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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早年口中常说起的“老家”是盐城秦南乡,那里有个仇家庄,据传,祖上来自苏州阊门,“洪武赶散”时迁到盐城开荒种田,在此繁衍生息600余年。
  民国初期,秦南这处外人口中的“西乡”是个很穷的地方,田地少,人口多,加上战乱不断,不少人便背井离乡外出讨生活,其中就有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闯荡的亲戚。父亲的一个堂弟从小就被外公带到上海,就此在上海落脚,外公靠拉洋车为生计,战争年代带着三叔搬进法租界,在黄金荣的青帮码头讨生活,刀光剑影的日子没少见。经过若干年的打拼,过上了相对满意的生活。三叔成年后经常回盐城老家住上一段时间,父亲时不时会在仇家庄与他相遇,老弟兄见面甚是亲热,这位三叔给家乡人带来一丝荣耀,对同乡同根的亲戚他也总是会客气地招呼:“到上海去一定记得去找我,说不定我还能帮到你们。”
  正因为有这么个亲戚在上海,父母经常念叨这个亲戚,但我们家行的是小木船,难得过长江去苏南,更别说到上海了。
  到上海去看看,这个愿望成了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1973年夏天,我11岁,我家的船换成了40吨的水泥船,编进了船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有条件行过长江,能把船行到苏南方向了。暑假期间船队有货装到上海,这个消息对我这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孩子别提有多兴奋了,更别提是上海了,少年时最大的梦想就要实现了,那种心情无法言表,心早就飞向了那繁忙的大都市。父母也很开心,这次到上海一定要抽空去找我们家的那位三叔,去看望一下这个离别多年的上海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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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到码头,正值星期天,码头没有工人卸货,趁着这个机会我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跟着父母第一次把自己的脚踏上了上海滩,走上了上海的街头。对我来说那便是另一个世界,一切都让我感觉陌生,看不懂红绿灯,认不得斑马线,除了汽车就是自行车,当然还是步行的人多。在上海问路都要问上了点年纪的人,这些人中有半数以上的都操着苏北方言,在异乡的街头能听到家乡的方言会觉得特别亲切。
  问清了路才知道从我们停船的码头到徐家汇有20多里地,好心人指点我们坐公交车前往。第一坐上公交我怎么也坐不下来,站在窗边两只眼睛只恨不够用,仿佛要把上海看到的一切都要收藏在眼里带回家去,好在别人面前炫耀一番。
  临近中午时分终于找到了三叔所在的弄堂,这一条弄堂很长,弄堂里很热闹,一眼看过去,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唯独没有年轻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被下放到全国各地的农村插队了。
  弄堂里的平房与周围的高大建筑形成明显的区别,一边是现代化大都市的格调,弄堂里的建筑跟其他县城的老房子没什么区别。这一天的阳光很好,弄堂两边的小阁楼上晒了很多各种颜色的被子。弄堂门口的道路不宽,但人很多。一眼就能看得出都是此处的常住居民,操着各地的方言,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上海话。有的妇女穿着睡衣、拎着马桶到公用水龙头处洗刷,有的年长的手里端着一只大茶缸慢悠悠地迈着方步东看看西望望,打发退休的时光。一间院子的门敞开着,里面有两名穿着戏服、舞着纸扇、戴着凤冠的在清嗓子练唱腔。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是好奇,不由得停下脚步凑近门口往里看,走在前面的母亲赶紧回头拉了我一把。
  “快走,在上海走丢了可不是好玩的。”
  走了一段时间,有两名中年女性正站在弄堂里嗑瓜子,突然有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身边窜过去,把其中一个手中的瓜子碰掉在地,洒了到处都是,不由得张口便骂开了。
