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晨报上发表的第一篇“豆腐块”算起,断断续续的写作也有二十余年。但有关父亲的文字却很少。前段时间,有文友问我,看了多篇写母亲的文章,却从没有看到我写父亲的只言片语。我回答,有,只是你没看到。细想,真有过一两篇。
  
  小时候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只有威严,那“威严”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惊恐。这“惊恐”一直伴随着我成人,直到离开家的那一天。
  
  父亲在生产队干了多年的保管兼出纳,在老一辈人里,算得上是村上的文化人。父亲留给外人的印象,从来都是有说有笑嘻嘻哈哈,但回到家却是另一个模样:满脸严肃脾气暴躁,声音分贝很高,说震耳欲聋也不为过。我们兄弟姊妹七个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愿意和他接近,也无一例不同程度频繁地挨过他的拳脚。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了错。你好好地站在那里,他的突然出现,你的后脑勺或者屁股就会重重地挨一拳头或者一脚。我们挨的莫名其妙,他打的心安理得。挨了打委屈地哭泣时,母亲就会一边揉着疼处安慰,一边大骂父亲是“差人”
  
  小时候不知道“差人”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差人”就是旧社会专门替官府抓人的人。
  
  父亲打我最重的一次是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天是个星期天,我忘情地和伙伴玩“抓特务”,不慎弄丢了家门钥匙。因为害怕挨打,吓得不敢回家,晚上睡在饲养室的麦草房。半夜迷迷糊糊被父亲揪起来,两个耳光打的我眼冒金星鼻血直流。要不是饲养员王叔及时拉住,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第二天半个脸都肿胀起来,眼睛也睁不开,擤鼻涕都疼。母亲抚摸着我的脸,两眼含泪声嘶力竭地大骂父亲,三个姐姐也不约而同地低声谴责父亲,说东堡子的钢印是玉川叔抱养的,人家也没有对娃下过这么重的手。
  
  第二天,我怕丢人不好意思见老师同学,可又害怕父亲,一大早还是背着书包出了门。却没有去学校,在包谷地里浪了半天。
  
  这是我第一次逃学。
  
  逃学总不是个事,第二天硬着头皮进了教室。脸没消肿,两只眼睛勉强可以睁开。班上同学都在嘲笑我,其实班主任刘老师已经知道事情原委,还是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情况。刘老师没有批评我昨天没来上学,用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脸问疼不疼。说不就是丢了把钥匙,这老保管下手也太重了!
  
  刚安宁了一段时间,十七岁大姐因不满包办婚姻,在推磨时,顶了父亲一句。气急败坏的父亲顺手抄起推磨棍,向对面推磨的大姐打过去。猝不提防的大姐捂着嘴凄惨地叫了一声,鲜血从指头缝里流出来,大声哭着蹲在地上。狠狠地朝地上唾了一大口血沫。两颗带血的半截门牙混合在地上的一摊血沫中……
  
  那天大姐很晚没有回家,父亲去了地里给生产队看包谷。母亲和二姐三姐也不知去了哪里。我和两个弟弟坐在炕上,焦急地等着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啥时候回来的我不知道。迷迷糊糊感觉被母亲和姐姐帮忙脱了衣服塞进被窝。
  
  后来听说,母亲是在队上的辐射井旁找到嘤嘤哭泣的大姐的……半年后大姐慑于父威,嫁给了体格瘦弱老实本分的姐夫。姐夫是个好人,自作了我家女婿,我家重活累活都少不了他,真成了我们家的“半个儿子”
  
  大姐那次挨打后,很久没有和父亲说过话,看得出她是很透了父亲。一次,看四周没人,我悄悄地对大姐说,再过几年,等我长大了,大(爸)打你,我就打他。大姐摇摇头摸摸我的脸,一脸认真地说:“你真瓜怂,这世上哪有小人打坨(长辈)人的。”
  
  那时候,我是从心底里恨父亲。他在家,我们兄弟姊妹就有干不完的活。这儿地脏了,那儿工具没有摆放好。实在找不出活干,他就会说,没事念书去,别在眼前晃。可当你打开书没读几句,他又会吼着让去干活。我们都不愿面对他,可家里就那么大地方,没处躲藏。去外面躲避也根本不可能,一会儿看不到谁,他又会问干啥去了。叫回家,又免不了一顿打骂。
  
  在我记忆里,从来没有睡过懒觉。不管上不上学,还是晴天雨天冬天夏天。一年四季每天如此。一大早,只要他坐起穿衣服,我们就别想再睡觉。他一边大吼一声“起来”,接着我们的屁股便会被他重重蹬一脚。没上学的大姐二姐和上学的三姐,睡在另一个房间。听到父亲吼叫,也立刻穿衣起来。收拾房子的收拾房子、烧开水的烧开水、打扫院子的打扫院子。我们几个小的实在没事干,没事干父亲就让站在院子高声念书。那时的小学语文课太简单,每一课几乎都能流利背诵。但慑于父亲的威严,还得装着样子大声读。往往心不在焉,心里想着别的事,嘴里机械性地念着。我们都不喜欢父亲在家。希望他每天晚上去给队里值勤,永远别在家里住。
  
