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会想起那些因情绪的低落而陷入无法自控的时刻,它像要把一个人往死里拽,肉身毫无还击之力,仿佛一个战败的俘虏任敌宰割。内心无时不刻对懦弱的自己投出鄙夷的目光——厌绝她,却明了这是做无谓的挣扎。我想到这半生的锥心之“痛”,它承载着光明与黑暗行走在这个森罗万象的人间,得不到有效根治,而被折磨得痛不欲生。我也看到一些自虐、自杀的人,用各种方式惩罚、不给自己一条活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深信他们并非刚接触这个世界,就对自己予以否定,而以这般与世间作出决裂的势头。一定有某种原因,却被隐藏在幽暗的内部,日益增长,逐渐长成一个排他性的“物质”。这个“物质”是“畸形”的,是“光鲜”外表不能忍受的。他们无法做到和平相处:所以斗争一直存在;所以悲剧在所难免。若想根治“病源”,也许如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说:“蛀虫自在人心,必须深入心去寻找。”
  
  二
  我了解自己的病灶,归根结蒂,源于原生家庭。
  八十年代初,我诞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家中仨兄妹:哥哥、我、妹妹。穷苦的人家并没因孩子的降临而拥有太多的幸福感。反之,是生活的逼仄让一个家庭四面楚歌、苦不堪言。几亩薄田使这个一穷二白的家看不到出路。父亲白天忙完农活,疲惫不堪,晚上还要到田野去捕捉田蛙来补贴家用。运气好时,会有一些收获。毕竟夜出捕捉的人不止他一个。那个年代,夜出捕捉活物的村夫随处可见,僧多粥少,有时劳累一宿,一无所获是常有的事。
  年幼的我们,并不懂生活的艰辛,只知道我们住的房子非常破旧、幽暗。一家五口被“塞”在一个大概不到二十平方的“暗室”。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被无数的物件分割:一张勉强可睡三人的中式木架子床;一张大概一米三宽仅容两人睡的简易单人床;两张床的底下堆满了维持口粮的红薯。一张掉了漆有两个抽屉的陈旧木桌子;一个三开门涂了清漆的杉木大衣柜;一个有五层圈围成圆柱形状的星铁皮制作的谷仓;一张有三米长已经“满身伤痕”用于刨木的长木櫈,櫈面上放了一个瓦缸用来装米,多余的地方则堆放谷仓装不下的存谷,有十几包,用蛇皮袋装着;一口闲置杂物的褐色大水缸;一个长期散发尿骚味的黑色便尿塑料桶……密密匝匝的“家俱”,只能容一人走路的部分——通往睡床与便尿的“私人空间”。
  从记事起,我便与母亲、妹妹一床。父亲则与哥哥一床。父母的叹息声总会在寂静的夜里涌现,像一枚无知无畏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头生根发芽。母亲的幽怨、父亲的沉默,使我看到这个家庭在贫穷的压榨下举步维艰。父亲极力想以一个男人的肩膀扛起一头家的重担,所以,他有众多的身份:木匠、泥水匠、农民、石头开采人、捕蛙人……但这些头衔均不能让他搬走贫穷这块磐石。
  纵观旁邻,日子的喜悦都挂在眉梢上,而我家的饭桌,寒酸得提不出一块肉来做谈资。母亲暗室里的幽怨,终是按捺不住,用“憧憬”逼着父亲改行。随着南下的大军,涌向物欲横流的城市贩卖自己的力气与汗水做着一名泥水匠。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有商业头脑的人总能挖到金矿。但我的父亲不行,他一没资本,二没人脉,三没才艺,空有一身蛮力,只能干让人瞧不起的苦差。自然,一年到头,也只是杯水车薪。
  父亲一走,母亲就要独自承担屋里屋外的活计。我与哥哥也要为这个家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哥哥在农忙时帮忙看两头牛,我八岁之躯要生火煮饭,在那个四周被干柴草围拢的灶膛,胆战心惊烧着一顿顿并不可口的饭菜。时常因贪玩而忘记时间,一顿饭招致母亲的责骂或棒打是常有的事。虽然我惧畏她,却管控不了孩童的心性,嘱咐的话,母亲前脚离开,我后脚便忘得一干二净,家里的活计总是随着她的回来而成为我责罚的阴影。
  黄昏远去,天色暗了下来。晒在晾衣架的衣服落入暮色中、到处窜走的鸡鸭饿得叫声喧嚣、灶膛的晚餐还没开始生火……母亲纵有仁慈,也气不打一处来。尽管农活让她累得快直不起腰,但都不妨碍她抄“家伙”落在我皮肉上的快感。任我跪地求饶、哭声凄厉,也不肯罢休。
  犯的次数多了,打我时本能地反抗——我会像只惊弓之鸟逃脱猎人的手,不管不顾,疾飞出家门。有了失败的经验,母亲会变着法惩罚我:她像关门打狗一样把我的哀嚎置之不理,邻人若想伸出援手救我也会招致母亲的怪责,他们惧于此,不敢多管闲事;有时则把我的手脚绑在木梯子旁用长长的篾白抽打,目的是让我臣服她的“淫威”之下,没有肢体的反抗,打得解气;打累了,有时用瓦片在地上画个小圆圈禁锢我的自由——只许站定,不能蹲下,看她有滋有味地吃着晚餐……我的“恨”意随着打骂的增加,越发想逃离这个所谓的“避难所”。但我深知,无处可逃的悲哀,又无法与母亲沟通取得心灵的自由——对抗,无疑是以卵击石。