  “哪来的小瘪三,忙了去投胎啊?”那个年轻人头也不回的向前骑去,不一会功夫便不见了踪影。
  “算了、算了,这是革委会王主任家的三公子,其他人家的孩子都下放了,唯独他没去,说是从小身体就不好,你看他这个样子,也看不出有哪儿不好啊。”
  “可怜了我们家的三个孩子,两个去了苏北,还有一个丫头明年也到下放的年龄了,家里就剩下阿拉和他阿爹过日子了。一个小丫头什么都不懂,下放到农村怎么活啊…”
  刚刚还在有说有笑的嗑瓜子,这一瞬间表情又转成阴云密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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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间,父亲在一个门牌前停下脚步,我知道应该到三叔家了。
  父亲在家里多次提起这位三叔,还时常给我们讲三叔的父亲德余老爷,说他是仇家庄人心目中的英雄,他于1943年的10月被汪伪的和平救国军杀害于庄前一棵大树下。德余老爷为了掩护群众撤退,独自留下阻击敌人,不幸被俘,最终身中十余弹壮烈牺牲,那时身在上海的三叔还只有十几岁。后来为继承父亲的遗志,在上海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被分配在上海肉联厂。
  当三叔开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一股暖流已在我的周身流动。三叔先是愣了一会,接着便惊喜地叫了起来:“高升,哎呀,终于把你们一家盼来啦,你不知道我们一家在上海也没个亲戚,家里人也难得到上海事。怪不到今天弄堂口有喜鹊叫呢,原来是四哥一家人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快快请进。”
  “快叫三爷。”按老家的称呼,父亲让我喊三爷,“这小伙一看就是个读书人,将来一定有出息。”见过世面的人说起话来都让人舒服。
  “大家快出来,四爷来了。”三爷招呼着家人出来,三妈带着两个妹妹应声而出,“儿子去年到你们大丰插队了,叫育文,跟老家的弟兄们都是育字排。”
  想不到我还有个上海的哥哥也下放在我们家乡。
  有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在上海生活了多年,好客是盐城人的传统,三妈准备了一大桌子饭菜,只有过年我们才有可能吃到这么多好东西。父亲和三叔喝着酒,三妈不时地往我们碗里夹着菜,嘴里还不时地叫我们筷子别停,我忙不迭地哼哼着,嘴已经转不过弯来了。
  三妈也是苏北人,自小随父母到上海,父亲参加了上海工人纠察队,一家人被国民党残忍杀害,她被好心人收留才幸免于难,也是个苦命人,骨子里还保留着苏北人的厚道、勤劳。
  我们被三叔一直挽留到下晚的时间,他们老弟兄见了面就有说不完的家常话。到下午我们到了该回船的时候了,三叔叫三妈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大口袋衣物扛出来,对父亲说:“知道你们生活不容易,子女多,我这儿的条件说什么也比你们好一点,家里收拾了些旧衣服,别嫌弃,将就着穿,嫌不好的话就叫四嫂子把衣服拆了重做合适的,就是做几双鞋子也成。”
  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一切尽在不言中,老弟兄们这份情谊都是因为一脉相承。俩兄弟不舍地紧紧抱在一起,挥泪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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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回到大丰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些生活用品,和妈妈一起骑车30多里去上海农场,看望三叔在那里插队的大儿子。经打听,他正在田里干活,便径直找寻了去。在一处棉花田中有一年轻人正在整理着棉花枝头,一眼看上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年轻农民的打扮,只是脸上的气质还透着一丝书生气,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父亲上前问起他的名字,他显然有些不解,父亲也没解释多少,得到证实后便和母亲一起帮他干起活来,一直忙到中午,将他这一天的任务都完成了,这才跟他一起坐在田边聊起家常来:“我是你四伯,前几天我们去上海到你家里去了,听你父亲说你就在我们大丰插队,家里人都不放心你,在这里有什么不便的地方你跟我们说,我们想办法帮你解决。顺便给你带了点生活用品来,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
