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井,随着自来水的出现,以及城市的发展,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现在上海,不但市中心看不到一口井,即便郊区也难觅一口井,水井成了稀罕物。所幸的是,在离我生活小区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自然村庄,村庄里居然有3口水井。这3口水井中,有两口是长期被铁盖锁着的,只有一口井在使用。使用这口水井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疫情前,我没事经常到这村庄里闲逛,总看见这位老奶奶驼着背,在井边慢腾腾地洗刷着什么。这一来二去熟悉了,我才知道,老人家是舍不得花自来水费,井水便成了她免费使用的水源。老人家很热情,常常对我说:小弟弟,需要用井水就说一声,随便取。然而,我每次去,从不提井水的事,却常常朝井里望,久久地看着井底那清澈的井水。老人家不解,常朝我嘀咕:小弟弟,你不用井水,朝井里看啥?井里有啥好看的?其实,老人家哪知道我的心思?我来此看井水,并非为了用,而是因为我触景生情,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想起我母亲曾经用过的水井。
  ——题记
  一
  母亲的第一口水井,是在扬州瘦西湖附近的村庄。那年,她呱呱坠地时,正值外公和大舅挖掘一口水井。水井是挖在院内的,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那天,水井竣工,正当外公将木盖安装在井口时,听见了屋内婴儿的啼哭声,他喜极而泣,急忙奔进屋,抱起了襁褓中的母亲。外公能不高兴吗?生了4个“讨债鬼”,终于迎来了1个小千金,而且双喜临门。于是,外公不仅给母亲取了个带水的名字,而且请人将母亲的名字,写在了这口水井的井围上。
  母亲小时候,有一段日子是甘甜的,不仅因为有外公外婆的宠爱,也因为有了这口水井。水井的挖成,极大方便了生活,外公再也用不着到黑臭的小河浜里挑水,母亲也能吃着外婆用井水煮的饭菜。
  然而,这安稳日子仅过了两年多点,就戛然而止。在我母亲4岁那年,有一天,家里突然闯进来3个凶神恶煞般的男人,一言没发,揪着我外公就是一顿毒打,打得他鼻青眼肿,满嘴是血。外公被打得莫名其妙,好容易撑起身问个究竟,其中一位彪形大汉,指着我外公鼻子说:你为啥没得到刘公子的同意,就擅自挖井?刘公子,我外公认识,他是瘦西湖一带粪霸刘老三的儿子,五毒俱全。刘老三长期霸占着这一带的粪池,可从来没听说他家管起水井来了?再说这水井没挖在他家,也没挖在别的地方,怎么就要得到刘家的同意了?难道刘老三既要当粪霸,又要当水霸?所以,外公气愤不过,就和这些人据理力争起来。结果可想而知,我外公又被毒打了一顿,并且被警告:限期每个月交两块钱的管理费,如果不交,3天后就来砸井。
  原来这伙人是上门敲诈勒索来了,大舅知道后气愤不过,提起铁锹就要到刘家讨个说法,却被外公拦住了,外公说:算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交就交吧!如果不交,全家人都得喝既黑又臭的河水,这怎么受得了?于是,第3天,外公忍声吞气地交了两块钱管理费。
  那年的两块钱,对穷人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因为外公在澡堂里给人搓背,每月才挣13块钱;外婆给人洗衣服,收入有多有少,最多时才挣10块钱,而这点钱得养活一家7口。因此,在连续被刘老三敲诈了3年后,外公因澡堂倒闭而失业,再也无力交那两块钱,于是举家搬到了邗江地区。邗江的河水,倒是比原来住的地方河水干净些,但卫生程度及味道,还是比井水差了许多。因此,我母亲一直为喝井水,跟外公纠缠不休,外公没办法,只得时而花些钱,跟人家买些井水回来烧饭煮茶。
  正应了“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说法,外公所住的村庄,凡是有水井的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贫农根本没有水井。贫农想打水井,就必须向掌控水资源的族长申请,交纳挖井费,而这挖井费是依据井的大小来定,至少20大洋。外公是外来户,更逃不掉这条规定。所以,后来因贫困交加,外公不但挖不起井,也不得不停止了买井水,一家人彻底用上了河水。
  河水的干净与否,完全在于人的行为。邗江边上的这条河不算窄,也是条活河,但因长期使用,却又没人治理,于是,粪便及死猪死狗,甚至死尸逐渐多了起来,河水慢慢发黑发臭。到后来,外公实在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又举家搬迁到了江都。