  唯一可寄的精神依傍——父亲,这个常年离家的人,他为生活已经焦头烂额,哪来时间抚慰我心灵的创伤?我痛恨母亲的野蛮、粗暴,在“温文尔雅”的父亲面前,她连帮他提鞋都不配。可正是她,我才有了生命的权利,我何其不知。但我不屑这条命的归属地,从里到外,浸淫着指责的批判,没有值得半点敬爱。心的隔阂便由此开始。
  还记得,我在一个寒冬之夜尿床,她把我从被窝“扯”出来,脱掉我的湿裤,留我赤脚,置于黑冷的地面上,举手一巴巴大力抽打我的屁股,仿佛我是她从外面捡回的孩子。我撕心裂肺的哭声,并未唤醒她的恻隐之心。此番不解气,又把我本就屈指可数的裤子,一轮翻箱倒柜,全部惨死在她的剪刀之下。她像一条发疯的狗乱扑乱吠,父亲在一旁看着这个场面,不敢忤逆她半句,眼中写满了悲哀。直到她情绪平伏下来,回到床去,父亲才敢找出一条他的裤衩子让我穿上。我也顾不上合不合身,双手提着裤腰战战兢兢从母亲睡的位置跨过钻回被窝。
  ——那一年,我才九岁。
  
  三
  父亲受制于她,并非说不过她,只是命运的狼狈让他觉得愧对母亲。原本母亲可以嫁一户富裕的人家,偏偏“下嫁”给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无论母亲如何无理取闹,父亲都选择沉默。父亲与我独处时,会教导我,不与母亲一般见识,她是一个没文化的人,说理,她只会蛮不讲理。尽量让我去顺服她,不要顶撞。
  父亲的心意我懂的,但你不知道何时就让一个毫无征兆的事件成为母女之间的鸡飞狗跳。母亲的情绪说来就来、随时随地,她的多变,如同六月的天气,稍不注意,就是倾盆大雨。
  我们就这样相生相克度过并不快乐的年生。母亲无论在行为或言语上,她的“可恶”形象在我的内心已经根深蒂固。由于贫穷,小学六年,我们仨兄妹的学费总是在老师催无可催的情况下缴清。有时是真的没有;有时则因母亲的固执而拖至期末。她觉得别的贫困生都不着急缴清,自己的家境状况又何必表现得比别人“高人一等”。当然这个“高人一等”是我的描述。母亲的原话是“别人都不着急,你急什么,我就不信学校能撵你走。”
  这个天杀的女人,她是不知我在老师的眼中是不招人待见的“钉子户”,同学眼中耻笑的对象。站在讲台边,由头到脚被同学们意味深长的眼神码上“贫穷”的标签;老师冷讽热嘲的言语,若是此地有地洞,我恨不得遁洞逃走。我那颗卑微又倔犟的自尊心,她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置它万劫不复。
  如果说小学六年是心结埋下的地雷,那么初中辍学是引爆地雷的引信。虽然我不是一个优等生,但我热爱学习、期望在知识的海洋改变贫穷的命运,不想成为与母亲一样目不识丁、蛮不讲理的村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终逃不脱扼住命运的咽喉。是的,我辍学了,被逼停止在初三的门槛。母亲认为,女人读书多,终归是嫁为人妇,是泼出去的水,是赔本的买卖。况且哥哥小学毕业已出去打工,我一个女流之辈能上过初中,算是抬举。村里同届的几个女孩已自动辍学去打工减轻家里的负担,这让“吃饭看旁人”的母亲更加坚定让我辍学的理由。她不会管我的死活,她决定的事,换句俗语,即使“九头牛也拉不回。”
  那时中学的班主任下乡规劝,给她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固执如她,怎会有商量的余地?班主任只能失望而去。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是大滴大滴的泪止不住地流,仿佛要倾尽它,为这悲哀而无望的生。
  死心不熄,转头又求母亲,望她能动情晓理,给我一条“生路”。但她决绝的态度我知道希望渺茫,只是为了打发我的哀求,便把“皮球”踢向父亲:若父亲同意我返校,她便不再阻拦。我飞奔去公共电话机,恨不得手脚并用,激动按着号码拨给父亲。他知我来意,电话那头是心酸不已的愧疚,沉默半晌,等来一句“对不起”。顷刻,我头晕目眩。父亲还在安慰,让我先辍学一个学期,下个学期攒够钱,一定让我重返学堂……我拿着电话,泣不成声。他说学费寄回了,但母亲说留来当家用,执意不让我读,若父亲坚持,她就不管这头家……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直逼那个七尺男人向他的女儿净说自己无能。
  我扔下电话,不知怎样走出电话室。只记得冷风洗脸,凉得刺骨,原来泪已将脸湿透,心里,已空无一物。有村民交头接耳、指指点点,这一刻,旁人的目光已经无关紧要,可怜也好,笑话也罢,随着心的跌落,一切将尘埃落定。想想那个“家”,我掩脸痛哭,再也抑制不住大恸,飞奔向一座山坳跑去。那是一排埋葬已故之人的旧坟墓,隆起的土堆像一座座小山,我在两座坟茔之间的空隙躺下,完全忘了害怕。一个“将死”之人,又怎会心生惧怕?
