。是一个周末的上午,地委组织部来到我们单位三楼会议室宣布人事任命。李健主任不再担任文化艺术中心主任一职,另有安排。接替他这一职务是地区文联秘书长于洪亚。
  于洪亚,我们是认识的,他担任文联秘书长,就在我们单位的3楼办公。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召开职工大会,要求每一名职工写一份关于单位如何发展的建议书。大家很是热情,建言献策,具体到单位的方方面面。这一方法对于新任领导来说,是极其可贵的,等于他跟每一位职工进行一次谈心活动。对于职工集中反映的带有普遍性问题,立马整改。当然,有人将我留宿单位一事,也在反映的问题范畴之内。他在大会上这样说:“我看,在这么一栋偌大的楼房里,住一个人还是比较好的,有些人只看到这个人用了单位的水和电,却没有发现这个人对这栋楼房的贡献,每天夜里,这个人楼上楼下地跑着,关灯,检查水龙头……”他没有点名地向大家说了我所做的一切,这件事就算过去了。而我,倒觉得肩上有了一份重担,每天下班及时关灯,关水龙头成了我的责任和义务。
  于洪亚主任是唯一走进我这个有限空间的领导。记得第一回,他敲门的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小说。开门一看是他,让我惊讶,问,于主任,这么晚了,你没回家。他说,刚忙完手头上的事,路过进来看看,没有打扰吧。我说,怎么会打扰呢?他又问,可以进去看看嘛?我立马转身,才发现自己的整个身子一直堵在门口。我侧身的瞬间,他已跨进屋内。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个有限的空间,没有说话。他坐在我的床头上,顺手抚摸着床单,问,褥子有些薄了,晚上冷不冷?我说,不冷,这屋是屋内屋,冬暖夏凉。他笑着说,那也得开门透透气!他拿起桌上一沓我写的长篇手稿翻看着,看完几页抬头说,我觉得嘛,你还是写短篇,写长篇,你还不具备驾驭的能力。我点头应诺。他又询问了我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便告辞了。
  从此,他便成为这个有限空间的常客。他每每在外就餐,总会给我打包一些吃食送过来。如果我不在屋子,他便把吃食挂在门的把手上,给我电话告知一下。这样,我的午饭,或者晚饭就有了着落。
  听了于洪亚主任的建议,我便停下长篇写作,着手短篇创作。几篇散文被阿克苏电视报刊登。他读到后,把其中一篇散文《三张羊皮》的细节当着我的面或别人的面复述出来,尤其是文中的陈皮匠,他说,写得很有特性,让他一直记得这个人物。这句话,他说的最多,在不同的场合都会说起,便给我产生了坚持写作的动力。
  在我的心里,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的一位兄长。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好久不见他来我的小屋了。我猜想,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误会肯定有了,我这个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明知自己跟别人有了误会,却不主动向对方解释,自以为然地等待着,想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就这样,我跟于洪亚主任之间的误会,直到他调离文化艺术中心数年后,都没有来得及跟他解释和澄清。好在,他上任地区文联主席职位,我是作协会员,见面的机会自然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说起一些话题,他才说,你现在找的媳妇才是过日子的,我看好你!原来,在那段时间,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吃饱了,喝足了,便忙着恋爱到了疯狂的程度,一位打扮时髦的女士找过我几回,被于洪亚主任遇见了,他当着我的面没有说什么,只托人给我带话过来,望提醒柳振师,那样的女人,靠他的工资是养活不了的。这句话,是于洪亚托给尼亚孜大哥的,尼亚孜大哥将于洪亚的原话转告给我的,我却没当回事,依然我行我素,这让他对我有了看法,觉得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便懒得理我了。我和他之间的误会就这样在时间的过往中,用现实消除了,让我重新找回了数年前给予我关照的兄长之情。其实,在误会没有澄清之前,我和于洪亚不大讲话,即是讲话,也是他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他的调离,我曾卑鄙地庆幸过,以至于没去参加他的欢送仪式。时间真的是一副解药,可以证明一切的解药,但是需要等待,等待是要付出代价的。有些人不会给你机会,便先于你离开人世,误会随之被带入到另一个世界去了,留给你的却是无限的内疚和痛惜,会让你一直背着,行走在人世间,这种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是深有体会的。所以说,一个把友谊看得比生命还要珍贵的人,一旦跟别人产生了误会,一定要及时解释和澄清,千万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和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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