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米在我家乡是最为平常又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是把稻谷变成大米的一道工序,现在看来很简单,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它并不那么简单。
  说到家乡,自然离不开河流。我的家乡也不例外,一条没有名字的河流蜿蜒地穿过家乡的那片村庄,整个村庄显得有了灵气,它自然也成了我少儿生活中快乐的源泉。
  河水一年四季在河里流淌着。然而河水的流淌也非一帆风顺,途中有好几处被截断,建起了河坝。河坝的旁边会有一个小房子,那就是我记忆深处最早的打米的地方,它有个似乎通用的名字,叫水电站。
  河坝的水通过一个“水渠”引到打米的房子。说是“水渠”,其实是对它的一种贬损,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水利工程。水闸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一个人手工便可以操作,打开和关闭都很方便。为了应对湍急的水流,它的底部和两侧都是用石砖砌成。每一块石砖都是石匠们精心打凿而成,外形规则,凿痕清晰可见,大的有两米多长,让人不禁惊叹于前人劳作的艰辛与伟大。
  水电站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每次来打米,要是管理员不在,只需要在米房门前大喊一声,附近那片农舍一定会有回应,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管理员打开水闸,然后用手轻轻的带动那宽厚的皮带,打米机就转动起来。湍急的水流声、打米机有节奏的响声,和谐又温柔。
  这个时候我最喜欢站到水渠的盖板上去,看那水流从脚下闪过,然后带动水轮旋转的样子,感受那水的威力、大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智慧。所以那个时候,跟着父亲去打米是我很期待的一件事。
  不过,那个时候交通还很不发达,不象现在几乎家家都通水泥公路。那个时候公路只通到公社,其他都是逼窄的土路,打米时必须用肩膀把稻谷挑到打米房。打米房也不是免费的,按次收费,为了省钱,父亲不得不每次都把两个箩筐装得满满的,我后来才知道:两个箩筐装满,足有一百六七十斤。我至今未曾挑起过一百六七斤的担子。那时候离家最近的水电站距我家也有约两公里,父亲必须挑着这一百六七斤的担子,往返于这两公里的路上,光这一项就够他辛苦的。那个时候的打米机其实是很简单的设备,只是把谷子粉碎一下而已,输出是大米和谷糠的混合物,这个时候还需要一道工序叫“车米”,就是把米和糠的混合物放到“鼓风车”上去吹三到四次。目的就是把米、糠及沙子分开。保证米里没有其他杂质。“鼓风车”通常是木质的,一个人的高度,有一个手摇的风叶轮,就靠这个叶轮的旋转把米和其他杂质分开。米和糠的混合物必须用簸箕装好,奋力举过头顶,倒入鼓风车里。这也是一项很辛苦的活。鼓风车一旦转动起来,空气里便充满糠粉和其他粉尘,农民似乎习惯了,好像不在乎这些粉尘,其实这些粉尘时刻在侵蚀着他们的身体,农民也知道这些粉尘使他们很不舒服,只是他们没有条件讲究这些。现在想来,要是他们能在打米时戴上一个口罩该有多好呀!
  没过几年,大队部也有了打米的设备,是烧油的。因为离家近,它成了我家新的打米的地方。每次去都要忍受震耳欲聋的机器的嘈杂声。狭窄的空间里充斥着糠粉和灰尘的混合物。让人睁不开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我不再情愿去跟着父亲去打米。
  后来,随着政策的进一步放宽搞活,农村涌现各种各样的营生方式,流动式打米机也出现了。车子和打米设备一体,机动方便。每到一处大约十分钟就可以把打米设备支好。工作结束后,可以很快的把设备收拾好,再开往下一个地点。那个时候大部分家庭都已经通了公路,因此,打米这件事,可以“服务到家”了。同时,这个时候打米设备有了很大的进步,设备输出已经是纯粹的米,不再是混合物,也就少了“车米”这道工序,打米的工作也变得很简单了。遗憾的是这样打出来的大米质量不是很好,通常大米里还会有少量糠和沙石等。
  再后来,村上出现了一种大型的打米设备,用电的,噪声较小,一次性完成,而且分拣很干净,收费不贵。
  因为这种设备体积大,所以只能是固定使用。这需要各家各户把自己的稻谷送到打米房。于是各家以不同的运输方式去打米,有用手推车的,也有用摩托车和小车的。基本没有人用肩膀挑了。父亲本不会骑摩托车,为了适应新的形式,专门买了一辆摩托车,并学会了使用,这样一直困扰父亲的打米工作也就变得很简便了。
  现在,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母亲一个人住在乡下,打米的工作有时也会突然冒出来,所以每次回家一定要把打米这件事考虑好。
  从现代大农业的观点来看,我所说的打米工作显得原始和简陋。但是历史曾经一度是现实,我们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就此为起点,再往前推,打米的工作只能是更加简陋和原始。由此推测到农村人生活的不容易,故记述之,也彰显着时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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