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季节里,我走上了机关工作的岗位。
  一天早晨,我正匆匆地向办公室走去。前脚还没跨过门槛呢,Z局长打老远地向我招手,叫道:“小C,过来,到我这来一下!”
  我转了个身,迅速地奔他而去。
  Z局长先我一步,走进办公室,坐了下来,端起杯子正喝水呢。
  我站在他办公桌的几步之外,等待着。
  Z局长放下水杯,向我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道:“机关团支部早就成立了,我们一直在物色支书的人选呢。”
  我也笑了笑,却没做任何表示。因为,压根就不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了你的档案。”Z局长又说道:“你初中一年级就入团了,不错嘛!”
  我依旧笑了笑。不过,这是感觉领导对我有所了解,是欣慰的那种笑。
  Z局长继续说:“局党组决定推荐你担团支部书记,怎么样?”
  顿时,我浑身热血上涌,有一种幸福突如其来的兴奋。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依旧傻傻地笑着。
  Z局长也笑了。接着说:“你若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报上级团委,待批准了,便正式召开团支部大会,履行相关的手续。”
  那年,我二十出头,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当然,这团支部书记是兼职的,不多拿一分钱的报酬。不一样的,是称呼变了。人们不再单纯地叫我小C,改叫C支书,或叫小C书记了。
  Z局长说得一点没错,我读初中一年级时,在班主任老师的提携下,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正式的团员,第二年还担任了校团支部的副书记。可惜了,还不知道怎么样的开展团支部的工作,却因为家庭生计所迫而辍学,过早地去寻找人生的出路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故乡的人民公社当电影放映员。公社是才成立的,房屋紧张,一时没有地方安置我。即便我只是个十几岁的小毛孩,却也不能露宿街头呀。于是,安排我跟公社团委书记暂时住在一起。团委书记也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很随和,也愿意接纳我。就这样,我们便成了一对室友。
  每天,我们做着各自的工作,互不干涉,却互相关心。时不时地,他会问一声:“今天去哪个大队了?见着支书了吗?”
  我在他的面前,完全就是个小弟弟。他问我,那是在关照我,我自当如实地回答。他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可谓高山仰止,只能看着、感受着,却无一句可以言说。
  我们放映员的工作,是在晚上,白天除了睡觉,几乎无所事事。公社团委,其实就书记一个人。要下队调查处理一些事务,要组织基层的团员们学习、开会,还有团委的一些内务,尤其是要参与公社的中心工作。其忙,其紧张,是肯定的。
  耳濡目染之际,我倒掌握了团委工作的一些常规业务。比如:学习、开会要发材料,要有人记录;新团员加入组织时,要写申请、填写登记表;团员组织关系转出时,要开介绍信,要携带档案等等。关键是有时要开大会,有时要……没人安排,我倒不由自主地上场了。我帮他打电话通知各大队,以及公社直属机构的各个团支部;我帮他张贴标语、布置会场;我还帮他抄写一些文件,跑前跑后地上传下达,仿佛我成团委的秘书了。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县城的一家企业里当工人。一同招工进来的,都是清一色的青年,可谓人才济济。虽然,我是老团员,甚至还有过团组织“工作”的经历。但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想脱颖,却一时不得“出”。年底,在企业团支部的换届大会上,我只是冲进了“支委”,当个小组长而已。
  我这人没有野心,只想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既然当了小组长,就团结好我这一组的人,努力学习,认真工作,绝不能成为落后分子。
  没承想……
  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原因,团组织的工作有些弱化,却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我们机关本部大多是中年以上的同志,团员青年都集中在基层的一些单位里,较为松散,加上工作性质的不同,组织起来有诸多的麻烦。但是,我记着三件事:一是组织建设不能弱化,二是学习不能放松,三是相应的活动不能停顿。
  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的不简单。
  我先把支部一班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实行分工抓点,再分点设组。由“支委”牵头,各小组长负责实施。队伍形成了,工作基础也就有了。组织团员、青年们学习,是一种传统,也是必要的工作内容之一。然而,学习内容不能太枯燥,工作方法也不可过于简单。我的思路是,以活动带学习,以学习促活动。比如,利用晚上,或休息的时间召集大家看电影。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较少,电影有着非常的吸引力。我特意要求,提前一个小时在固定的地点集合,便利用这个时间段,学习一些必须学习的文件或时政要闻。同时,提出思考性的题目,供下次活动时讨论。
  当然,学习与相关的活动,不能仅仅是看电影,还要搞一些有意义的项目。比如,“五·四”青年节,我们去爬山,或到城里的某个公园搞一次聚会。
  问题来了。搞活动是需要经费的,比如车费、门票,甚至还要吃一顿简单的饭。团支部可是真正的清水衙门,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办呢?我的首要目标,就是找C局长。
  每次,蹭到C局长的办公桌前,都是半天不说话,等他问我:“有什么事吗?”
