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过去的事忘不了,当下的事记不住。退休以后,不知是年龄的原因,还是岁数大了,在我懵懵懂懂记事的童年里,父亲带着我们走南闯北,历尽艰辛,童年里的往事时时浮现在脑海里,总想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权当对父亲的祭奠和缅怀。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家里苦的很,家境贫寒,他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穷苦人。旧社会,父亲给地主扛长工,吃不饱穿不暖,弟兄两个,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那时,父母养不起他们姊妹几个,把姐姐送给了人家,一家人含辛茹苦,吃糠咽菜,在他十二岁那年,正值年关,我的爷爷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全家人像塌了天似的,哭天喊地,奶奶悲痛万分,失去了再活下去的勇气,在爷爷去世的当天,就只身跳入了一口水井里,随爷爷一起去了。屋外的大雪下个不停,凛冽的寒风从破烂的门缝里刮了进来,像是老天也在哭泣,村里的好心人帮忙料理了两位老人的丧事。大年初一的清晨,家家户户忙着过年,可父亲的家里,拉着两口棺材出了村,兄弟俩孱弱的身躯,踉跄地跟在父母的灵柩后面哭喊着:“爸爸……爸爸……妈妈……妈妈……你们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我们以后怎么活呀……”。路旁围观的父老乡亲看着这两个哭的死去活来可怜的孩子,也跟着抹泪,这一家人好凄惨啊!爹妈一下子全走了,撇下俩孤儿以后咋活啊。兄弟俩披麻戴孝,颤颤巍巍,在凛冽的寒风里,天阴沉着,跟着出殡的人们亦步亦趋,凄凉地朝着荒野的墓地走去。每当父亲在讲起他这段苦难的往事时,泪流满面,失声痛哭!失去父母的父亲成了孤儿,没人照顾,家里一贫如洗。后来,一位同乡的乔大哥(我们叫他乔大爷)看他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瘦弱的身体十分可怜,收留了他,拉扯着他走南闯北,寻找工作活命。一九四八年父亲参加了铁路工作,成了一名开山工,蹬悬崖爬陡壁,开山炸石,修建铁路,讨自己的生活。白天,跟着乔大爷一起工作,晚上,乔大爷把他搂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后来父亲对我们说,他小时候是跟着乔大哥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长大的,同吃同住,一份饭两个人分着吃,一床被两个人一起盖。乔大哥待他情同手足,胜似亲人,如果没有他,他活不到今天。父亲经常教导我们,他的父母死后,没有了亲人,是乔大爷把他一手带大的,父亲一辈子朋友不少,但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乔大爷是他唯一的至亲,让我们不要忘记着这位恩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乔大爷从昆明工程二大队调回武汉时,在送别的车站父亲抱着乔大爷痛哭,兄弟俩依依不舍,列车开出了很远父亲还久久地不愿离去。一九八六年,我携妻儿到北方探亲,父亲嘱托我一定要在武汉下车,专程去拜访这位恩人。
  
  二
  父母的祖籍在河南,小时候听母亲对我说,我出生在湖北长在武汉。出生地在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武胜关,查了下地图,武胜关位于湖北省随州市广水,是湖北省与河南省信阳的交界处,北屏中原,南锁鄂州,扼控南北交通咽喉。为生活所迫,父亲就在那一带有个名叫铁山的地方工作,当时是郑州铁路局武汉分局的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工人,听母亲说,年轻时的父亲工作很不稳定,东奔西走,四处迁徙。搬家时,全家的财产一个木箱子就装完了,父亲用一根扁担,一个筐子,一头挑着箱子,一头挑着我,走南闯北地奔波。在朦胧的印象里,有一天的傍晚,父亲回来的很晚,我都睡着了,父亲把我弄醒,拿出一个红红的苹果递给了我,看着父亲和蔼的面孔,就是这一瞬间,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几十年都不能忘去,那是我朦胧记事的幼年里,父亲给我的第一个宠爱的微笑,终生难忘!后来,有了二弟,父母带着我和二弟来到了一个叫大花岭的地方工作,那时我还没有上学,成天和幼时的伙伴在地上玩耍,躲猫猫,过家家,吃饭时还要父亲到处找。一九六一年我的三弟出生了,从一九六零年开始国家经济处在极度困难时期,中苏关系破裂,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的老百姓都勒紧了裤腰带,过苦日子,大人孩子都吃不饱。企业的大批职工动员下放回了农村,饿死了很多人,我的一个叔叔原来和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饿的实在是受不了了,舍弃了国家正式职工的身份,报名回了河南农村老家务农,父亲当时极力劝阻他,让他再挺一挺,但叔叔认为:在这灾荒年景,虽然农村也不是很好,但有块地,种点红薯,挖点儿野菜什么的,勉强能活下去。大家知道,中原腹地河南是个苦难之地,灾荒之年,逃荒要饭的老百姓很多,哪有什么好日子过呀!这些都是我上学时才了解到的知识,有些是老家的叔叔后来讲给我听的。三弟在这个时期出生,生不逢时啊!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母亲根本没有一滴奶水喂养他,极度虚弱地躺在床上,月子里在哭哭涕涕中度过,以至于后来落下了个伤风留泪的月子病。生活的艰难,一旁的父亲也没有办法,愁眉苦脸,一筹莫展,经常看着我们发呆,每天都是野菜煮点儿清澈见底的面糊汤充饥。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弟弟,父亲嘱咐我:你是老大,一定要帮助母亲分担点儿家务。那个年代,父母忙不过来,家里孩子多的都是大的带小的,相互帮衬着。寒冬腊月,母亲坐月子时,我顶着刺骨的寒风,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给弟弟洗尿片,由于天气太冷,池塘里升腾的白雾从水面缓缓上升,把池塘弄得个烟雾缭绕,白蒙蒙的一片,可见,天气真是太冷了。在冰凉刺骨的冷水里洗尿片,冻得我实在受不了,两只手冻的发麻,失去了知觉,回到家里,冻得发红肿胀的小手还紧紧地握着那些湿漉漉的尿片,母亲见了,心疼地伤心落泪。
  