  我的这位堂兄听了父亲的一席话,先是一阵惊诧,接着便是惊喜。
  “我还以为是农场请来的农民来帮我干农活的,想不到是四伯。父亲来过信了,提到这事的,想不到你们一来就帮我干了半天的活。”
  这位育文哥哥也操着一口盐城方言与我父母交谈,聊着聊着,育文哥哥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像是要将满肚子的委屈都要诉说出来。父亲将他搂在怀里:“你下午不要做农活了,跟四伯上大丰,我带你下馆子吃顿好的。”
  “下午可能要学习呢,走不了,你们有空就来看看我。想不到我还这么幸运,我比其他人要有福气了,我们来了一年多了,这是我最开心的一天。”育文哥哥慢慢停止了哭泣,“你们别见笑啊,我就是一个人在这太想家了。”
  育文哥哥既会说一口地道的上海方言,同样也跟着父亲说着一口地道的苏北方言,听起来就让人顿感亲切。他自己也称,虽说出生在上海,但也和父母一样身体里流淌着苏北人的血液。
  身材高大的父亲与人相处时总让人有种亲和力,育文哥哥眼里的四伯是慈祥、可敬、可亲的长辈。在这之后的几年中父亲只要一有时间总忘不了要去一趟上海农场,有时甚至还会住在育文哥哥那儿,他成了育文哥哥赖以期待和信赖的人,直到1977年回城,育文哥哥与我们相处如同家人,甚至我父母对他的待遇要比我们都好。
  这之后除了相互通信外,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三叔病故,父亲到上海送了三叔归后一程。
  三叔走了,但我们与三叔家的这层亲戚关系还一直延续着,大丰与上海的这份情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淡泊,我们与育文哥哥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联系,毕竟在他插队的那几年中有着太多让他无法忘却的回忆。1986年我父亲去世,他专程来大丰,跪在那久久不肯起身,跟我们弟兄聊了一夜,说的都是他插队时与父亲叔侄之间的情谊,他说:“我插队5年时间家人没来看过一次,倒是四伯把我当儿子,一年总要看我十趟八趟的,花了不少钱,我在插队期间跟我一起的知青都羡慕我有这么个亲戚,像父亲一样的关心我,在我心中早就把他当最亲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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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文哥哥娶了位地道的上海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育文与我们通信联系的时候常以儿子为骄傲,说儿子成绩很好。
  转眼就到了21世纪,这个时候我和育文哥哥的联系渐渐多了起来,因为都到了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又经常出差到上海,接触招商引资机会较多,每到上海我都选择到育文哥哥所在的徐汇区,入驻华亭。毕竟他在上海的人脉关系广,许多知青战友当初因为没能进入体制内工作,不得已靠自己打拼,有些人最终拼出了成绩,他的这些知青战友也帮了我不少忙,为我的工作上带来了极大方便。
  有时育文哥哥也会把嫂子带来,因为嫂子也是个分量不轻的人物,她家里的人脉关系更广,凭借这些人脉就让我够忙的了。
  2002年夏天的上海和我30多年前来的时候有着很大的区别,人们的脚步迈着比以前急促,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已走进了信息化时代,手机的应用更是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家乡来的同事走在上海的外滩,尽享来自东海面、越过黄浦江吹来的凉风,各色私家车行色匆匆,入夜的上海滩到处都透露出繁华和五彩缤纷,让初到上海的人目不暇接,好奇不已。
  “育文哥哥,我在外滩看夜景呢,下午刚到,明天正好休息天,早上带嫂子到宾馆来吃早餐。”
  和电话那头的育文哥哥敲定了时间,我们逛了一会便打车回到华亭。
  宾馆里的早餐是对住宿宾客赠送的,一人一份,有两位同事说好去城隍庙吃特色早点,哥嫂来吃也就不浪费了。
  早餐很丰盛,自助餐,随意点,各人按自己的习惯点菜,我接了一杯豆浆,拿了一只鸡蛋,夹了几片面包,和育文哥哥坐在一桌,边吃边聊。
  嫂子端着盘子过来了,我不由得好奇地问:“你怎么只点了一个菜?”
