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俩,是哈尔滨南岗秋林公司最普通的一名底层员工——勤杂工人。
  1953年,我国从苏联手中,接收(有偿)了东北各地的秋林公司。当时,南岗秋林岗上包括米俩在内,仍有很多俄侨员工。我和米俩相识,还是缘于一次秋林员工住宅的大搬迁……
  秋林后大门在阿什河街上,隔街对面就是员工家属住宅大院,这里环境幽静,住房条件也比较优越。秋林经理及中层管理人员都住在这一大院里。我大姐夫时任秋林后勤主管,所以,大姐家也在这里居住。
  1956年,秋林系统管理体制变革,撤销了总公司,各分公司均归当地政府管理。归地方不久,南岗秋林的家属大院,就被省有关部门征用了,大院内的住户全部迁出,就近入住到秋林的后楼里。这是一栋带地下室的二层楼,共有两个栋口,楼外靠人行道有一排木栅栏,楼体和栅栏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小院。负担这栋楼里里外外卫生工作的人,就是勤杂工——米俩。
  米俩50多岁,虽然白种人不显老,且看那满脸的皱纹,驼起的背,粗糙的双手,就充份清晰地显露出岁月遗留下的沧桑。他的衣着也是很随意,上衣总是一件陈旧得看不出本色的西装,头上压着一顶鸭舌帽,帽遮早己变得软塌塌的了。
  米俩家就住在这栋楼的地下室里,在外人看来守家在地的,活计由自己安排,干多干少也没人监督检查,这可是一份轻松自由的工作岗位。
  当年,我上中学的学校就在南岗,每天放学后几乎都要去大姐家,每次都能看见米俩楼上楼下忙碌的身影,不是忙于清扫,就是忙于擦拭。他可不是一块抹布擦到底,而是随手拎着一个“维达罗”(俄式水桶),不断清洗着抹布。对比较脏的地方,他反复地擦,直至干净透亮方肯住手。有人曾用四句话,来评价这里的公共卫生:金属闪亮;木器露纹;玻璃透明;石阶见光。可见米俩工作认真负责,细致周到是得到人们认可和称道的。
  每天忙着这些活计还不算,他又为自己添加一份新活。每到傍晚时分,他又拎着个硕大的铁水壶,开始为各家各户送上开水。人们都十分感动地接受了,这份及时送到的开水,感叹“米俩真是服务到家了!”
  米俩是个少言寡语的人,除了和邻里们打打招呼外,整日里总是默默地忙活着,即使他的同族人,不论是西装革履的男人,还是浓妆艳抹的女人,相见形同陌路。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他的性格使然,待我俩相识后发现,他其实是个极愿聊天,又愿和人交往的人。这期间,我还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米俩竟能说一些简单的汉语。他看到我吃惊的样子,狡黠的笑了,还颇有些得意。他告诉我,自小是在中国孩子堆里长大的,邻居们大多都是关里一些省的移民,他虽学会一些汉语,外人听了都说是南腔北调,长大以后怕人笑话,就很少说汉语了,到后来竟深藏不露。米俩的自尊心极强,凡是瞧不起他的人,不论是哪国人,见面他连一句话也没有。他说认识我后,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认为我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对人热情,又有礼貌,也很尊重他。听了米俩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他为什么愿意和我聊天。
  其实我对他并没做什么,刚开始仅仅是点头之交,遇到他双手拿着工具,我会主动为他打开栋口上厚重的木门,“斯巴细巴!”米俩也总是客气的用俄语道谢,再相见时,他总是离老远就打招呼,“多拉斯气(俄语你好)!”也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些话语他竟开始用汉语表达了,声调确实有些怪怪的,但我能听明白,也深感亲切。就这样,我们俩越来越热络了起来。纵然我们之间种族不同,信仰不同,习俗不同,年龄不同,但从未影响我们从此成为忘年交。
  一天,我带大外甥小滨、二外甥小华在小院中玩耍。米俩手拿工具从一个栋口走出来,他见我坐在长椅上,也在我旁边坐了下来。看着在小院里跑来跑去的两个小外甥,他目光满满的慈爱:“真可爱呀,两个孩子都那么漂亮!”他又搂过刚会走路的二外甥小华,仔细地端量着,“是的,真像俄罗斯小孩!”连米俩都这样认为,难怪有人叫二外甥为“小毛子”。
  米俩老两口无儿无女,这是他一生的憾事。他们非常喜欢大楼里的孩子们。每遇到一些半大小子淘气,在走廊里或小院中打闹,乱扔东西时,他从不恼怒,连重话都不会说一句,总是默默地清扫干净。靠大直街的那个栋口的楼上,是秋林的幼儿园,如遇到门敞开的时候,他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儿,站在门口,瞧着里面儿童做各种游戏,或唱歌,或跳舞。米俩整日里严肃的面孔,这时,也不由自主的绽放出温柔的笑容。