  三
  一九六六年,父亲从武汉调往了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这时,我们已经是兄弟四人了,父亲当时只有六十几元的工资,他给我们在武汉委托了五十元的生活费,他自己每月只留十几块钱的生活费,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那时我们弟兄四个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男孩子吃的多,五十元的生活费,我们五个人根本不够花,没有办法,母亲经常在外面打临工,挣点儿钱贴补家用。腊月天,晚上睡觉,几个兄弟挤在一起,床上铺得都是稻草,上面铺个薄薄的粗麻布垫单,哪有什么褥子棉絮。当时国家物资匮乏,实行计划供应,猪肉、布匹、粮食都是凭票供应,由于家庭困难,舍不得吃肉,每月的肉票都给了别人,每年发的布票也大部分送人了。母亲几年才给我们添制一点儿衣裳,每月的粮食只能吃半个月。记得有一天,我饿的没办法,自己偷偷想去米缸里舀点儿米做点儿饭吃,当我掀开米缸的盖子时,看到已经见底的米缸,只有几粒儿米散落在米缸的底部,家里已经没米了。童年的我,可能大家不相信,在那个极度困难的年代,我没有吃过几顿饱饭。常常饿着肚子上学,回家也吃不上饱饭。父亲每年从云南回武汉探望我们,条件好的家庭父亲带回的都是好吃的糕点,可我的父亲每次都是扛着一袋大米回来。唉!吃饭问题可真是我们这个家的天大问题啊!
  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一九七零年我到云南参加工作后都没有改变。一九七零年,我到云南参加了工作,我的父亲在当时的二大队二零一分队电锯工班。刚来时,我还没有办理招工手续,暂时住在父亲的工班里,一到吃饭时间,父亲用一个碗和一个饭盒打了我俩共同的菜,四两饭里夹带着一个棒子面窝窝头,父亲拿着窝窝头啃着,把大部分的米饭和菜扒给了我。每顿饭也不敢多吃,就怕吃超了到月底没有吃的,还经常掂记着远在武汉的弟兄和母亲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我总想着让父亲多吃一点儿,因为他每天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我们全家从武汉迁往了云南昆明的王家营驻地后,那时粮食还是定量供应,每家发个购粮本,定量供应,每个月的定量粮熬不到月底就吃完了,每个月都要花钱买高价粮,父亲那点儿工资每月光吃饭都紧张,有时靠着上面提到的那位乔大爷接济。乔大爷有三个女儿,饭量小,把节省下来的粮票兑换成全国粮票从武汉给我们寄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记得有一个月,家里的粮食实在没有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外面飘着细雨夹带着雪花,父亲披着他那件洗的发白的外套,佝偻着身子,冒着雨雪去买等米下锅的高价粮。看着父亲的身影在雨雪中消失,我的心里酸酸的。一个吃饭问题就把父亲压的直不起腰。那时的母亲为了给父亲减轻点儿负担,也到附近的砖瓦厂去背砖、推车干体力活,顶着星星去,干到月出回,累的筋疲力尽。
  
  四
  一九七三年,我已经十八岁了,有了三年的工作经历,当时我在昆明东郊的小石坝二零二分队上班,一天接到一个消息,父亲在工作中出事了,在加工一根粗大的圆木时,一个木楔被飞速旋转的电锯打飞,正打在父亲的胸口上,父亲当场晕倒下去,送到铁路医院抢救,经过医生的救治检查,万幸的是没有伤到要害处。当我们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苏醒过来。经过父亲的这次事故,我的心里有了很多想法,那时父亲已经是奔五十的人了,为了这个家,每天还要在电锯班抱着粗大的圆木干体力活,其实他的年龄已经不再适合干这么重的活了。而且,这份工作还是十分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出要命的大事故,我们每天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心想,我们能够帮他一把多好啊!他也该休息休息一下了。但是,这个想法在当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我们家六口人,只有我和父亲有工资收入,我的学徒工资每月十八块钱,也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弟兄四个每月的吃饭问题都使他们发愁。不像有的家庭,到云南一下子就上班就业了两到三个,解决了不少困难问题。而我们这个家庭,四弟兄中只有我上班了,几个弟兄当时年龄尚小,够不上上班的条件,这样,家里还有四个张着嘴要吃饭的闲人。所以,父亲不管多难多累,还要撑着这个不富裕的家。特别在我上大学的几年里,我也没有经济能力接济家里。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工作满五年的可以带原单位的工资上学,而我当时却只有四年的工龄,不在带薪就读的范围内,每月学校发十一元的饭菜票,就是我的生活费了。而那些带薪上学的同学就是我们当中的阔佬。我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在学校的几年里,家里也没有能力给我一分钱。只有父亲默默地撑着这个家,苦熬着。我的那个退职回农村的叔叔到云南看望父亲时,返程回去时,父亲连一张返程的票都买不起,还得找邻居东凑西凑。
  
