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来没有重视他的生日,有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了,他仍然在地里干活。
  按理说,生日是值得庆祝的,可以放下手中的话,高高兴兴地休息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似乎总在刻意地回避着他的生日,或者说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态度。
  明天是父亲的生日,接到二弟电话,问能不能回家。一看,明天正是周末,“当然可以回去。”
  去年就没能回去给父亲过生日,原因是手里的工作实在太多,而且不是周末,只能打电话回去给父亲,“太忙了不得回来。”
  二弟也在外地施工,再加上疫情防控原因,一时也回不来。于是,父亲的生日便只有母亲不离不弃地陪伴中度过了。
  恰逢周末,二弟也没有外出施工,真是个好日子,回去给父亲过生日便理所当然了。
  母亲总会把父亲的生日记得尤为清晰,每次回家或电话联系,母亲总是关切地问道:“你爹马上要过生了,你们得回来不?”而我们的回答总是看情况。
  也不知道为什么,母亲对生日的概念十分重视,她会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日,比我们还清晰。
  小时候,家里困难,但母亲总会在我们生日那天煮白米饭和肉,甚至还宰上一只鸡或做三角豆腐。于是,我们对生日非常期待,原因是生日那天一定有好吃的,最起码能吃上饱饭吧!
  自小在山村长大,对大山有种永远无法割舍的情感,喜欢走在那条盘山小路上,喜欢夕阳西下那道耀眼的霞光。最重要的是,喜欢看到山里人们耕耘着山村古老的生活方式,袅袅的炊烟便是最真切的情感。
  汽车驶在老家的山村公路上,发动机发出欢快的声响。
  老家在一个山坳里,坐东朝西,左边是成片的油茶林,右边是古木参天的乱石岗。按理说,坐东朝西不是民间最好的朝向,但祖辈们采用坐东朝西的办法,却在一度程度上解决山村潮湿的问题——夕阳照进屋子里,驱赶湿邪,非常温暖。
  对于山里人来说,走出大山是生存的一种无奈选择,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但山村实在太贫穷了,有限的土地无法满足人口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山里人选择外出务工,尽管那些耕种千百年的土地仍然会种上玉米、南瓜和黄豆。但年轻人的主要精力已然不在那些巴掌大的土地和脚掌大的石缝上。
  尽管每个孩子都有生日,但母亲总是格外重视父亲的生日,也就是说,母亲在所有的生日当中,总是把父亲的生日放在第一。比如,母亲不止一次的提醒及那些饭菜的丰盛程度。
  自从山村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外面精彩多姿的世界便从遥远的城市走进山村。人们在晚饭后,总会情不自禁地走向几公里外的地方,尽管那里只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
  我一度觉得,电视里吃蛋糕唱生日歌的生日方式在山村一定行不通,谁用这种方式过生日一定会带着太多的不切实际,用山里人的话说是“假乖”。就像一个穷得叮当响开的人在大谈致富方法,或者像一个衣着光鲜的人却总踩着一堆黄泥。
  山里人的生日,是煮上白米饭和肉,这已经算是像样的生日了。
  二弟辍学是有原因的,他很清楚家境,桂西喀斯特地形地貌大石山区是无论如何也供不起三个孩子读书的,何况我的家境是那么地窘困。于是,二弟初中一毕业就跟着大人们走进工地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对不起二弟,他应该读中专或读高中上大学。
  自我入城就学,二弟外出务工,三弟到县城上初中,过生日便在一年又一年中逐渐淡忘了。
  山中岁月犹如一个磨盘,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每次回到山村,依然是那条永远没有盼头的山村小路和那棵已经老得不再结果的李子树。山里的人们不断地外出,似乎都在逃离那个贫穷的山窝窝。
  夏天的风从一山吹到另一山,一遍接着一遍,吹翻着一张又一张树叶。空旷的山村一无所有,风吹了个寂寞。
  城市里,我永远是那个来自桂西山区最贫困的学生,我穿的是最便宜的运动鞋,每月只有100元的伙食费。
  二弟年纪那么小,不过,他通过诚实的劳动,开始挣钱补贴家用,还时不时给我寄些伙食费。这是我深感内疚的痛点,作为大哥,非但不能自食其力,还在弟弟供读书。
  每次,从繁华的城市回归到贫瘠的山村,我总是两手空空,然后再带着父亲装的几块糯米糍粑,又一次搭上前往城市的班车。
  城市闪烁的霓虹灯于我来说只是一道不经眼的亮光。
  中专毕业后,我通过参加考试,成为一名乡镇聘用干部。尽管收入不多,但比起以前,应该可以扬眉吐气了,毕竟,我无需父亲每月艰难地汇给我100元生活费。
