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人阶级牛气
  1964年,我在郑州一所技工学校上学,一周当学生,一周当工人,半工半读。那时候,郑州绿化好,在全国享有“绿城”的美誉,省会迁郑时,兴修的金水大道,法桐树已成木成林,绿色长廊遮天蔽日,下雨无须撑伞,行走其间,诗情画意。省政府坐落在金水大道旁,而方兴未艾的西郊工业区,一条笔直的建设路,毫不逊色,左右复道,中间花坛,姹紫嫣红,路边的小树婀娜风情,洋溢着新时代的新气息、新气象。建设路和金水大道是省会两条特色鲜明,难分伯仲的著名街道。河南省工人文化宫坐落在建设路的中段路南,对面是一溜排开的五大国棉厂,西去是郑印、省纺机、煤机、二砂、郑缆等大型国业,五、六十年代崛起的郑州西郊朝气勃勃,气吞牛斗。
  当年,国企牛,工人阶级牛,为工人八小时之外,兴建的文化娱乐场所工人文化宫,占地490余亩,同样很牛。据说,1956年兴建时,郑州市工会拿不出那么多钱,省市工会和政府联手投的资,因此,隶属郑州市工会,但名称曰:省工人文化宫。1958年建成,后来我到郑州上学时,看到大门宏伟气魄,迎面的影剧院青砖白顶,方正端庄,上镶:“河南省工人文化宫”红色大字;两侧有人民公社万岁和大跃进万岁,中有总路线万岁的巨型标语。礼堂后面绿树成荫,青翠的冬青和挺拔的白杨树,隔离出一处一处四合院落,里面带门廊的一座座青砖红瓦平房,掩映在盎然的绿色之中,显得雅致幽静,这里是工人夜校、图书室和技术培训教室,还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展览室。我曾在这里参观过雷锋、大庆王进喜和郑州劳模等先进人物的事迹以及红旗渠建设展。因此,工人文化宫、工人俱乐部不但是职工的乐园,也是职工思想文化教育的学校。
  西南面是露天剧场,里面有排列整齐的水泥板凳,墙外路那边,通过天桥还有当时郑州唯一的游泳池。文化宫东面的体育场可以容纳数万人集会,篮球场、乒球室,棋类室一应俱全。
  
  二、话剧豫剧
  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发表了支持黑人斗争的声明,全国形成了支援世界革命的热烈氛围。1965年郑州市话剧团为配合形势,排演了大型话剧《赤道战鼓》名噪一时,在省文化宫演出,工厂、学校、单位轮流包场。我刚来郑州不久,从没有看过话剧,兴奋得不得了,但是越看越没意思。中国人扮成外国人,操着不伦不类的中国话,没有优美的唱腔,做作表演,假里假气,让我讨厌。剧终,同学们高声议论着出了文化宫,我说,演得什么玩艺!真不好看。我们班的一个同学立即说,话剧是高档艺术,懂不懂?——老扎皮!这个同学是上海人,随着支援河南内地工业建设的父母,来到郑州,平时有一种优越感,穿衣打扮和河南学生不同,本来应该入乡随俗,总操一口上海话,我对他反感致极,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假洋鬼子”,但从未敢在人前称呼过。听他说我“老扎皮”,我脱口而出,回应了他个:你他妈假洋鬼子!我们两人互不相让,撕扯起来,同学们劝解不开,直到老师发现呵止。从此我们两个结下了怨,在校4年再没有说过话。毕业后各奔西东,直到几十年后校友会,我们相聚一堂,都两鬓斑白的人了,才握手言和。他是略有上海韵味的郑州话,我是故乡乡音主调的郑州腔,酒桌上老同学们谈笑风生,十分愉快。
  因为我们是半工半读,工厂每月发我们12元生活费,那时候,工厂徒工工资是21元。按理,年轻人爱看电影,我却爱看戏,竟然像个老年人,大概是小时候在家乡,我爷爷是戏迷,耳濡目染培育的情结吧。不过我喜欢现代戏,不爱古装戏,1965年前后,豫剧院三团的《朝阳沟》、《人欢马叫》、《小二黑结婚》、《李双双》等红极一时,经常在文化宫露天剧场举办豫剧唱腔音乐会,两毛、三毛一张票,等于我一天的伙食费,但我把12元生活费省吃俭用,乐此不疲。在那里我领略了著名豫剧演员魏云、王善朴、马琳、陈新理、柳兰芳的风采。豫剧三团的前身是省歌剧团,唱腔配器中西合璧,优美动听,那时我才十八九岁,年轻人听戏如醉如痴,可谓匪夷所思。文化宫的露天剧场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至今念念不忘。
  
  三、林B女儿林豆豆
  1971年林B折戟沉沙之后,其女儿林豆豆(林立衡),1975年至1987年在郑州汽车制造厂任革委会副主任,达12年之久。那个年代常常开大会,比如庆祝九大召开、省市革委会成立、粉碎四人帮,以及枪毙人公审等等。大会在市体育场和文化宫体育场开,当时仅有这俩地方可以容纳几万人,现在不开会了,但地方多了,而省体中心、奥体中心容纳十几万人呢!