  就在搬到江都的第二天,外公外婆突然发现大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不见了,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我母亲更是哭个不停,肚里几天都没进一粒米。因为母亲也是4个哥哥的宠儿,平时呵护着,宝贝着。尤其大舅,对母亲更是宠爱有加,只要啥好吃的,他都要带回来给我母亲。我母亲说,有一次大舅,给人家到很远的县城拉货,晚上带回来一只黄桥烧饼,母亲非常高兴地将它吃了,因为她从来没吃过黄桥烧饼。但第二天,外婆斥责她不懂事时,她才知道,这只黄桥烧饼,是大舅昨天的午饭,大舅是饿着肚子给她留下的。
  大舅的失踪,一直是个迷。他到底是死是活?到底干什么去了?谁都不知道,他也没留什么口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清明前夕,扬州市民政局给我外公外婆,送来了烈士证和烈士家属光荣证书时,一家人才明白,原来那年,大舅偷偷跑出去参加了新四军。大舅在陈毅部队里当过班长排长,直至担任营教导员,1949年5月25日,牺牲在解放大上海的月浦战斗中,年仅25岁。
  外公外婆对大舅的牺牲,非常悲伤,但对他偷偷去当兵不太理解,他们和很多村民一样,曾经有过“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愚昧思想。但当1952年5月,老俩口来上海宝山烈士陵园,为大舅扫墓时,认识上才有了彻底的改变。因为陵园的烈士事迹陈列馆,不仅有大舅的生平事迹,更有千万个烈士的英勇事迹介绍。尤其陈列馆的门框两边,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吃水不忘挖井人,走路不忘筑路人。”让老俩口热泪盈眶。的确,如果没有像大舅这样千千万万烈士的浴血奋战,推翻这黑暗的剥削社会,我外公外婆和我母亲这样的老百姓,恐怕一辈子都得喝这又黑又臭的河水。
  二
  母亲的第二口水井,是在上海华德路的一处石库门内。
  随着岁月的推移,母亲慢慢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于是,惹得许多媒婆闻风而动,几乎将外公家的门坎踏烂。然而,母亲早有了心上人,18岁那年,便和外村做木匠的父亲订了婚。当年春节来临之际,外公外婆本想让俩人早点完婚,却因战火纷飞,社会动荡不安,生命受到极大威胁。外公外婆实在不放心,便让父亲带着母亲早点离开江都,到上海谋生。于是,便有了第二口水井的故事。
  母亲来到上海,起初并没有住在石库门,而是和父亲一直住在闸北的一处“地滚龙”里。所谓的“地滚龙”,就是和北京的“龙须沟”一样,都是穷人住的地方。“地滚龙”里,到处是用木板油毛毡,甚至稻草搭建的简陋房子,里面住着一大家子,生活极其不便。即使这样,“地滚龙”里也是人满为患。对于这样的房子,父亲没办法,只好和一位本地人进行了商量,并且给了对方10块大洋,在他家西墙外搭建了一个简陋的房子,算是暂时有了自己的住处。父亲之所以这样,主要是看中这位本地人家里有自来水,可以省去不少生活上的麻烦。这位本地人也算客气,每月只收父亲5毛钱的水费。然而,母亲有些不乐意,因为用水还得看人家的脸色,得在人家用完后,才能自己用,有寄人篱下的味道。因此,在用水的事情上,母亲没少和父亲嘀咕。直到3年后,父亲在杨浦区的华德路上,找到一处石库门房子,才搬离了“滚地龙”。
  父母是住在石库门房子的底楼,而这间底楼的房子不仅有自来水,而且附带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角落里,竟然还藏着一口水井,这让母亲万分惊喜。
  石库门里的这口水井,虽然比扬州老家的那口水井浅多了,味道也差了不少,但母亲依然喜欢得很。因为这里尽管每家每户,都安装着自来水龙头,但放出来的水太浑浊,水量也只有筷子这么粗细,母亲非常不方便。所以,有了这么一口水井后,生活相对安稳,母亲不再为用水烦恼,每天洗洗刷刷、煮饭烧茶。更有意思的是,母亲在“地滚龙”生活3年,没怀孕过一次,但自从搬到石库门房子后,不知道是遗传因素,还是喝井水的缘故,母亲竟然和外婆一样,接连生下我们4个小“讨债鬼”,和我妹妹1个小千金。所以,我们兄妹5人尿布的洗刷,也都是在这口水井的边上完成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兄弟姐妹5人,只要野在弄堂外面疯玩,母亲就会扯起嗓子,用半生不熟的沪语喊:“阿杜(老大)、阿伲(老二)……快回来吃饭。”于是,我们兄弟4人带着妹妹,像一群小鸭子叫喊着,撒腿就往家跑。
  三
