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南来的、湿润的风,掠过街头巷尾时,二哥来信了。
  写信,在四十年前,是最常用的联系方式。一封信,不管是只言片语,还是洋洋洒洒,都会把身处异地他乡的人们连结起来,亲情、友情、爱情藏在信封里,漂洋过海,翻山越岭。二哥在信中说,这个暑假他要回大连,回家住一段时间。我不禁想起,一年前的那个人来人往的码头。
  一九八一年的夏末,是个什么样子,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一下公交车,便掉进老码头的人声鼎沸和南腔北调中。老码头就是海港客运站,那时客船还是交通运输的主力,载着南来北往的人们,走南闯北。
  “三个包呢,倍沉,你背不动。”女人操着北方口音,试图从男人身上拿下一个包裹,男人执拗地不肯放下一个包裹,他们应该是南下闯生活的,那时南方比北方有更多的赚钱机会。一辆双排座130车嫌道边的人挡道,不停地摁喇叭,这车在当时很牛,既能拉人又能拉货。喇叭声惹得道边壮汉骂道:“能压着我吗?装什么灯?”一口浓重的山东话。
  嘈杂、混乱中,我和磊,还有新,提着大包小卷,跟在二哥后面,向客运站走去。二哥不是我们的亲二哥,他长我们一岁,在七个从小到大的发小中排行老二。我们四人都没说话,沉默得有些尴尬,像四个蔫茄子。其实,我们应该兴高采烈才对,因为二哥非常争气,考上了复旦大学。此时此刻,我们正是送他乘坐客船,去繁华的大上海,去赫赫大名的高等学府读书。
  沉默源自分别的伤感,也源自二哥放不下的心。前两年,二哥的父亲因病去世,家中除了他,就是体弱多病的母亲。二哥这一走,家里的大事小情,全落在母亲身上,他放心不下。我们就这么默默地走到检票口,二哥接过行李,肩扛手提,走向不远处停靠的大船。
  没有拥别,甚至没有挥手。我从长廊的窗口,看到了那艘大船,泊在一湾湛蓝的海水里。从检票口出来的人们,汇集成一股细细的人流,慢慢挪向大船,人流中无法辨识哪个是二哥的背影。要不了多长时间,大船会在“呜”得一声长鸣中,驶向大海深处,最终停靠在另一个码头。于二哥来说,这是新生活的彼岸。
  那一年,二哥十八岁,我们十七岁。
  
  二
  转眼就是秋天。而秋天呢,一只手还牵着料峭的冬天,缓缓走来。伤秋感怀,这不是我们那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我们要做的事,务实得很,也现实得很。
  最先预告秋寒和冬天将至的,是商店外堆着的白菜和萝卜。政府部门全力保障秋菜供应,家家户户忙着储备秋菜,成为城市里的主旋律。商店挑灯夜战,居民全家上阵。面对这个阵势,甭说二哥母亲体弱多病,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也难独自完成买秋菜的任务。没有电话,更无手机的年代,我们住得离二哥家比较远,二哥母亲即便有心让我们帮忙,一时半会儿也难以联系到我们,唯有一阵阵的焦急和一声声的叹息。
  这个时候,我们几个小子闪亮登场了。因为家里都忙着买秋菜,自然而然地想到二哥母亲家也要囤菜过冬,几个人一商议,约定好时间。周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二哥家,拿上副食品证和二哥母亲给的钱,直奔白菜、萝卜而去。一个人在窗口排队开票,另两人在白菜、萝卜堆前排队,分工负责,提高效率。很快,一车白菜、萝卜推到二哥楼下,萝卜直接搬到二楼走廊放好,白菜放在楼下晾晒一下,傍晚再收回家。这期间,我们也没闲着,把一小铁碗面粉熬成糊状,再把报纸裁成长条,粘贴在窗缝上。这叫溜窗缝,冬天寒风吹不透。铸铁炉子也搬出来了,安装好烟筒,下周天我们还来,去煤场买蜂窝煤,做好入冬的各项准备。物质生活并不富裕的岁月,没有空调,没有暖气,也没有地热,但也要暖暖和和地过一冬,等待春暖花开。
  万事俱备,只欠“劈柴”。城里不像农村可以上山拾柴、砍柴,只能在煤场里买。那里卖的劈柴,大多是木器加工厂剩下的树皮,树筋、树瘤特别多,不耐烧,也不好劈。我那时在玻璃厂上班,工厂制作玻璃箱,会截下许多巴掌长短的木头,我们称作“木头头”。秋天时,工厂作为福利给职工发“木头头”票,一张票装一麻袋免费“木头头”。我的“福利”用在了我家,不得不和工友讨要了一张“木头头”票,这拨“福利”送给二哥家。
  那天,我差不多是把一块块木头头摆放在麻袋里的。工厂规定装一麻袋即可,不过秤,不计重量,所以摆得越多越实惠。密密实实的“木头头”快把麻袋撑破的时候,我才住手。用自行车托着一麻袋“木头头”,顶着呼呼的北风,下坡骑行,上坡推行,终于到了二哥家楼下。把“木头头”归置到位,顺手劈了一小堆木头,这样二哥母亲就不用费力劈柴了。以后,每隔一周,我们都来探望二哥母亲,顺便劈一小堆木头,直到迎春花开。
  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写信告诉二哥,我是一点也记不住了。反正二哥在上海读书的那几年,他是放心的,二哥母亲是舒心的,而我们是开心的、快乐的。
  