  那一刻,电影胶片似的回顾童年的一生:贫穷、窘迫、自卑、无爱、焦虑、痛苦……命运的不可逆转,让我靠近死去之人带来平静的安慰。闭上眼睛,居然想到死亡。我并没有被自己这个念头吓着,这些年的不被疼爱,早以把我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此刻,想必即便消失也不会有人过问……
  多年以后,我仍记得曾为那一刻触景生情,不眠而诗:
  我的十六岁/等不来一朵花打开的消息/背影那么沉/驮着来不及擦拭的泪/而奔赴的远方/是雨水、泥泞/压着一场呼啸而过的风
  
  四
  我不能与母亲计较,她生我养我,给我生命的向往。这大于一切,足以抵消她的“罪过”。她曾对我说,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因病危,命悬一线,是她在夜里摸黑走了十几公里的路程把我送到县城医院捡回一条小命。这个给我第二次生命的女人,我敢说她不爱我吗?在她至繁盛的生命期里,她又充爹又当娘承受生活和寂寞的轮番拷打,为的是她自己吗?她咬紧牙关与命运奋力抗挣,陪着我们在风雨飘摇的危房一次又一次祈祷台风的怜悯,我看到她的坚强与脆弱、勤劳与卑微……不由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或许她爱我的方式固然不对,但全盘否决她给予我的一切,我的自私又有多少胜算?这些年,我会在这种二元对立的问题上思考,渐渐打开心结,尝试去谅解母亲的过往。尤其在我继为人母之后,原本我排斥的教育方式,却变本加厉落到下一代身上。我不齿的,反扑在我身上是母亲曾经的“狰狞”,甚至已经感受到孩子与我的隔阂、厌恶,在原生家庭体会的悲哀之殇,仿佛报应一样回馈给我。我是尝过这种痛的人,却继续延伸给我爱的人。
  难道我不知极端或暴烈的情绪会让孩子适得其反吗?心的隐忧一直在告诫我要“温柔、爱、关怀”以待。但事实是,在我耐心丧尽后,是情绪操控了思维,左右我以暴制暴达到想要的专横、口吻是命令式的、不容分说,跟我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我意识到历史正以惊人的相似沿着相同的轨迹重复人的命运,无时不在提醒我即将陷入一种死循环的诡秘当中。我的懊恼想必母亲曾经也有过,要不然,她不会在打了我过后,情绪平伏下来,抚摸我小腿的“绯红纹身”,问我疼不疼,一副慈母相,嗔怪我不听话所致。
  她的强势,已让我失去倾诉的欲望。辍学后,由坟地回来的那天晚上,整整一年,我跟母亲没搭上几句话。经常一句起,两句止。母亲知我恨她,极力为自己辩解,要我换位思考,设想一下她的窘况与维艰。我充耳不闻,厌倦她的“虚伪”。纵使她有一万个理由来开脱说是无心之过,我亦有等同的理由回怼她的咎由自取。她不知道,我羽翼渐丰,迟早有一天,会撇下她单飞。而单飞的时间,是她安排的。她想尽快摆脱穷困的局面,那怕我不是一个优质的劳动力,至少清除一个“剥削”家庭经济的主力军。这一笔,是稳赚不亏的。她的小算盘,旁人不知,我却一清二楚。特萝莎修女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子,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母亲这辈子都不会懂得这些哲理。
  她渴求我理解她的苦衷,十多年来,她可知我的苦痛?缺失爱的关怀,这一路走来是如此艰难:年轻无知、社会阅历不足,被人骗去加入传销组织,险些有去无回;叛逆使我流浪他乡,一念之间,差点剃度为尼;抑郁无人开解,赴死之心是常有的事。至接近死亡的一次我饮了半斤白酒,拿薄利的刀片往手腕无情地划,看鲜血逃出肉身,肆意横流,竟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凛冽。不如是酒精使然,还是流血过多,眼前事物渐渐模糊,然后昏昏睡去。也许命不该绝,在一阵剧痛醒来,我看到自己的手腕没有一处好肉,血已凝固,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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