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堂叔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与父亲同族,有没出五服的同辈血缘关系。他跟我父亲走得特别近,有事没事总爱来我家,和父亲聊一些杂七杂八的琐事。堂叔为人真诚、做事热心,在他年轻的时候,为村里办过不少实事,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忆犹新。
  堂叔从小不喜欢读书,爱交朋结友,讲哥们义气,做事总喜欢挑头。他身体发育的比较快,初中没毕业,就长成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堂叔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细爷爷,在镇里工作,见堂叔不爱读书,但长得人高马大,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送他去部队当兵。
  三年后,堂叔退伍回家,令人刮目相看。不但成熟稳重,而且积极上进。他退伍后,先是被安排在瑞洪镇城管队,他一边工作,一边拜师学艺——学习硬气功。堂叔有在部队训练的功底,又能吃苦,他是师兄弟中硬气功练得最出色的一个。堂叔表演的油锤贯顶、腹压千斤、汽车过人的功夫,令人折服。他家的相框里装满了表演硬气功时拍的照片,看过照片的人对他啧啧称赞。堂叔学来的功夫从不用于恃强凌弱,相反,他还会对其他城管队员野蛮执法、欺压百姓的行为极力阻止。
  后来堂叔在镇里还干过计划生育工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对计划生育抓得紧,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拒不绝育的实行强制性措施。堂叔为人善良,于心不忍,加上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他思前想后,决定回村参加村长竞选。堂叔人缘好,又在外面闯荡过,见过世面,当选村长是众望所归。回到村里,他不但亲自耕田种地、搞渔业养殖,还承接一些小的工程项目,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记得堂叔为村里做的第一件好事是解决通电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乡那个贫脊的小山村还没有点上电灯,夜晚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照明只能依靠萤火虫般的煤油灯,而距离我们四五里地的集镇,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当时热播的《霍元甲》《再上虎山行》深受孩子们追捧,电视剧中的情节在脑海中来回翻转,我们都恨不得夜晚快点到来。每天,我早早吃过晚饭,跟着大一点的孩子往集镇赶。一开始至于到哪一家能看到电视,那是不一定的。有的人冷漠,有的人热情。其中有一家人见一帮乡下孩子走了老远路过来看电视,心生怜悯,便把电视机摆到院子里露天播放,还热情地拿来板凳给我们坐。
  后来周边大一点的村子陆续通了电,堂叔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召集村里的年轻人商量架设线路的事。那时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都一贫如洗,兜里掏不出几块铜板。标准的钢铰线和水泥电线杆自然是买不起,他们商量后决定买便宜的铝芯护导线,再砍些杉木替代水泥电杆。在堂叔的带动下,说干就干,一帮年轻人开始行动起来,买线、砍树、挖坑、架线,没过几天,线路真的架起来了,电灯也亮了。小小的山村一下子灯火通明,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脚蹈,从此结束了走老远路蹭看电视的历史。
  上任伊始,堂叔一心想为村里办点实事。解决了通电问题,接着就谋划修路的事。村里弯弯曲曲的土路,雨后泥泞不堪,行走困难,修建水泥路迫在眉睫。苦于囊中羞涩,堂叔又和之前架设通电线路一样,利用村集体仅有的鱼塘租金采购水泥、砂石等材料,然后组织村里的劳力,挖路基,拌水泥,铺路面。过不多久,笔直的水泥路就修到了各家各户,老头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连堂叔家的大黄狗都欢天喜地在新修的路上撒起欢来。