  开大会各厂各单位派人参加,排成竖队,前面打着单位名的横幅或印着黄字厂名的红旗,好事者在空中舞来舞去。1983年严打,公审大会在文化宫举行,44个死刑犯分押在十几辆解放牌卡车上,背插着怵目惊心的亡命旗入场,人们好奇地翘首以望死刑犯的神态,这时一条信息口口相传:郑州汽车厂的人也来了,队伍在南面。于是,我和几个工友不顾领导制止,离开队伍,去那边看林豆豆。郑州开大会,只要听说汽车制造厂的来了,总会有人想一睹林B女儿真容,但都无功而返,汽车厂的人不屑地不断向围观人解释:“没来。不让来了。”而队伍前面的女职工,则是对那些指指点点她们的人,怒气冲冲:“我不是!瞅啥哩。”多少年后,我对我的行为深表忏悔。人家落难,尤其需要同情、关怀和温暖,我们争相围观,为什么没有换位思考一位弱势姑娘的心里感受呢?
  我们厂篮球队的一个球友,母亲在汽车厂,家住汽车厂家属院,那天他说,你肯定看不到。据他说,1976年庆祝粉碎四人帮大会,在市体育场举行,林豆豆在汽车厂的队伍里,许多人都挤过去,弄得秩序大乱,林豆豆在几个女工保护下躲进了女厕所,才脱身,厂里来了辆小汽车把她接走了,以后决定林豆豆不再参加市里的群众大会了。
  球友母亲说,小林在他们厂负责计划生育,填填报表,宣传宣传政策,和工人直接接触不多,但凡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谦虚、谨慎,腼腆、内向,称她是个好闺女。林豆豆和爱人张清霖住在家属院唯一一座三层楼的最高层里,邻居是厂财务科和人事科科长。球友亲眼看到过她,个子不高,瘦削羸弱,有点像林彪,穿着上绿下蓝、没有领章帽徽的空军服,梳两条羊角辫,普普通通。球友母亲说,她除了空军装,就是厂里发的劳动服,她不会改,臃肿难看,姑娘从天上掉到了地底下,还不会煮饭,半生不熟吃,真让人心疼。
  张清霖安排在厂医务所当医生,擅长外科手术,郑州郊县的农民来求他看病,他来者不拒,热情得很,两口子都是好人,汽车厂工人有口皆碑。林豆豆两口没有生育,厂领导照顾张大夫,把张大夫湖南老家的两个侄女,安排在汽车厂上班,与他们一起生活,想必也其乐融融。
  80年代初,有天傍晚家属院戒备森严,来了好几辆高级轿车,簇拥着一个首长进了豆豆破旧的家,来了什么大官,不得而知,后来传言是邓颖超,球友母亲说,真假谁也说不清。
  1987年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任郑州市副市长,期间,通过努力斡旋,把林豆豆夫妇调回了北京,安排在社科院,离开了郑州汽车制造厂。相濡以沫的12年里,汽车厂工人从理解豆豆,到倾情喜爱他们夫妇俩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讯工人们依依不舍,衷心祝愿这对患难夫妻,人生再无波澜,平安幸福,白头偕老。
  
  四、文化宫的篮球场
  文化宫是座封闭型、带铁门的灯光篮球场,位于体育场东南角,四圈看台可以坐三千名观众。那时候,郑州市的篮球赛比足球赛热,市体育场有个风雨篮球场,带顶,故名。我来郑州时,省体育馆是个烂尾工程,直到70年代中,座椅尚未安装。因此,最早,郑州的重要篮球赛事,都在文化宫或风雨球场举行。这样可以凭票控制观众人数,否则,谁也看不好。1966年五一节,郑州省邮电和黄委会篮球队在文化宫争夺冠亚军,打得难分难解,结果延长了5分钟,黄委会力挫省邮电。当时,正在发动文革,号召年轻人造反,解放思想,勇于超越年老的。省邮电队员偏大,但赛场经验丰富。黄委会队员年轻,但毛里毛草,从没有赢过省邮电,这年一举夺魁,结合政治形势,郑州晚报为这场球赛竟然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我记忆犹新:《长江后浪推前浪》,嗟乎,用今天的眼光看,也算奇葩,绝无仅有了。
  文革的混乱,到了九大以后,开始趋于稳定,那时候,文化娱乐生活贫乏,篮球赛就成为了人们的精神文化希求,当时工厂单位都重视,省文化宫的篮球场,几乎天天晚上举行工厂间的比赛。记得,电缆厂和二砂是郑州著名的大厂,从来互不服气,有一次双方打得难分难解,比赛终场锣响,二砂绝杀两分。正当电缆厂观众沮丧退场时,一人发现计时表的秒针偏过了一点点,于是,涌进场内,高呼:“两分不算!不算!”裁判员根本处理不了这样的情况,慌忙溜之大吉。电缆厂的观众,第二天抱着计时表到市工会讨说法,为了一场球的输赢闹腾了五六天。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人真有趣。