  三
  迎春花开的时候,二哥家又有了新情况,他家那块地方赶上了拆迁。二哥母亲通过亲戚朋友,找了一间落脚的房子,但单位只给出辆车,没有搬家人员。如何搬家成了二哥母亲的难心事。
  那天,正在站台工作,值班室的刘大姐喊我,说是有我的长途电话。电话是二哥从上海打来的,他妈妈情急之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想起我单位的电话,说起家里要搬家的事,很是着急。我说,你安心读书吧,搬家的事有我们呢。下了班,骑着自行车一通串联,五个发小全联系上了。加上我,六个小伙子,搬家不成问题。
  又是一个周日,一大早我们齐聚二哥家,开始搬家。打包,装车,一溜烟到了新家。肩扛手提的,很快卸完一车的家什。最麻烦的是按照二哥妈妈指点,七手八脚地归置物品,这个地方安床,那个地方摆桌子。手脚不停地忙到中午一点多钟,才基本就绪。新家不大,但归置好了,还是蛮不错的,可以落脚,可以静卧,可以三餐,二哥妈妈笑了。
  这个时候,磊在厨房一通忙乎,将二哥妈妈准备的鸡鸭鱼肉,烹饪成一桌丰盛的菜肴。一瓶老白干把我们喝得小脸通红,那时虽然年轻却不胜酒力。酒精作用下,哥几个话就多起来,工作的讲单位里的故事,还在复读的讲起学校里的故事,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甚至骂骂咧咧。
  二哥母亲笑着说我们,你们真是一群坏小子,又是一帮好孩子。这话很矛盾,当时没听懂。后来,在工作生活中,在岁月的磨砺中,才渐渐懂得这话的含义。
  
  四
  磊跑到我家,手里拿着二哥的信。信上,二哥写得清清楚楚,几月几日乘坐什么号的客船回家。信的末尾说,希望我们去码头接他。
  我说,走的时候,大包小卷的,需要我们送送。这回来过暑假,没啥行李,干嘛还要去接他?
  磊说,不接不行呀,二哥找不到新家。
  我笑的前仰后合,继而心里泛起一股酸楚。家是最温馨的地方,无论走到哪里,无问走的多远,总要归家。然而,人生跌宕,不知道有多少人像二哥一样,一时的,或者永远的,找不到家?
  几年前,有一次二哥请我们吃饭。他做东,开场白当然由他来。已经是银行高管的二哥举着酒杯,竟然说起了这些陈年旧事,以表达感激之情。他话还没说完,就遭到我们强烈反对,什么感谢感激的,朋友还有得做吗?大家起哄,罚二哥一杯酒。
  我说,与其罚二哥喝酒,不如咱们一起喝一杯吧。这些往事,经过时光润染,岁月风干,犹如一块鲜香味浓的火腿,下酒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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