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中学,顾名思义,位于县城的城关镇。虽然距离县城比较近,但是四十年前的交通条件很差,老师和学生要去,都要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所以也不被人喜欢。之所以把地址选在那个塬上,是因为它位于城关镇的中心,四面八方的学生来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方便。那时候,每个镇都有自己的中学,比如方里中学,润镇中学,关庄中学。而高中相对少一点,全县只有三个,东塬,西塬,县城各有一个。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好多学校撤校合并,最后,高中只留下了一个,那就是县城的淳化中学。而我的初中母校-----城关中学也在后来的撤销合并中消失了。
  城关中学位于罗家庄。校园分为两部分————教学区和生活区。教学区位于北边,也可以说是上边。有围墙,一个大门。里面是两行砖瓦房。每一行都三排,每一排有一个教室,可以容纳四五十名学生。教室隔壁是老师宿舍(房子被隔开,各半间,前后都有一个老师住。)
  所以,一共是六个教室,每个年级两个班。中间是一条马路,路两边有两排高大的白杨树。夏天树荫把整条路都罩住了,非常凉快。再往后走,是一个比较大的操场,学生们在这里上早操,体育课,课外活动。到了北围墙跟前,是男女生厕所。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教学区。
  生活区位于南边,也是下面。是一个有着长坡的地坑院。从两边有着台阶的坡上下去。映入眼帘的是两排窑洞。右边第一个是学生灶。一年四季就是提供开水。因为常年烧水,锅底已经变白。冬季的时候,学生从自己家里带点玉米榛子,多少交一点加工费,早上就可以吃一碗热腾腾的包谷榛子。再往下全是学生宿舍。左边先是教工灶,接下来有四五个老师宿舍,然后是学生宿舍。记忆中,女生住在左边,男生在右边。在最下端,有两个男女厕所。院子中间有一条浅浅的污水沟,用于倾倒洗碗水,洗脚水。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出门直接泼在院子里,导致地上结冰,走路很滑,一不小心就摔倒了。
  那时候住宿条件的确很差,现在的孩子绝对想象不来。我们住的窑洞,几乎每个都因为连年下雨,半截子都塌了,学校为了安全,用一根很粗的木头撑着。前半截住着十几个学生。进门的左边,往往是十几块床板,放着学生的铺盖。对面的墙上,有十几个大钉子,挂着学生的馍袋子。一张桌子上放着大家的牙缸,碗筷,咸菜瓶子。到了吃饭时间,各自取下馍袋子,在灶上打来开水,开水泡馍就着咸菜,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因为窑洞只有一个小窗户,而且常常关着。所以,每次打开门的瞬间,各种味道扑鼻而来,很难闻。窑洞里老鼠猖獗。我们一走,老鼠就在每个人的馍袋子里畅游。我们的馍常常被老鼠咬的乱七八糟。但是不吃就得饿肚子。只好掰掉老鼠啃过得地方,继续吃。住在近处的我们每周三下午可以回去取一次馍,顺便可以回家吃顿热乎的汤水饭,来慰藉饥肠辘辘的肚子。而远处的学生就没有这个福分,只能挨到周末回家了。我们那时候家里顿顿是玉米面,不是玉米面搅团,就是玉米面条。我曾经跟着一个同学回家去取馍,走了差不多十里路。她姐姐给我们做了一顿红豆面条,让我怀念了半辈子。我常常感慨:这辈子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
  说完了学校的结构,我再说说记忆中的教职工。我们的校长------刘老师,瘦瘦的一个中年人,个子不高,大概一米七左右吧,嘴巴有点歪。喜欢用手搓脸。他那会好像没有代课。对于工作还是很认真的。记得初三的时候,学生已经流失了很多,六个班已经合并成了三个班。我算是矮子里面挑将军吧,算是学习比较好的。老校长常常会把我和几个有希望的学生叫到办公室谈话,鼓励我们要更加努力,争取考出去。我二哥,二姐都曾经是他的学生。记得他说,我们几个都是有能力,但是成绩老是中不溜,还可以努力到优等生。当时还是有些沾沾自喜的,也很感动。不论怎么说,后来总算没有辜负老校长的殷殷教导,考上了高中。
  我的几任语文老师各有特色。初一的王老师,那时候跟学校的另外一个老师谈恋爱,似乎是不想在这个学校呆,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上课铃响了半天了才来。来的时候,手捅在袖筒里面,胳膊下面夹一本书。也很少往讲台上站。靠在进门后某个同学的课桌上,面无表情,声调没有起伏的熬过一节又一节课。为什么说是熬?他几乎从来不会带着感情色彩去给学生讲解课文。我记忆中的那一年,他只有让学生糊里糊涂地抄写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不说是十几岁的孩子,就是现在,让我去看懂一篇文章,理解它的这些结构,概括出中心思想,恐怕都很难。孩子们每天抄写抄得手疼,到头来啥也没学到。我后来也从事教育一辈子,虽然也会有对学校的各种不满,对学生也会发脾气。但是对待课堂从来都是认真的。我们私下里常说,学生自己不学可以,如果老师敢糊弄,他们马上能看出来。再说,教师有起码的职业素养,不能因为自己的不满而把怨气洒在学生身上,他们是无辜的。
  我初二的语文老师----------党老师。也是一个从别的学校才调过来的中年人。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普通话也说得好。他讲课倒是不错,对学生也很关心。我们曾经在老师的带动下,在周末的晚上去河滩接晚来的东塬上的同学;一起探讨语文学习中的问题;他还给我们分享他写的文章。据说这个老师私生活比较混乱,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总之,他在学校里的表现还是挺好的。