  “侬不知道,这个是最贵的。”只见她的盘中满满一盘三文鱼,正在得意地沾着佐料坐在一边独自享受着。
  “侬看看,啥人像侬,你大小也是个科级干部,在苏北县城也是个不小的官了,真是丢人现眼!”育文哥哥表现出对她这种行为的不满。在与哥哥一家交往的过程中我也早就意识到嫂子有着上海人特有的精明,难怪我每次让他带嫂子一起出来吃饭他都有点不情愿,但又要考虑到嫂子的人脉关系可能对我有所帮助,每次吃饭她都会把那些精明的一面暴露无遗,不像育文哥哥,从小出生在上海,但骨子里流的却是苏北人勤俭朴实的血液。
  同事也有这种感觉,上一次一起吃饭吃到结束时嫂子看看桌上还有不少剩菜,便主动说:“这个不好浪费的唷,来、来、来,我来打包。”叫服务员将一个个菜全部打包带走,尤其让人感慨的是,一只小碟子里充其量不到10颗花生米,她也顺手往包里一倒,这个小动作被我的同事在我面前笑话了好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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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年往返于上海和苏北之间的次数很多,跟各式各样的上海人打的交道也多,办成了很多事,他们对事考虑得都很细致,我们没考虑周到的地方他们都能替我们想到,我在上海做出的一些成绩除了得益于哥嫂的穿针引线外,还得归功于思想开放、有着长远目光和聪明智慧的上海人。
  2010年育文哥哥退居二线,随后嫂子也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媳妇生了孩子,又舍不得花钱请人带孩子,本不情愿带孩子的嫂子经不过儿子和媳妇的恳求,甚至软硬兼施,不得不全职干起了带孙子的工作。
  也就在那一年,育文哥哥总说自己胃不舒服,认为是老毛病,抽空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得出的结论让所有人都觉得意外:肝癌。
  在家人的安排下,育文住进了华山医院,每天来得最多的就是知青战友。我得知情况后也赶到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育文哥哥看起来很平静,我们有机会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流。
  “这一辈子住在大上海、工作在大上海,比起盐城老家的人我也算是生在天堂了。不知为什么,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苏北人,上海不过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爷爷是烈士,我的父亲也参加过革命,母亲一家都因革命牺牲,到了我这一辈,下放到农村5年多,在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发自内心地感恩党,感恩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是前人多少辈也经历不到的。一辈子说快也快,恨只恨文化少,整天不知忙的什么,如果能多学点文化就不枉来此一生了。你是一个文化人,也是一个知书懂礼的人,有机会把我们族人这些年来在拼搏的历史写给我们的后人看,让他们对我们在外的族人有所了解。父亲临终想将自己安息在盐城老家,我也有这样的打算,这个事能不能请你帮我了一下心愿。在外一辈子,总觉得人心是凉的,我终究还是盐城人,叶落归根,让我们这两代在外漂泊了一辈子的人回到老家,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遗恨了。”
  “你别担心你嫂子不同意,上海人在这一点上还是想得开的,既然是我最后的心愿,想必她也不会反对,儿子、媳妇还是尊重我的,他们也不会有意见。”最后育文哥哥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重复强调着,他认为只有我能了却他的心愿了。
  初冬时节,育文哥哥在上海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得到消息我便赶往上海,先将宾馆安顿好,来到那个我不知去了多少次的小区。灵堂安置在小区专门为亡故亲人举办丧事的场所。嫂子见我到来,哭诉着亲人生前的好处。除了家人之外,宾客不断,来吊唁的人只是行了一下礼、递上人情、略坐一会便告辞了,这是上海人的习惯。我自己认为是远道来的,坐的时间较长。嫂子过来说:“阿弟啊,你先去忙吧,明天早上你吃过早饭过来啊。”
  人走了,茶凉了,早饭也只能是自己解决了。
  这一年的大寒,我把三叔和育文哥哥接回了盐城老家,让他们与仇氏家族的前辈们在地下相聚。
  终究,他们还是回归了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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