  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小乡工作,到处都是大石头。小乡座落在半山腰,距离山谷谷底近200米,晚饭后,年轻人不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篮球,尽管球场周边树起了铁丝网,但篮球跳出铁丝网滚到山下还是常有的事;后山有一坡长年生长的茅草,显然人迹罕至,茅草自由地生长多年,冬天干枯,春天又绿。
  大山民风淳朴,山里人有好吃的总千方百计邀请乡干部喝上一盅。每到圩日,群众也经常到乡干部宿舍一聚,拉家常。
  大石山区人们生活虽然还贫困,但非常重视过生日。一年不到,我已经参加了很场生日宴席,特别是当地同事父母的生日宴,是必须参加的,条件好的家庭,还会宰上一头小猪。
  突然想起,马上就是父亲的生日了,我应该回家给父亲过一个生日,毕竟,我们家已经很多年没有过生日了,父亲的、母亲了、我的、二弟三弟的。况且,我已经有了收入,不再为买一斤肉而担忧。
  如果能邀请几位同事给父亲庆生,那一定有件很有面子的事情。毕竟,像我们这样贫困的人家,已经多年没有客人到来。“好的,一定去!”这是几个要好同事的肯定回答。
  恰逢周末,我提前回了老家。“我是回来给您过生的。”父亲听了,满脸洋溢着幸福。我想,父亲的这份幸福应该来自多年没有再过生日,更是来自我已经毕业参加工作并有了收入。
  虽然参加工作有了收入,但收入仍然不多,节俭一直是父亲多年的倡导。我买了几斤豆芽、几块豆腐,父亲从楼上取了一只最好的腊猪腿。
  本以为同事们或因山高路远而婉言。没想到,傍晚时分,竟然接到电话,几位要好的同事来了,但到山脚下又迷路了。没办法,我只能急匆匆地跑到山下迎接他们。父亲除了感到意外,还略有担忧,原因是菜谱过于简单,建议把那只下蛋母鸡给宰了。我说,“没关系的,我的同事都很随意。”
  当我带着3位最要好的同事赶到家中时,天已经黑了。农家菜已摆上饭桌,再揭开锅,一只土鸡已煮好。原来,父亲真的把那只下蛋母鸡给宰了,顿时,我面子十足,有腊肉、有土鸡、有豆腐,这可是过年的标准啊!
  父亲还是很谦卑,生怕怠慢客人。只不过,同事们的欢声笑语逐渐打消了父亲的顾虑。那晚,父亲破例地喝了好几杯。“老人家,生日快乐!”每一次同事们敬酒,父亲都一饮而尽。我想,父亲喝的不仅是酒,还是满满的幸福。
  小乡虽然偏远,但同事们像兄弟姐妹们一样,在艰苦的小乡共同努力着。只是,小乡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人才力量,随着公路不断地畅行,国家决定对一些小乡镇进行合并,也就是“撤乡并镇”。我所在的小乡毫无悬念地列入“撤乡并镇”名单。
  同事们都分流了。我被安排到县城所在地乡镇,那段偏远小乡的工作和生活在短短一年多就结束了。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小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心中有着太多不舍,但小乡毕竟不利于整合人力。
  回头再一次看向那个工作一年多的小乡,后山的茅草正值一片生机,宿舍后面的那片枫木林已长满大片大片的叶子。我想,小乡并入大镇后,不会是失去,而是更多地获得。愿小乡从此迈入繁华,愿小乡的人们从此走向富裕。
  分流到大镇工作后,离家更近了,但回家的次数反而更少,原因是大镇的工作更规范更忙绿。父亲的农历生日总在不经意间给忘记了。还有一个原因,父亲总说要安心工作,少回家,把工作做好他才安心。
  时间过得说快不快,说慢不慢,转眼间,已经工作二十多年了,头发已经花白,曾经那张生涩的脸,已然写满沧桑。从小乡到大镇,从大镇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市级,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每一步使用尽全力,随着离家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更少了。
  父亲越来越老,腰也不像以前那么直了,还有,他说话似乎总比原来更客气,感觉越来越生疏的样子。
  再也没有父亲严厉的教育,他像对别人一样,对我们总是很谦卑,总担心做得不够好、不够多,每项事情,都要征求孩子们的意见。
  无论工作如何繁忙,我下定决心,每年都要给父亲过一下个生日,如果不是周末,过后也要补上。于是,在我家便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提过生日或补过生日。
  随着国家扶贫易地搬迁政策的实施,山里的人们不断地搬离大山,告别肩挑手拿、跋山涉水的日子。山下有便利的交通、热闹的市场和明亮的楼房。父母依然住在山里,养鸡养猪,管理那片多年的油茶林,他们说习惯了。
  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们,生日能不能买一个蛋糕。我说,“当然能啊!也用不了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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