  米俩告诉我,当年他比我二外甥小华还小,是妈妈抱着他来到了“哈拉滨”(不知为什么在我接触到的俄侨都这样称呼哈尔滨,米俩竟也不例外)。米俩回忆说,他的父母辛劳了一辈子,父亲给人家赶过马车,送过牛奶,也赶过拉客的“斗子车”(早年间马拉的“斗子车”一度是哈埠的主要交通工具)。那时生活虽然很艰难,但父母从没让他受过半点苦。“他们很爱我,很爱我......”米俩喃喃地叨念着,这时他一定是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些浑浊的眼神闪现出一丝柔和的光,回忆幸福温馨的童年,犹如饮了一杯醇香的美酒,让他陶醉了。不幸的是,没等米俩成家,他父母都过世了,先后都安葬在极乐寺附近的东正教墓地,也就是房间通常说的“毛子坟”。
  我认真听了米俩的回忆,很是令人同情和感动。我不由得想起在一本书中看到的一段话——“天下劳苦大众是一家人!”原来米俩也是个穷苦家庭出身的人,我们之间有诸多不同,但有个相同的身份——无产阶级,这让我对他的情感进一步加深了。
  米俩信仰东正教,也是个虔诚的教徒。他不仅按时去教堂做礼拜,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也严格的遵照着教义。就说吸烟吧,米俩原本是个烟瘾很大的“瘾君子”,可是,他总是在楼外吸完烟才进屋;老两口在家里从没大声说过话,就连吵架也从没大声嚷嚷过。我俩交往后才知道,东正教是严禁在供奉圣像的地方吸烟的,更不允许大声吵嚷、骂人、说脏话......
  米俩家门旁在一处很显眼的墙上,恭恭敬敬的悬挂着一幅圣象,为了保持圣象周边环境的清净,老两口隔三差五就要彻底清扫一次卫生,就连犄角旮旯也从未放过。虽然他家只有一个房间,但一年四季房内总是保持着干净利索。
  一个星期天我去大姐家,刚打开临街的栅栏门,就遇见米俩老两口从楼里出来,二人像过节一样,打扮得光鲜亮丽,尤其和平日里判若两人的米俩,刚刮的面孔闪着光,一身很新的西装,规规整整的打着领带,脚上蹬着湛亮的皮鞋,就连略显弯曲的亚麻色的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看起来,今天他显得格外年轻,真像个“新郎官”。“真漂亮呀!”我不由得惊呼道,并向他竖起了大拇指,米俩呲着牙嘿嘿地笑了起来,笑得很开心。
  “当当当......”教堂的钟声又一阵响起,余音在空中荡漾开来。我指着教堂方向,并在额前点了一下,示意他们是去做礼拜。就在我们要错肩而过时,我的胳膊突然被米俩拉住了,只见他紧紧的捏着三个手指(拇指、食指、中指),在我眼前晃着,让我看他是怎样划十字的,直到看我明白了,他才满意的离开。看到他神态十分认真的样子,似乎想让我也成为一个东正教徒,我不禁哑然失笑。回到家里,我还把这事儿当成一个笑话讲了,没料想竟受到爸爸的责备,他认为我太“少不更事”了,爸爸的观点是:信不信没关系,但在信教人面前不要乱讲话,更不能有不敬的举动。爸爸的告诫我了然于心,从此以后,凡是涉及到东正教的言谈举止我都特别的注意。
  哈尔滨的秋天是金色的,凋零的枯叶到处飘落,但米俩负责的小院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他每天都清扫数遍。一天放学归来,一拐弯就看见米俩,弓着腰在清扫落叶。不知这是扫第几遍了,我走近对他说,不用总扫了,每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
  “扫一回少一回了!”米俩长长地叹了口气对我说。
  我立时感到他情绪有些低落,忙问这是怎么了。他低声神情颇为忧郁地告诉我,他已决定移民,要离开哈尔滨了。对米俩这个决定我并不感到突然,因为从50年代中期开始,南岗秋林的俄侨员工就开始移民了,大多数都是到西方国家。大姐家的窗台上经常增添盆花,那都是俄侨“玛达姆”(对俄侨妇女的称呼)临走时送来的。至于米俩老两口,因经济实力所限,我想他家肯定是回苏联了。
  “涅,涅!”没想到当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竟然头摇的像个“拨浪鼓”似的,并连连摆动着双手,一时急得红头涨脸,并用俄语说着“不”。
  “那你家去哪里呢?”我十分不解地问他。
  米俩没有急于回我的问话,竟要我拿出地图册给他,他找到苏联地图,并按住一个地方让我看,那是莫斯科以南,顿河流域的地方。他神情激动的对我说,他“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米俩连着说了好几个“爸爸”,我算了算,至少是从他太爷爷那辈。全家被迫移居到“阿穆尔河”(黑龙江)下游,一个亘古荒原的地方安了家。米俩说的这段家族迁居史,也是侵略成性的沙皇扩张史。19世纪中叶,沙皇用血腥的手段,在远东地区攫取大片土地后,又用残酷的手段驱使大批农民和农奴前往农垦镇守。几十年过去了,那里仍然极其荒凉,物资严重匮乏,连“列巴”(面包)都吃不饱,气候又奇冷,再加上连年闹灾荒,米俩父母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逃难来到“哈拉滨”。说到这里,他摇摇头叹了口气,“没想到,我这辈子又要移民了!”他早就听说了,凡是返回苏联的,都要被送到他父母逃离的那个地方,所以,他挥着手决绝地说,“说啥也不回到那个,可怕的地方了!”