  五
  回顾父亲的这一生,他十多岁父母去世,跟着乔大哥走南闯北,到他自己成家立业。一九六六年,又来到云南支援大“三线”建设,一辈子忙忙碌碌,走东闯西,为这个家耗尽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二零零一年,母亲患上了卵巢癌,在住院期间,父亲托着他微弱的身子,背着他的那个小马扎櫈子,每天往返六、七公里到医院看望病重的母亲。母亲重病后期,双下肢积水破裂,每到晚上,进八十岁的父亲端着一盆热水给母亲轻轻地擦拭着双脚,回味着他和母亲这艰难的一生。二零零二年,就在母亲去世前的一个下午,父亲出门买东西去了一下,我们看着母亲在轮椅上微微地喘着气,生命将要走到尽头,眼神中盼着父亲赶快回来,无力的瘦的皮包骨的手轻轻地拍着四弟的肩,没有一点力气说话,像是在告诫四弟什么,四弟只是在那里微微地点点头。(二零一四年,四弟也因病离世,回想起两年前母亲离世前微微地拍打着四弟肩的那一幕,真叫人心酸,想哭!强忍着泪水。)三弟赶快到街上寻找父亲,等父亲回来,母亲看到父亲才合上了眼。母亲临终前是在等父亲,等她相守一辈子的父亲,似乎告诉父亲,她不能在帮他了,他只能一个人领着这个家往前奔了。父亲悲痛万分,强忍着泪,惜别了陪伴他一生的伴侣。母亲去世的当晚,弟兄几个站在母亲的面前,看着父亲老泪纵痕的脸,他打开衣柜颤巍巍把母亲的衣服找了出来,挑出了几件喃喃自语地说:“这几件是她平时喜欢的,舍不得穿,给她穿上吧。”母亲十八岁和父亲结婚,跟着父亲走南闯北,也吃尽苦头,七十六岁时,父亲把陪伴了他一生的妻子默默地送走了。母亲怀着恋恋的不舍离开了这个相守几十年的家。
  
  六
  二零一一年,父亲也患了肺心病,呼吸困难,经常住院,医生检查说与他年轻时从事的开山工和经常劳累有关。父亲年轻时,在大山上爆破炸石,在高粉尘的工作环境里工作,得了轻度的矽肺病,以前的职业病体检时,医生每次都告诫他要注意修养。但父亲为了这个家,他那能休息呢?在他退休后的几年里,快七十的岁数了,还要到铁路局党校去看大门,帮助党校打扫卫生。挣点钱贴补家用。二零一三年,父亲肺心病离世,走完了他八十一年的生命历程。当我们兄弟几个用救护车把他送往医院的路上,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看着父亲饱经风霜憔悴的脸,两只眼深深地看着我们,弥留之际,眼泪扑潄潄地流了下来。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深夜,父亲带着他那无尽的留念和不舍离开了我们。他走的是那么的不情愿;那么地留恋这个家;留恋他所有的亲人、儿孙。
  人们常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只要你努力了,先苦就会后甜,苦尽甘来。可对于我的父亲来说,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苦孩子,到头来,还是一个苦命人,终生都没有过一天好日子。他一生都在为我们这个家不停地奔波,扛起了生活的全部重任。十几岁时,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活寻找出路,成家立业后是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只到耗尽了最后一份力气,倒在了为这个家奔波的路上,他是在用自己的性命为我们的生存铺就了一条通往另一条生命的路啊!他太累了!他已拼尽了力气,没有留下本该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力气。人们又说:母爱柔软,温声细语,母爱是伟大的,可我却说:父爱严肃,甚至暴躁、严苛,但他的爱和母亲一样,对我们的爱没有少半分。父爱如山,无言但温暖,严肃中充满着希望,严苛里满怀着期待,怒容里透露着慈祥。父爱同样是伟大的!而这种伟大却是父亲独有的,而这种独有,是父亲以默默一生为代价换来的;他一生坚守着这份独有的爱,经营着这份独有的爱;他用爱铺就了我们生命成长的路!我的父亲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我们这个家庭生命的耕耘者;他虽然已经去了,但他耕耘的这块土地,已经结满了生命的成果!并铺就了郁郁葱葱地生命绿地。父亲是一片海,簇拥着我们在风浪里搏击;父亲是一叶舟,他承载着我们这个家的全部;父亲是一座山,座落在我们一生的心中,是我们一生的依靠、寄托;父亲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伟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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