  我怯怯地说:“批点钱。”
  “哦!干什么呀?”C局长故意地睁大眼睛,还提高了嗓门。我知道,那是做给一把手局长看的。
  然后,又慢条斯理地说:“写个报告。把活动方式、内容,需要多少钱,都列清楚了,报来!”
  “报来”两个字说得有点重,那意思我自然明白不过了。我瞥了一眼坐在套间里的一把手局长,只见他微微地笑了一笑,什么也没说,眼睛定定地看着面前的文件。
  我转身跑回自己的办公室,认真地炮制起“报告”来了。
  还别说,每次开展活动,只要有报告,活动的内容不重复,C局长基本上都会满足我这个团支书的要求。
  团支部的工作,最复杂的还是组织建设问题,尤其是发展新团员,往往会遇到料想不到的阻力。也许有人会说,团的工作还那么重要吗?还有几个青年想入团呢?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自己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这一定义,早已成为共识。凡是有头脑,有理想,有作为的青年,都会将其视为人生起步的阵地。因此,加入共青团组织,是一种荣誉,是向往中国梦,是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国家愿望的无上追求!
  有一位大龄青年W,是从别的单位调过来的。据说,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要求加入团组织,却没有获得批准。后来参加工作了,在单位里继续申请,依然没有获得批准。什么原因呢?没人知道。
  W很内向,不善表达,还特别的执拗。他想做什么事情,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更不会征求什么人的意见,有些孤傲、冷漠、清高。在单位里,不受待见,没有人缘,缺少朋友,是个鹤立鸡群的另类。来我们单位也有好几年了,做事不算认真,基本符合要求,得过且过。与人相处,自在一隅,若即若离。与领导的关系,不亲不疏,不咸不淡,是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角色。
  通过几次接触,我觉得应该将他吸收到团组织里来。或许,成为团员以后,在组织的怀抱中,会有不一样的面貌。我将这个意思在“支委会”一说,大家都沉默了,似乎我是多此一举。经过我的一番陈述,大家倒是同意了。但是,一致的意见是:“他自己还不一定愿意呢,这个工作还是支书你去做吧。”
  我是支书,自当责无旁贷。我找到他,跟他聊了我的意思。他半天都没有回应,好像我是在说着一个不相干的故事。只不过,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他要求进步的内心。我一连找过他几次,他终于开口了。只听他沉静地说道:“我过去的事你可能都知道,我早已没有这个奢望了。可是,你们看得起我,没有忘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只要团组织觉得我够格,我再次申请加入,我要和你们一样,成为有作为的青年!”
  没想到的是,W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却有人不同意。而且,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团小组会上就提出了质疑。
  有不同的意见,实属正常,说明我们的民主传统还在。当然,有问题就要解决,更主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解决了这个“症结”,才能收到需要的效果。
  我找到了那位持“不同意见”的人,问道:“理由是什么?他有什么过错吗?”
  他嘿嘿一笑,说:“过错倒没有。”然后,不说话了。
  我们的目光一碰撞,他却低下了头。又说道:“这人太闷,整天不说话,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单位里的活动,他也不参加,好像是要躲着大家的。”
  我“哦”了一声。
  他又说:“大家都不喜欢他,我是怕一颗老鼠屎带坏一蜗粥呢。”
  我笑了。当然,我还是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做事也就有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只要他没有什么过错,我们就不能求全责备,就不能将他拒绝在团组织的大门之外。”
  他笑了,笑得简单,笑得真诚,没有丝毫的做作。
  W加入了团组织。而且,真的如我之预料,工作积极了,说话活泛了,性格也变得开朗了。
  岁月匆匆,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
  改革开放的大潮,促使着社会在不断地变革,每个人的人生轨迹也在无形中发生着变化。我们那个团支部的青年与团员们,有人一直在机关里服务,有人扑入商海开始了新的创业。我在机关里服务了二十年之后,便离开了。后来听说,W也离开了,而且有了自己的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早就成为“老板”了。
  然而,我们改变的只是生活的某种形态。不变的,是我们都在为国家、为人民、为家庭,拼搏着、前进的。我们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都在追求进步,都有一颗火辣辣的心,都在创造一份属于这个时代的辉煌!
  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我多了一份团支书的回忆。
  
           2022年9月2日写于合肥翡翠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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