  母亲的第三口水井,是在李家宅,也是我们全家人最刻骨铭心的那口水井。
  原本石库门的那口井足够用了,但无奈我们兄弟姐妹5人,像麦苗一样日长夜蹿,16平米的小屋,已经容不下太多的床和生活用品。母亲只好向父亲提出,想置换一间大点的房子。父亲当然同意,可他是某单位的技术骨干,工作很忙,根本无暇顾及找房子的事情。因此,母亲只好请二叔帮忙,二叔也只能利用周日休息,去外面四处看看。也真难为了二叔,他花了将近6个礼拜,才为母亲找到李家宅这间房子,这间房,比原先的那间大了不少,而且带有一个小院,门一关,就是自己的小天地,母亲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在母亲的眼里,李家宅就像一枚梧桐树落叶,孤独地躺在上海的东北角,宅里面都是清一色的低矮民宅,让她不是很满意。但当年市场就这么大,可选择的余地不多,母亲也只能勉强接受。将华德路石库门房子卖了后,我们全家便搬到了李家宅这间房子里。
  李家宅确实像一枚梧桐树落叶:叶柄是李家宅的一条弹格路,细细长长的,上面铺满了一块块碎石,车轱辘走在上面,跟弹簧似地弹蹦着。叶脉则是50多家民宅,纵横交错,四面八方都有,而母亲这间房子,就在叶脉的边缘。与石库门不一样的是,这里每家每户都没有自来水龙头,取水需要到给水站,而给水站在李家宅的中间,四通八达。给水站,有一个十来个平米的水泥地,中央砌着一只正方形的蓄水池,是给居民淘米用的。蓄水池的边上,是一根6分粗的镀锌水管,两端各安装着一只水龙头,龙头上套着一只上锁的小铁盒,只有给水站管理员才能打开。给水站每天早中下午,各开放1次。最忙的是早晨5点钟,天刚蒙蒙亮,那边就会不断传来一阵阵嘈杂的响声,全宅的人都会被惊醒。母亲起初还真不适应,有些后悔到这儿来,但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习惯了。每天清晨,她会和这里所有的妇女一样,提着两只铅桶,去给水站拎水,将家里的水缸灌满,然后再展开一天的家务。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如果就这样过下去,倒相安无事,也不会有母亲第三口水井的故事。问题恰恰就出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母亲想过安稳日子,可有人偏偏不让母亲过安稳日子,这人就是给水站管理员李月仙。李月仙何许人也?她可是李家宅说一不二的人物,尽管只管着一个小小的给水站。李月仙50多岁,已退休在家,因天生一个扳脸不爱笑,对人总是一副欠她的多还她的少的样子,所以李家宅人背后给她起了个绰号:“地主婆”。这“地主婆”可不是一般的人,虽然很早就守寡了,但她有一个儿子在水厂当“二把手”,要风得风,要水得水,在给水站一干就是20多年,即便退休了,还霸占着位子不走。如果不是天天要到给水站打水,母亲根本不认识李月仙,也不会与她发生任何矛盾,大路朝天,各走各的,谁也管不着谁。
  到给水站打水,是需要买水筹的,凭水筹才能打水。水筹是用一块小木条制作的,上面印着给水站的编号,一毛钱可以12根水筹,一根水筹可以打两桶水。起初,母亲并不需要买水筹,因为前房主送给她两大把水筹,足足可以用1个多月。等快用完了,她才去买水筹,但李月仙1毛钱只给她10根水筹,母亲也没问,她没觉得有啥不对。就这样,等水筹买了大半年后,母从邻居嘴里无意中得知,1毛钱可以多得两根水筹,顿时觉得自己吃亏了,便去找李月仙。李月仙却振振有词地说:你是新来的。不能享有多给两根的权力,必须一年后才能多给。母亲不服,问她这是政府规定的,还是你自己规定的?这下可触到了李月仙的痛处,她一脚踢翻了母亲刚打好的一桶水,恼羞成怒道:就是我规定的怎么着?你有本事就别来打水。如果论力气和个子,我母亲完全在李月仙之上,上前揍她一顿绰绰有余。但母亲忍住了,因为她多少也了解李月仙的底细,知道这个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便忍气吞声地走了。可母亲的退让,被李月仙当成了软柿子可捏,因此,只要母亲来给水站,就会找她麻烦,不是指桑骂槐,就是给她设障碍。再者,别人打水,可以放满一桶,而我母亲只能放大半桶水。母亲忍无可忍,便和她发生了冲突,给了她一记耳光。这还了得?李月仙顿时耍起了赖,躺在地上不起来,说头晕脑震荡。为此,我母亲不仅被拘留一天,而且赔偿李月仙医药费误工费20块钱。这20块钱在1963年,可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因为它足足占了我父亲每月三分之二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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