  我至今保持每天早起的习惯,就是小时候在父亲的威逼下养成的。我知道这个习惯很好,可我真的不想因此而感激父亲。
  
  (二)
  
  那时候,一心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好离开这个家。每天两顿饭,我想着法子吃饱吃撑。我坚信,吃饱了才能长身体。那年春节,在新疆当了五年兵,转业后留在当地工作的大哥回家探亲。我把对父亲的怨恨和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大哥反说我,你才挨了几顿打,说他小时候挨父亲的打是家常便饭,经常被打的鼻青脸肿,几天几夜不敢回家。要我现在好好念书,别胡思乱想。说父亲也不容易,全家七八口人吃穿用都靠父亲,他偶尔发发脾气,作为小人,就忍忍吧。
  
  大哥还给我讲了父亲的一些轶事。父亲六岁时就没了爷爷,是婆守寡一手把父亲拉扯大的。婆是村里有名的老好人,对于父亲性格的养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好人的婆对父亲听之任之,这无形中增加了父亲的个性发展。大哥说,父亲之所以这样暴躁,于自小缺少父爱有一定关系。大哥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感觉到,大哥似乎理解了并原谅了父亲曾经对他的体罚。
  
  这些事,大哥是听婆说的。我没见过婆,我出生时,婆已经去世两年了。
  
  大哥临行前的那天晚上,和父亲母亲坐在饭桌子上说着话。大哥对父亲说,妹子兄弟大了,多给他们讲讲道理,不要动不动就打骂。知道你和妈养这么一大家子不容易,可他们还小,犯错了训斥一下就行了,打他们能解决啥问题,只能增加他们对你感情疏远。
  
  那晚上大哥母亲,加上已出嫁回了娘家的大姐,轮番地诉说着父亲。父亲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偶尔也反驳一句,然而,破天荒地那晚父亲没有发脾气。哥哥那年已经二十五岁,是拿工资的公家人,有了想在外找媳妇的打算,遭到父母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哥哥找了外面媳妇照顾不了家,坚持给哥哥在老家找,作为让步,父母答应结了婚,大哥可以把媳妇带出去。哥哥为此事正在发愁犹豫。此时此刻,哥哥的话很有分量,父亲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大姐出嫁了,脱离父亲管制,自然也有了和父亲平等对话的资格。
  
  挨打的情况的确有了好转,但对于父亲恐惧依旧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我能感觉到,父亲试图改变他在我们心中的固有印象。有一年仲夏,小弟不知吃了什么,腹泻不止,吃了几天药也无济于事。经常不由自主地把屎拉在炕上,暴躁的父亲就把一丝不挂的大弟提到后院地上,然后给屁股下铲了一掀干土。大队赤脚医生看到已经站立不住的小弟,吩咐父亲,赶快送县医院,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父亲这才慌了神,拉着架子车,从炕上拿了一床破被子铺在架子车厢,拒绝了母亲和姐姐,对我说:你走。
  
  那天的太阳火辣辣的。父亲的步子迈的大而急促,我小跑着也跟不上,父亲让我坐在车帮上。小弟像死了一样躺在架子车厢,没有呻吟声,只是偶尔睁开眼睛看看我。架子车行到蜿蜒曲折坡势陡峭的龙尾坡时,父亲两手攥紧车辕,身子靠在车厢帮,两条腿斜着,两只脚使劲蹬着路面,架子车尾部的磨擦棍在石子路面发出刺耳的响声。父亲头上戴了一顶破旧草帽,穿着粗布衬衣,整个脊背和胳肘窝被汗水浸透,湿漉漉的。两只胳膊轮换着在脸上擦汗。大约四十多分钟,到达县城人民医院。父亲将架子车停放在医院的树荫处,吩咐我几句,抱起大弟向急诊楼跑去……
  
  大弟当晚就住院了。父亲一直在忙,我守着架子车,不敢乱跑。城里的夜晚人来人往灯火通明。几个少年相互追逐着从身边跑过,脸上红扑扑的满是汗;一对年轻男女每人手里一把纸扇,塔拉着拖鞋,慢悠悠地散着步;一位老大爷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穿着病号服的老太太,手里拿着蒲扇轻轻摇着。老两口子走走停停,时而说着话,时而看着夜景……
  
  什么时候睡着的我不知道。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父亲摇醒,父亲给了我几个用报纸裹着的热腾腾的大油包子。我早就饿了,迫不及待地撕开报纸,大口吃起来。一口气吃完三个,这才想起父亲,便问,你吃了吗?父亲说吃了。看父亲嘴上干干的,绝不像吃了大油包子的样子。我又问,你吃的啥?他说,吃的馍,昨天走的时候从家里带的。
  