  初三的语文老师-----罗老师,那时候大概也是四五十岁,长得也精神,高大魁梧,也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经常会声情并茂的给大家讲课文。印象最深的是他教我们高尔基的《海燕》。他激情的朗诵,直到几十年后我仍能想起来。以致于这篇文章成为我最喜欢的文章之一。几十年后,我仍能背诵其中几段。可见,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的化学老师----王老师。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盘,每节课能说出无数个口头禅----”啊”。有学生恶作剧,一节课不听课,数老师说了多少个“啊”。我也曾这样做过。发现他差不多能说上百个。老师的下意识动作自己意识不到,只有学生能关注到。但是要改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们的几个英语老师,比较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女老师,具体叫什么已经不记得了,这个老师很认真,教得挺好的,她也有个口头禅“那么”,以致于后来她来了的时候,学生已经不说什么老师来了,只说“那么”来了,大家就都心领神会。我的另外一个英语老师,是我们村的。他一副书生气,甚至有些木讷。课比较无趣,但是字写得很漂亮。我因为英语学得好,历任英语老师都很器重。他几乎每次都在我的作业本上写几句鼓励的话。那时候作业本发下来的时候,不是看自己错了什么,首先迫不及待的想看的就是老师的评语。甚至后来利用假期,还把老师的评语剪下来贴在一个硬皮本子上留作纪念。听说这个老师后来在老丈人的关系下转到了行政单位,这可是教育系统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但是基于自己的性格,不久他又回到了教育系统。人各有志,不能委屈自己,我比较赞同他,或许教书育人才是他比较擅长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政治老师-----寇老师,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瘦女人,脸每天抹得傻白,瞪着个小眼睛,每天都表现的愤世嫉俗,似乎整个世界都欠她的。我几乎从来没看到过她笑。多年后,她的课已经不记得什么样子了。但是她常常骂人的话记忆犹新:“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直到后来好多年后,跟我成为同事,她依然是那种不让人待见的人,骂骂咧咧,跟谁都合不来。
  我的数学老师,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水平有限。那时候他也就不到三十岁吧,高个子,眉清目秀的。每次上课,把自己讲得满头大汗,学生听得云里雾里的。而且他一带就是三年。我的平面几何算是完了,心想,到了高中再好好学吧,争取赶上去。做梦也想不到,我到了高中,他也调了过来,继续带我的立体几何,可以想象,我有多郁闷。反正,我的数学从此一塌糊涂。到了高二,虽然换了老师,我已经彻底跟不上了。后来数学课跟听天书一样。导致我高考预选时,差点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落榜。我不能说,数学没学好全是这个老师的错,但是跟他有一定的关系。他代课从来不跟学生互动,自己一个人表演,你听懂没有跟他没有关系。以致于数学成了我一辈子的噩梦。虽然后来高考志愿填了外语类,不学数学了;即使在工作多年后,还常常梦见做数学卷子,看不懂题目,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后来,听说他还干到了县招办主任的位置,甚是风光了一阵子。或许有些人不适合教书,但是别的能力还是有的吧。
  当年给我们烧水的师傅----吕师傅。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左右。为人和善,几乎没跟人冲突过。难能可贵的是,就这个简单的烧锅炉事情,他干了一辈子,后来那个学校解体后,他又到了淳化中学,一直干了好多年。前两年听说他去世了,心里还是挺难过的。他是一个好人,但是没能长寿。
  我们的同学,后来也都天南海北了。有的人考上学离开了那个小县城;有的还在县城工作;有的去了外地打工;有的回家务农……时隔多年,几乎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微信,不知道哪个同学建了一个群,拉进去二三十人。但是,因为分开太久,后来又不在一起工作生活,几乎无话可说,最多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在群里问候一下,发个红包,抢个红包。慢慢的,也就没人发言了。好在后来有几个同学平时联系多一点,还会常常走动。时隔四十年,很多同学已经当了爷爷奶奶,儿孙满堂了。当然,也有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无论穷富,无论是哪种生活状态,活着就是王道。在熬过了三年的疫情之后,我们更要珍惜生命。
  去年,我回老家,曾经开车去寻找那个地方。可惜,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经过多方打听,我已经找不到那时候的一点痕迹了。当地的人说,当时的校址,一部分在建高速路的时候占用了,还有一部分被用作了养猪场。往事如烟,再也找不到当时的痕迹了。我们曾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在晨曦中,在老师窗口透过的微弱灯光中背书;在学校缺水的时候一起去抬水;在教室里寒窗苦读;在操场上嬉戏打闹;在学校大门口无数次告别来送行的父母;在极其简陋的宿舍里啃着发霉的干粮。。。。。。。那些岁月,无论苦难也好,快乐也好,都是我们的一段经历。
  城关中学,你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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