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清晨,空气湿漉漉的。房子临街,雨水又一次漫进来,屋里散发出淡淡的霉味。窄小的空间里,父母在将屋里的东西收拾打包,一件件堆在门口的地上。屋里最宽敞的地方只有土炕了。我站在土炕上,看着父母忙碌了一个早上。
  我们要搬新家了。现在住的房子村里要收回去。本来是分给知青的住房。母亲嫁给了父亲,知青身份改变了,村里要收回房子是没办法的事。父亲只好和村里申请了宅基地,用了一年的时间盖了新房子。
  新房子在村子最北面。村外的小路上,父亲推着独轮车,左边放着母亲的陪嫁,一只黄色木箱。右边是几件农具和一些生活用品。母亲怀里抱着妹妹,右手挽着包袱,走在父亲旁边,两人一路上说着话。我的胳膊上挎着一只柳条篮子,里面放着几只碗和筷子。人小步子慢,紧追慢赶还是被父母落下老远。篮子里的碗筷在我小跑时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吓得我赶紧放慢脚步,生怕里面的碗发生破碎。那可是全家人的饭碗,不能有一点闪失。
  一阵风吹过。路旁的高粱叶子发出沙沙的声音。碗筷地振动声,高粱叶的沙沙声,都让我感到害怕。
  高粱杆是甜的。在它吐出穗子,刚刚结出高粱米时最甜。村里的小孩子会在这时跑到高粱地里,撅几根高粱杆来嚼。我们这里没有甘蔗。高粱杆和甘蔗一样甜。我被大孩子们安排在地头望风,看到有人来就喊。我喊了。地里的大孩子们有密密的高粱做掩护,全跑光了。我被人揪着衣领,推搡着去家里告状,并说要罚家里的粮食。我哭了一路。晚上发起烧来。
  一个月来,父亲每天早上带了干粮去几十里外的山上捡石头,准备盖新房。来到山脚下,父亲慢慢往山坡上走,左瞧右看,仔细地打量每块石头的形状,在心里估量一下。看到合适的石头,弯腰将石头一点点搬动,滚到山脚下。等到太阳快要落山,父亲停下来大口喘着气,从车上拿起中午剩下的干粮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仰脖往嘴里灌下几口水,靠在树上闭眼歇上一会,缓缓精神准备回家。
  父亲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母亲焦急的等在门口。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给我打了针,说后半夜能退烧。父亲进屋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提着鞭子出去了。母亲慌慌地跟在后面赶,没能将他拦住。
  父亲去了王福家。就是白天揪着我往家里告状的人。他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前些年,知青们刚来村里时,和村里人时常发生矛盾,摩擦不断。王福手里有权,为自己的私利,没少找知青们的麻烦。与父亲的梁子就在那时结下的。
  父亲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人耿直脾气火爆。与母亲谈恋爱时,常为知青们出头,维护知青们的利益。为此父亲的民兵连长被撤了。父亲耿耿于怀,却也不得不低头。不用说,赶我家腾房子的人也是王福。母亲结婚时在门口栽了几棵树。如今碗口粗,能做檩条用。父亲将树放倒,准备找木匠来做活。王福又来了。说父母住的房子是村里的,房前的树自然归村里所有。并叫人拖走了树。母亲据理力争,说自己栽的树,浇的水,咋成了公家的东西?村里人劝说父母忍让,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父亲拎了鞭子进了王福家的院子。两人没说上几句话,父亲扬起鞭子抽了王福一下,没等对方回过神,扭头走出院子,脸上的怒气仍没散去。王福岂是善罢甘休的人。建房子的事一波三折,其中的艰辛可想而之。
  新房子的院墙矮矮的,和父亲的身高差不多。母亲在院墙边栽了槐树。用不了几年,我就能爬上墙头去摘槐花吃。院墙完全是石头垒成。不同于村里其它人家的院墙,下面一半是石头,上面一半是青砖,看起来更为美观。没勾石缝的墙体看上去有些粗糙,石头以它们原始的姿态错落着又相互依靠,形成一堵结实的墙体。父亲说,庄稼人的日子,用不着高墙大院。
  我一路小跑着进了院子。像一只小燕子轻盈的飞进了自己的新家。顾不得篮子里的碗筷发出哗啦的声响,径直跑进堂屋,随手将篮子往灶台上一放,蹦蹦跳跳开始参观我们的新家。炕上铺了新苇席,如果细细地闻,还能闻到苇草的清香气息。脚下是干净结实的黄土地面。墙壁刷过薄薄一层白粉,遮住了青灰色的水泥墙面,白色的墙面使屋子看起来更干净明亮。门窗还没来的及上过漆,保留着木材原来的纹路和颜色。阳光透过玻璃铺满半张土炕,将苇席照的发亮。一切都让人感到新奇和快乐。
  院子里,父母忙着将带来的东西整理好,一件件往屋里搬。他们脸上的神情更多是疲惫与愁闷。村里催的急,我们不得不匆忙地搬过来。新房子还有许多地方需要修补,许多东西需要添置。盖房子欠下的钱要尽快还给人家。父母需要应对太多的困难。搬来新家,只有我这个小孩子是快乐的。
  
