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我和妻子走进那间红砖单面小厦房门口的时候,偌大的院落没有一点声响,甚至连在后屋檐旁柴垛下刨食的几只老母鸡也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惊奇地抬头张望着我。
  我随手敲门,连续三下,没有人应答。正准备转身离去,忽然从屋里传来一句“谁呀”的苍老声音。接着,门轻轻地被打开,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个子低矮、枯瘦如柴、手住拐杖的老婆婆站在了我面前。
  只见她仰起头、眯着眼,疑惑地看着我:“你是谁?”
  我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他好像没听清楚,仍看着我大声问:“谁?”
  妻子赶紧拽一下我袖口,说:“耳朵背,你大声点。”我正要大声再说一遍,老婆婆却惊喜地笑道:“奥,知道了,你是积会。”
  “是我,大妈,我来看看您。”我赶紧大声回答。
  “这是你媳妇吧?”她又看着我妻子问。
  我同样大声回了一句:“是的。”
  这回她听清了,笑眯眯地自个埋怨:“你看大妈这废人,耳朵背了不说,眼睛也瞎了,半天认不出你们。”说着一边让我们屋里坐,一边高兴地又问道:“你们啥时候回来的?”我一看不大的屋子有些昏暗,就没有进屋,只回答了她的问话:“刚回来一会,听说您院子里盖新厦子了,就过来看看。”
  “看我娃有心的,还记着大妈这个瞎老婆子。”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皱纹如一朵盛开的菊花,非拉我给屋里让。我只好和妻子坐在了靠炕边的一条长凳上,见她又要张罗着倒水,赶忙起身制止,再三说坐一会就走。她才停止了动作,颤巍巍一眼不眨地看着我们,那种爱怜和不知所措的样子,让我差点流出了热泪。我赶紧起身拉她坐在我和妻子中间。他更是不知先和谁说话了,左一句说给我,右一句又说给妻子。
  乘她和妻子说话的空档,我把目光移向了屋里的摆设。
  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靠墙的一件大立柜和对面靠窗口的长方形两兜桌柜,算是屋里的大件家具。虽然它们的底边一溜朱红色油漆早已脱落,但仍难掩其结实和大气。
  这也许就是大妈当年进门时最赢人的结婚家具吧!
  果不其然,见我一直盯着那两件旧家具看,大妈笑着站起来说:“你可别笑话大妈,要不是这两件旧柜子,这么好的新房还真没东西可摆呢。”
  “一看就是好木料做的,放到新房里很搭配。”我急忙笑着夸赞。
  “那是,这是大妈当年进门的好柜子,结实得很。”说着,走过来用手摸了摸柜面,“你摸摸,多光滑。”
  我随手抚摸了一下,确实光滑如缎,正要再夸赞一番,大妈却说:“也就这两个柜子能拿出手,别的再没啥了。”
  确实再没有值钱的东西了。如果说有,那就是炕上的一床陈旧的被褥和地上几个高低不等的方凳,至于最平常人家的电视机、饮水机、电风扇之类的家用电器就更不用说了,一样没有。虽不说家徒四壁,但也和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家庭一样,一穷二白。要不是洁白的墙壁和崭新的门窗所透出的现代气息提醒了我,我还真以为走进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因为厦房后面的三家大瓦房已经破败不堪,刚才还在草垛前刨食的几只老母鸡正慌里慌张地呱呱乱叫。依然还是泥土地面的院落,除了栽有几棵洋槐树外,剩下的就是长满各种各样的星星杂草。这一切的一切,一再扰乱着我的视线,让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无可辩驳的真实感。
  