  “那你家打算去哪里呢?”我不无担心的又问他。
  米俩又打开世界地图,指点着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这几个地方告诉我,他正在挑选呢,但当前还没做最后的决定。他说不管去哪个国家,他决不会忘记“哈拉滨”,对他来说这里就是他的故乡。
  听了米俩的一席话,让我很是感动。我想他心身里不仅流淌着顿河的血脉(我猜想米俩十有八九是顿河哥萨哥的后代),同时也凝结着松花江的情结。
  但是从这之后,米俩移民的事却无声无息了。每天他仍按部就班的干着活,只不过比往常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心神有时甚至出现恍惚。我以为,他一定是在选择定居国上遇到了难题,看来何时离开哈尔滨,一时半会儿也定不下来!
  转年就是58年了,在我的人生中这是关键的一年,也是最忙碌的一年。忙着毕业考试;忙着找工作;忙着办入职各种手续;忙着去外省学习,一切都是在匆忙中进行。所以,当我临离开哈尔滨时,都没来得及向亲朋好友们去辞行。
  再回哈尔滨,已是放假回家过春节时。米俩老两口已于秋季移居到澳大利亚了。在大姐和邻里们那里,我听到了一些有关米俩的事情:临走前,他把楼里楼外又彻底的清理了一遍,并给各家灌满了开水,借机挨家逐户的去辞行。到了临走那天,楼里大人孩子都纷纷出来送行,米俩神情激动得眼圈都红了,人们感叹一个外国大男人竟如此动情,邻里们为此,叨念了好久......
  大姐告诉我,米俩曾找过我,听说我参加了工作,并被派到外省去学习,他听到后显得很高兴,口中还不断地叨咕着:“长大了,很有出息!”
  临走的头一天,他还特地去告诉我大姐,他家要落脚的地点,再三叮嘱,如果有机会出国去澳大利亚,让我一定去找他。
  米俩移民是早晚的事,这也在我意料之中的,我也清楚,生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相遇或离别。但每当在楼里楼外,再也看不到米俩的身影时,我的心境里总要涌起一阵阵空落落的滋味。
  60年代初,单位组织春游,地点是离市区较远的文化公园。到那一看,有人惊呼起来:“这不是‘毛子坟’吗?”原来,这里曾是东正教的墓地,58年,政府把坟墓都迁走了,开辟成供广大市民消闲的大型公园。园内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教堂、钟楼、忏悔亭等建筑物,在教堂的前侧方,还遗留有一片墓碑,碑身都不太高,也都很完好,字迹仍很清晰。看到这些墓碑我猛地想起,米俩父母不都安葬在这里吗?我信步走进碑群,想找找看。虽然我不懂俄文,但拼个姓名还是可以的。然而关键时刻掉链子了,绞尽脑汁也没想起来米俩家的姓氏,真是令人郁闷!当初为啥不把姓氏名谁记载下来?我深深懊悔不已。
  春游过后,我开始查找资料,想顺着“米俩”这一爱称的线索去搜寻他家的姓氏。结果姓氏仍没查到,却查出“米俩”这一爱称的准确称谓——应为米利亚,和正式名字——埃米利,如果按中国人的习俗,“米利亚”是小名,“埃米利”是大名。
  多少年以来,我和邻里们,每每都一直热情地叫他一声“米俩”,若让我改成米利亚,还真有些不习惯,甚至还有些陌生感。所以,至今我仍坚守“米俩”这一称谓,在我心目中,他是我同喝松花江水长大的“老乡”,他是我记忆中永远的“米俩”......
  米俩在有生之年,终于完成了家族史上的第三次移民。人终究都会老去,他也将永远看不到变化了的哈尔滨,但我深信,当米俩辞别这个世界之际,他的内心深处,必定会永远珍藏着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哈拉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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