  父亲将院子扫干净,将一捆盖房子剩下的竹竿放到地上,找来麻绳和剪刀,他则蹲在地上,拿起一根竹竿横着放好,系上麻绳,留出长长的绳子头,再拿起另一根竹竿,将它们绑在一起。如初反复,父亲好像在编一只竹排。一个下午的时间,形似竹排的院门编好了,父亲将它固定在院墙上。有了院门,我们的新家就多了一道屏障和保护。父亲对自己的手艺很满意。
  
  新房子的院子很宽阔。开垦出菜园,能种好些蔬菜。父亲用铁锹翻开院里的泥土,一面弯腰将土里碎石瓦块捡出来,在细细地将土块拍碎。母亲则找来几捆玉米秸秆,将上面的叶子揪掉,剩下光秃秃的玉米秸秆剁成相同的高度。只等父亲在翻好的土地边缘打出一条长沟,两人合作用玉米秸秆扎成一道篱笆,防止院里的狗呀鸡呀进菜园捣乱。
  村里只有两口水井。村南一口,村西一口。新家离水井远,菜园又要大量的水来浇灌。每天天刚亮,父亲便去井边挑水浇菜。浇过水的菜畦,父亲会沿着畦垄走一遍,看水浇没浇透,菜的长势如何。我趴在窗台上看父亲忙碌着。等到他又一次拿起扁担挑起水桶,甩着两条胳膊出了院子,我立刻从炕上出溜下来,学着父亲的样子在畦边走上一遍,扒开西红柿的叶子,看看叶子下面藏的西红柿是不是红了脸,希望能有漏网之鱼让我发现。园子里菜是要卖钱的,只有那些品相不好的才留着家里吃,我也只能望园兴叹。
  搬进新家的第二年,发生了7.28特大地震。城市在地动山摇中成为一片废墟。乡村里同样大片的房屋倒塌。父亲带着全家人从窗户里跳出来,冲出院子来到街上,和同样死里逃生的邻居们光脚站在细雨中。黎明前的黑暗里,蒙蒙细雨中,我家房子完好的矗立在那。惊魂未定的父亲发出感叹:幸好房子建的结实,不然全家人都逃不出来。去年家里盖房子,村里许多人来帮忙,没有任何的报酬。母亲使出浑身解数,变着法子想让大家吃好些。可那时勉强能吃饱肚子,母亲又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只能粗粮细作,在菜里多滴几滴香油。父亲和母亲总觉得亏欠了乡亲们。
  村里死里逃生的人们聚在一起,大家商量后由女人们负责照顾孩子,男人们去废墟里扒人。早一分钟,也许能救一条命。天黑透,父亲才回来找到我们。母亲在别人的帮助下,在院子里支起窝棚。余震不断,没人敢回到屋子里住。父亲坐在窝棚外的地上,好半天说了一句话“原来的房子塌了,幸好里面没人住。”
  
  村里人开始在院子里建简易房。简易房多是土坯垒成。房梁椽头不敢用粗木头。大灾之后,人们没有能力建好房子。还有重要一点,简易房的危险更小些。我家的简易房只有一间。建在院子的西侧。房子低矮,粗糙的土坯墙上糊满报纸。东面墙上开了两扇小窗户,糊了塑料布。这样房子里能照进些阳光,给屋子添些光亮,冬天也能暖和些。
  简易房没能给我们多少安全感。不时发生的轻微余震,让我们的心里时刻处于紧张状态。每晚睡觉前,母亲会把全家人的衣服放在枕头边上。如果有余震发生,能快速逃出屋子。很长时间里,母亲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飘第一场雪花时,父母在忙着收获菜园里的白菜。那个趴窗台看父亲干活的小孩子,正在菜畦里来跑来跑去,小手冻得通红,吃力地将白菜抱在怀里,运到房沿下。父亲在房檐下铺上一张草帘,将母亲和我递过来的白菜小心翼翼地码整齐,一根菜叶不舍得丟掉。最后,要给白菜蒙上厚厚的草帘保暖。这些菜要吃上整个冬天,丝毫马虎不得。
  余震发生的次数渐渐少起来。地震留给人们的恐慌在慢慢减轻。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村里陆续有人搬回原来的房子里住。趁母亲不注意,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常溜到原来的房子里捉迷藏。母亲发现后,总免不了对我一顿吓唬。而那件事情的发生使得母亲不得不同意搬回原来的房子住。
  那天,父亲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准备去挑水。突然感觉头重脚轻,差点栽倒在地上。父亲闻到屋里有一股刺鼻煤烟味。看着还在沉沉睡着的母亲感觉不对劲,急忙去将屋门和窗户打开。屋里生了炉火,母亲担心夜里冷,临睡前将炉膛填满。狭小的房间里,煤烟产生的一氧化碳散不出去,全家人煤气中毒病倒了。这件事发生后,我们搬回了原来的房子里。
  槐花开了。清香溢满我们的院子。我已经能攀墙头,摘下雪白的槐花。我上学了,学会了写字,家里的白墙上有我的涂鸦。父母承包了村里几十亩土地,更加忙碌了。每到秋收,我家的院子里,房顶上全是收获来的粮食。母亲还是和以前一样节俭。早点关灯,费电。我和妹妹在灯下学习。母亲心疼我们,也心疼电钱。
  二十岁那年我离开家,来到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成为半个城里人。当年的新房子成了老屋,留有我太多的记忆。
  我喜欢回味这份记忆,更喜欢岁月留给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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