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是50、60后最熟悉的写字工具,它是一种以金属当笔尖能在纸上写字的工具。1809年英国颁发了贮水笔的专利证书,这标志着钢笔正式诞生了。1829年英国人詹姆士•倍利成功地研制出了钢笔尖,它是经过特殊加工过的笔尖,这种笔尖写出来的字圆滑而有弹性,书写起来相当流畅,深受人们的欢迎。到了1884年,美国一家保险公司里一个名叫华特曼的雇员,发明了一种用毛细管供给墨水的方法,这种笔的笔端可以卸下来,墨水用一个小的滴管注入,这样就解决了钢笔必须蘸墨水写字的历史。20世纪初期,美国钢笔陆续输入到了中国,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国产品牌,广为人知的“英雄” 牌钢笔就是由上海金星、北京金星两个工厂生产,在中国老百姓的记忆中,“永生”和“英雄”是我国钢笔界的两大品牌。
  儿时,我对拥有一支钢笔非常向往,因为这是有知识的象征。父亲军装上衣口袋里永远别着钢笔,给我感觉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帅的人。我的母亲工作在区办公室是机要秘书也离不开笔,在我看来只要用上笔就是文化人,我长大了也要做个有文化的人。
  1970年我参军到了部队,我也有了一支钢笔,我也像父亲那样把钢笔别在军装上衣口袋里,那时人们珍惜钢笔的程度,不亚于现在的手机,钢笔随身带,想写字的时候摘下它随时就可以写字,当时我感觉摘下笔写字的样子非常酷,我喜欢写字时的表情。
  钢笔好用也会给人们带来烦恼,当钢笔掉到地下后,笔尖压了进去我就把笔尖和笔舌一起拔出来,找准位置再把笔尖和笔舌放在一起,再插进去就可以用了。如果笔尖摔坏了,笔管破了漏水了这就需要换个笔尖、笔管,就要专门上街找修钢笔的修笔铺,钢笔修好了才能用。我当兵时的年代是物质条件最贫瘠匮乏的时候,没有哪个人会轻易将坏了的钢笔,扔掉再买个新的,因为没有这个经济实力,谁也不会几块钱去买支新笔,朋友之间送你支新笔算是大礼了。那时的人们钢笔坏了都是经过修修补补,实在修不了了才会去买个新的。于是,就诞生了修钢笔这个行业。那时的修笔铺就像现在街上修手机的店铺一样,每条街上都有修笔铺。我们部队驻地最近的街道就是宁波市百丈街,从我们医院走到百丈街需要20分钟,那时我们部队驻地门口没有公交车,要到当时宁波最热闹的“东方红大街”就要坐船摆渡过去,要么就全靠走路去翻灵桥。百丈街有邮局,有修钢笔铺,百丈街是我当兵时到这个街道频率最高的地方。百丈街修钢笔的师傅是个老头,店铺不大,只有一个三抽屉桌,一把椅子,他修钢笔主要工具就在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里面装着小钳子、镊子,修钢笔所需的零部件,笔尖、笔管、笔帽、墨管、笔舌等等。在我的印象中,老头修钢笔的速度很快,他不会让我久等,他所换的零件大小也都合适,换过的笔管或笔帽,在颜色上尽可能和原来的笔接近,老头收费不高,根据材料收费一般几分钱最多一、两毛钱,他这个价格对当时比较贫困家庭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我当兵时也只有六元津贴,不可能钢笔坏了再买支新的,因为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几角钱能修好的钢笔,还能用上一阵子。我没提干前没买过一支新钢笔,都是到这个修笔铺修修补补,差不多所有零件都换过了,钢笔也不是原来的颜色,好在是黑色颜色相差不是很大。
  1973年我提干了,工资每月54元钱,在当时已经是高工资了,我也有这个经济实力,买下自己喜欢的钢笔。提干后我首先想换支新笔,我专门挑了个夜班下来休息天上街,因为这样时间充足不会很赶。我们部队离市区很远,上一次街要集中办几件事,我想去书店逛逛,还想看场电影。到了百货大楼文具柜台五颜六色的钢笔还真不少,那个年代很多物品都要凭票的,“金星” 钢笔是名牌,是要凭票才能买到,杂牌的钢笔可以不要票。营业员看我是当兵的,很热情向我推荐了两款钢笔,我考虑到钢笔是别在军装上衣口袋里的,花里胡哨的颜色和军营气氛不太融合,虽然我喜欢粉色和天蓝色笔壳的钢笔,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黑色的钢笔。有了新钢笔,修钢笔次数也少了,也很少光顾修笔铺了,新买的纲笔坏了最多换一次笔头,换一次墨管就去买新的钢笔了,因为钢笔那时只有几元钱,承受的起,用的时间也长,修过的钢笔用不了几个月又坏了,我也懒得一趟趟往修笔铺跑。后来随着圆珠笔的普及,钢笔才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八十年代初期我转业到了杭州,随着新事物、新行业的不断涌现,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在飞速提高,物品也丰富了起来。“金星” 钢笔也不需要凭票了,钢笔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贵重物品。修钢笔这一行业也悄然消失在街头,几乎找不到以修笔为生的修笔铺,钢笔逐渐演变成为了一款礼品,象征性地传递着一种情谊,人们更多用的都是圆珠笔。如今,文具柜台几乎被圆珠笔占居着大半江山,只有几款漂亮的钢笔礼盒在文具柜台一偶,向人们诉说着它曾经的荣光。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时代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时代不断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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