  如今那座露天篮球场还在,改成了青少年篮球训练基地,铺设了塑胶地坪,对学员收费。工厂工人忙于生计,打球的人越来越少,今后,不会有工厂工人在那里赛篮球了。
  
  五、郑州工人报
  上世纪80年代初,郑州的国营企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如日中天,经济和社会效益具佳,工人群众充满自信、自豪。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郑州市总工会创刊了面向工厂、工人、工会的郑州工人报,报社设在省文化宫。那时候,工会的号召一呼百应,这份被称做职工良师益友的报纸,郑州的企业都订发到了班组,我们厂500个生产班组,随处便可以阅读到工人报的新闻和文章。上了报纸的工人模范事迹,上了报纸的工人文章,大家会相互转告,称赞不已。
  笔者是工厂推荐的业余通讯员,每年都要参加报社的学习培训,五一和年终还有茶话会聚餐等活动,郑州工人报办得红红火火。郑州工人报的办报原则是“工人办、工人写、写工人”,除了报社总编、社长正式在编,记者、编辑全是基层工会抽调的。我坚持不懈为报纸写稿子,还有通讯和新闻竟然上了头版头条。报社社长姓李,我们从不称呼他社长,只是亲热地叫李老师,有一天,李老师找到我,说:“准备借调你来报社,你愿意吗?”
  青少年上学时期,当作家、当记者、当报刊编辑是我憧憬的美丽梦想,能够进入报社该是多么荣幸的事呀!当时,我受宠若惊,兴奋激动得不得了,语无伦次地连声说:“谢谢社长,好好,中中。”
  但是,回家后,我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反复思考,最终决定放弃了天上掉下的馅饼。当时,我在厂工会占有着称心如意的工作岗位,被不少人羡慕和觊觎,一旦离开,别人趁虚而入,我回厂后怎么办?
  第二天我很不好意思的对李老师说:“我水平低,到报社来恐怕胜任不了。”希望借故推辞掉。李老师说:“水平低可以慢慢提高。报社的工人编辑有好几个本科生,虚心向他们学习就行。”我一时语塞,沉默一会,又谎称:“我的孩子上下学,每天接送,爱人是车间工人,三班倒没法办,她不同意。”李老师没有再说什么。
  忍痛割爱后,长期以来我后悔不已,特别是上下班,走过厂大门口的报纸橱窗,看到里面和神圣的人民、河南等日报报纸并列着的郑州工人报,就遗憾我的选择。
  90年代中期,郑州的国有企业纷纷滑坡,接着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一个个改制、停工、破产,工人开始下岗失业,与工人、工厂、工会荣辱与共的郑州工人报,自然举步维艰,1997年7月难以为继,在国家新闻出版政策要求下,停刊了,直到这时我的后悔才平息。
  2000年之初,河南省工人文化宫一分为二,东面为郑州市西区体育中心,西面为五一公园,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改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条件设施好的活动项目改成了收费。拆除了原来的文化宫影剧院和工人夜校培训教室、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展览室的平房,建起了郑州市总工会的宏伟办公大楼,大楼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商铺林立,繁华的建设路,俯瞰着路那边过去无比辉煌,今天已经荡然无存的的五大国棉厂原址。
  所幸,国棉一、三、四厂红柱绿瓦的门楼牌坊,因为列入了省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了下来,大概新近进行了维修,日前,我看到门柱鲜红,绿瓦艳丽,上面左右镌刻着“鼓足干劲”和“力争上游”的标语,肃穆庄严,唯有三座门楼在对这座城市诉说着国企的过去,工人的光荣;前国棉厂门楼,寄托着郑州老一代工人、家属浓郁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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