  父亲说大弟的病好多了,医生说打两天吊针观察观察,没事就可以出院。父亲脸色憔悴,眼睛里有血丝。我忽然可怜起父亲来,算算,那年父亲已经是年过半辈的老人了。
  
  从那天起,父亲每次去县城,都会带上我。我也乐意去。那时候老师被“反潮流”反怕了,上不上学没人管。去县城能看到很多汽车,过铁道时如果幸运还能看到疾驶而过的长长的火车。我去的任务主要是父亲上厕所时看摊位,回家上龙尾坡时帮父亲推车。父亲每次给我的奖励是一个肉夹馍,而他自己从来都是两分钱买一碗水,从随身袋子里掏出一根葱就着自家带的冷馍吃。
  
  大姐出嫁那年,二姐初中毕业了。我和三姐及两个弟弟还在上学。
  一九七四年春,我和三姐初中毕业。这一年我刚满十三岁。村上两个和我同岁的伙伴因为经常留级,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十三岁的孩子回村当社员,真的愁坏了队长。有父亲出纳兼保管的面子,队长给我的劳动报酬和小脚老太太一样,每天六分工。第二年队长派我去队上的菜园干活,按天计算工分,到了年底决算,竟然挣了近二百分工。和一个成年妇女的工分差不多,父亲很高兴,我也感觉自己,真是个男子汉了。
  
  (三)
  
  和父亲矛盾的再次爆发,是一九七七年深秋。
  这一年,国家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开始恢复了。消息是和我一起菜园干活的原娃叔,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他知道我喜欢看小说,听到收音机里播报“有文化的青年均可报名,参加十二月份的全国高考”的消息,就鼓励我也去考。原娃叔不懂小说和文化课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此后几天里,我的心却一直被恢复高考的消息搅动着:国家真的开始重视文化知识了。看来,这世道真的要变了!
  
  我决定重返学校。这一决定立刻遭到父亲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我上学了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力,他的负担会更重。好在有母亲和三个姐姐的支持,我不理父亲的意见。这时候的父亲已不可能暴力阻止我的行为。我一边托人找关系,一边借上高中的堂妹的初中书本自学。为了远离父亲唠叨,将铺盖搬到队上废弃的仓房。白天生产队干活,晚上在仓房就着煤油灯学习。
  
  一九七八年春,在父亲极力反对下,得到和我家没有一点关系的一位同村婶子帮忙,终于去了离家十多里地,位于原底的新寺学校初二复读。
  
  不久,二姐出嫁,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年底决算中,家里第一次欠了生产队透资款。一年半后考上高中,当我兴奋地把通知书拿回家时,父亲看了一眼,脸色沉郁地说:光知道高兴,先想想十块钱学费哪儿来?
  
  我不怕,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我随便做点小买卖,也能挣够学费。我明白父亲说这话的真正含义。为了尽量避免矛盾,我给在新疆工作的大哥写了一封长信。大哥很快回了信,里面装了两封分别给我和父亲的两张信笺。给我的信除了鼓励我,还说让我别担心学费,高中两年学费他包了。给父亲的信,是劝说父亲不要反对我上学,家里日子慢慢熬,说等我上学出来了,一切都会好的。
  
  八月中旬,家里收到大哥寄回的五十块钱汇款单,汇款单留言处有几个字:十块钱给老二当学费。而此时,我利用暑假,已经有了十块钱的存款。大哥寄的五十块钱全部留给家用。
  
  高中是赤水中学,赤水中学离家更远。本想在高中好好拼搏一番,不成想刚入学就大失所望,理化老师一直空缺,领到新书只能自学。
  
  高中的不如意,使得内心的苦闷愈发严重。周末回家背馍还得承受父亲无休止地唠叨:村上某某某卖坨坨馍,家里黑面吃不完;某某某贩柿子,每天能挣三块五块的;某某某这两年从西安倒腾呢绒袜子到原上卖,挣了不少钱,开春准备盖新房了……我实在不想听父亲唠叨这些,却又不能明确表示厌烦。为使父亲少点怨尤,我尽量利用星期天在家时帮忙干活:卖饦饦馍,卖柿子,买粮……以减轻父亲的埋怨和自己内心的负疚。
  
  刚出嫁的二姐知道我的苦恼,答应尽力帮忙。姐夫兄长是我们丰原中学化学老师,丰原中学各科老师配备齐全,在周边也算得上是不错的学校。能在这个学校上学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事。
  
  丰原两个高中班,每个班级都是六七十个学生,进一个学生非常困难。一直拖到高一第二学期中旬,才办成。父亲当然满意,这样每天回家吃两顿饭,家里就不用愁我每星期要带的四十个馍了。每年最难熬的是青黄不接的农历二三月间,所谓两顿饭,早晨的包谷糁稀饭更稀,有时候里面煮很多绿油油的苜蓿。中午的汤饭更汤,刚吃过饭,去厕所尿几泡尿,就饥肠辘辘。有时学习一忙就忘了饥饿,但肚子的咕噜咕噜叫个不停,却根本无法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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