  堂叔从小到大,上学、当兵、工作,对于农活,十指未沾,回归农村后他开始主动亲近土地,学习耕田种地。他勤劳好学,经常来我家向父亲请教种地的方法和经验。堂叔第一次犁田,牛在前头,他在后头一步一趋。他一手扶着犁,一手牵着牛绳,有时脚深陷在泥巴中迈不开步子。牛也欺生,走走停停,趁堂叔趔趄的时候紧走几步,又在堂叔跟上步子的时候停下来,任他怎么吆喝也安然不动,把堂叔急得满头大汗,却也无计可施。他急得团团转,那狼狈的样子,惹得一群孩子围观,并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自从当了村长,堂叔便极力帮助群众改善生活条件,除加强硬件建设外,也关心村民生活状况。有位村民四十几岁,妻子长期卧病在床,几个子女还小,一家大小就靠他一人操持,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堂叔为了帮助这位村民脱贫,拿出自己仅有的积蓄,承包了村口的鱼塘,带他一起养鱼。承包鱼塘的租金是堂叔出的,赚了钱五五分账。明眼人都能看出堂叔吃了老亏,可堂叔不这么认为,他说:“大家乡里乡亲的,能帮一把是帮一把,只要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干什么都高兴。”
  2002年,依村而过的昌万公路开工建设,瑞洪大桥施工标段项目部就设在村庄附近。堂叔有意与大桥承建方项目经理频繁接触,项目经理见堂叔人品好、能力强,便将一些附属工程交给他负责,身为村长的堂叔摇身成了包工头。于是,堂叔组织本村村民参与大桥建设,我的父亲也是当中的一分子。父亲当农民工,参与大桥建设的这笔额外的收入,极大地缓解了我家的经济压力,许许多多村民也都因此而改变了生活状况。
  堂叔念书不多,却对读大学的我特别关心。1995年9月的一天,秋高气爽,是我出发去学校报到的日子。那天,堂叔十分兴奋,同我的家人一起,喜气洋洋把我送到瑞洪码头。临行时,堂叔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要努力学习,说他自己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1997年,堂叔到南昌办事,特意抽空来学校看望我。我本想叫他到学校食堂吃饭,堂叔却拽着我到学校门口的饭店,说是给我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分别时,还塞给我一百块钱。
  2000年,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我站在老家的阳台看弟弟放烟花爆竹。阳台护栏几天前才砌好,还不牢固,受我身体的挤压,整面砌体向外侧翻,我也顺势栽了下去,人瞬间失去知觉。当我从昏迷中苏醒,发现我半躺在副驾驶室,大哥正使劲开动他的四轮车,窗外“哗啦啦”下着雨,后面不时传来“一二三、一二三”加油推车的号子声,还有母亲断断续续的哭声。好不容易到了镇医院,当我看到浑身湿漉漉的堂叔和家人时,泪水瞬时模糊了我的视线。年三十晚上,镇医院的医生都回家团聚了,堂叔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请来了他熟悉的医生。那时,堂叔还不满四十,又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他凭着一把力气,抱着我拍片,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把我送进手术。他忙前忙后,额头上分不清汗水还是雨水交织在一起,他腾不出手来擦一把,一直不停地往下流。
  堂叔此生最疯狂的事是与家人断绝来往。
  2005年,堂叔随大桥承建方项目经理到云南发展,刚开始他还时不时给家里来电话,渐渐地电话越来越少,最终断绝了与家里的联系,从此杳无音讯。
  一家人苦苦等待了十多年,堂叔的老母亲思儿成疾,眼睛都哭瞎了。他的结发妻子也早已青丝变白发,步入老年。当年他的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家人亲戚朋友都百思不得其解,堂叔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变成了铁石心肠,置一大家人于不顾,说放下就放下了?
  2018年的一天,堂弟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是云南打来的,一定和堂叔有关。这么多年苦苦等待,终于等来了堂叔的消息,同时也等来了噩耗。堂叔在云南成了家,有个十来岁的儿子,如今堂叔得了癌症,时日不多,想回家看看,了却落叶归根的心愿。
  遵照堂叔的意愿,堂弟把他接回了老家。弥留之际,堂叔努力睁开眼睛,紧紧抓住老母亲满是皱纹的手说:“妈,儿子不孝,让您受苦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人们听着堂叔的忏悔,忍不住抽泣、落泪,最终原谅了他的荒唐和伤害。
  堂叔走的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那些往事也在雨中化为乌有,那“哗拉拉”的声响像是一种诉说,诉说着堂叔给家人带来的不幸,也在诉说他自己遭遇过的种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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