  二
  不错,对眼前这个年过八十的大妈来说,她的家境的确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可谓是至今村子里最贫穷的一户人家。
  可从前的大妈家并不是这样。大伯在世的时候,大妈也是村子里少有的精明强干之人,即使最小的儿子有些智障,不能完全独立生活,大妈和大伯也能领着他把地里的庄稼侍弄得长势旺盛,年年丰收。
  然而,自从大伯五十岁那年因一场车祸失去了一条胳膊之后,日子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光景就一年不如一年。别人家不是种果树和绿化树苗发家致富,就是孩子媳妇外出打工挣钱翻盖红砖大瓦房,唯独她家仍守着过去的三间泥瓦房艰难度日。尤其是他们的智障儿子,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可下地干活仍需二老带着或催着。为此,大妈的心里十分着急,千方百计想法子托人给儿子找媳妇,没啥条件,只要是女人就行。
  可是,当时的农村,人人都在勤劳致富,家家开始旧貌换新颜,又有谁愿意把姑娘嫁给一个智障小伙?无奈之下,大妈又托在外工作或打工的村里人,看有没有比她家更贫穷的山区姑娘嫁给儿子。
  很清楚地记得,本世纪初那几年,只要我一回家,大妈就找过来,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火车站留个神,看有没有从外地扒火车来到车站的外乡女孩,如果有,一定给带回来。那恳切的神情,恨不能让我立马就给她领个儿媳妇回来。
  然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再说也还得女孩同意。即使我使出浑身解数,托尽所有的同事和朋友,始终未能如愿。每次碰到的,不是满脸乌黑的小男孩,就是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或沿街乞讨的孱弱老人。
  那阵子,我的肩上就像压了一付沉重的担子,每次回家,整个人都不得轻松,不知如何给大妈交代。尽管大妈在一次次的失望中又嘱咐我慢慢来,这不是急的事,可我总觉得她是在把全部希望寄托到了我身上。
  我只好再次硬着头皮托人打听,并一有时间,就和同事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甚至跑到铁路边的扳道房或大桥下,看有没有扒火车的盲流姑娘碰到,可每次都是两手空空,连个人影都没碰到。
  如此断断续续了几年之后,大妈也就死了心。
  也许她也知道要找一个盲流姑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面对自家儿子的这种情况,就更是难上加难。
  后来,大妈和大伯年龄大了,地里的农活干不动了,每次去地里,不是大伯事先给儿子交代好,就是大妈拄着拐杖带他到地边,任由他自个去干,干成啥样就是啥样,从没有过高的要求。
  再后来,大伯去世,家里就剩下大妈和儿子两人相依为命,虽然里里外外的农活由大妈交待给儿子去做,但只能以种粮为主,一些技术性的经济作物从来不敢尝试。为此,光景更是一年不如一年,以致于年代已久的三间泥坯大瓦房出现了漏雨和裂缝,也无钱修缮,更别说像左邻右舍的人家那样,盖上了时尚气派的红砖大瓦房或二层小洋楼。
  这都是命呀!
  大妈不止一次的这样哀叹着,尤其是一天不如一天的这几年。
  
  三
  在大妈的心里,本想着就这样一天天的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结束,至于儿子将来到底咋办,她真的无力回天,只能听天由命了。
  可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前的一天,村长忽然找到了家里,说国家正在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根据扶贫干部的调查摸底,决定由政府出资,给她家盖三间红砖厦子房。
  这一好消息,无疑是天上掉了个大馅饼,高兴的大妈嘴都合不拢,除了一个劲地感谢政府、感谢党外,脸上的菊花绽放得更加灿烂。
  大妈正在津津有味地告诉我村里帮她盖房的前后经过,忽然一句含糊不清的“来了”两个字传到了我的耳朵。我急忙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妈的智障儿子从外面走了进来,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急忙掏出一支香烟递过去。他毫不客气,接过后就点着抽了一口。
  看到这情景,大妈笑着对我说:“就爱抽烟,也抽不出个啥味。”
  “谁说的,这是好烟。”说着,又猛地抽了一口。
  看他那扭头列项得高兴劲,我也随之笑出了声,仔细观察着他的样子。
  多年不见,确实苍老了许多,也沧桑了许多。猛然间,一种人生如梦、岁月如梭的感觉涌上了我心头。
  见我半天不说话,大妈笑着告诉我:“自从村里盖了这新房,大妈的心比以前好受多了,只要政府在,就不会让咱老百姓受苦。”
  “这是肯定了,前几年国家帮咱老百姓脱贫,这今年国家帮咱老百姓乡村振兴,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您就放心吧!”我不失时机地讲了两句党的乡村振兴政策。
  “那就好,那就好,这样我就不担心你兄弟以后的日子咋过了。”说着,大妈看了看儿子,长长地舒了口气。
  离开的时候,我从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寄给大妈,她死活不要,我说:“也没带啥,这钱您拿上,想吃啥就买啥,也是做侄子的一点心意。”
  看得出,大妈的眼睛湿润了,拿钱的手开始微微颤抖。她送我们出了院门,都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一直盯着我们看,直到我们走到另一条街的拐弯处,才发现她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屋。
  妻子笑着说:“给自己吝啬的一分钱都不肯花,对别人却这么大方。”
  “这怎么能一样呢?你看大妈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谁不动恻隐之心。况且,大妈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这份情永远也忘不了!”
  “反正每次回来,你都要救济一些老弱病残的人。”
  “这咋能是救济,最多也就是一点心意。”我刚一说完,怕她又要数落,赶紧接着说:“再说了,每次你都是赞同的。”
  “我没说你做得不对呀!”妻子笑着打断我:“我只是说说罢了,你就跟我急。”
  “我就说嘛,我老婆不是那小气人。”我赶忙陪笑,顺手挽住了她的胳膊,高高兴兴地向家里走去。
  是啊,对我和妻子来说,因工作的原因,一年回不了几趟家,乡情就成了我们心灵深处最重要的感情寄托。尤其是近几年,当儿时的玩伴一个个变老,年轻时的老人一个个去世,这种感情就愈加浓厚。每次回家,总要走进邻里的家门,和行动不便的老人说说话,给卧床不起的病人宽宽心。虽然表达的心意微不足道,但却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让本就纯真的乡情如陈年老酒,愈久弥香。
  
  二0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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