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照

人的一生，要拍很多照片。满月照、毕业照、工作照、全家福……大多拍过便忘了，压在相册底层，轻易不会翻动。唯有结婚照，是例外。
　　它贴在鲜红的结婚证上，挂在卧室的墙上，藏在衣柜顶端的相册里。它见证的不只是两个人最郑重的一次合影，更是一段婚姻从青涩到丰盈的全过程。
　　我的结婚照，一共拍过三次。第一次，在县城的小照相馆，穿着借来的运动服，仓促而潦草；第二次，在北京的中国照相，借了人家的西装和婚纱，郑重却陌生；第三次，在石家庄的影楼里，带着儿子，补拍那些当年没能拍好的画面。
　　三次照相，横跨二十多年。照片里的人，从青涩到沧桑；照片外的日子，从清贫到安稳。如今翻看这些照片，每一张都像一扇窗，推开，便看见一段旧时光。
　　
　　一
　　
　　到民政局登记，需要一张两人合影。
　　应该是在商定结婚之前，我们来到学校南边的养鱼池。四周堆起的土，使它成为幽会的好地方。那天晚上，说起照相的事情，妻突然提出要分手，弄的我摸不着头脑。
　　我一直傻乎乎的，她说什么我都相信。但有一点，我们一直关系很好。我坚守一个信念：即使分手，也要渡过这个夜晚。
　　在养鱼池南岸那棵电线杆下，我们转了话题。也许是女孩在作出重大决定时的犹豫，被我的坚定说服了；也许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温馨，软化了她的心。
　　对面的探照灯照在水面上。我忽然发现，看鱼池的那个老人正坐在水边打瞌睡，心中升起一种隐秘心事被撞破的羞涩，赶紧离开那棵电线杆。看看时间不早了，便送她回家。
　　临别时，约定第二天去照相。
　　艺友照相馆在任丘县城裕华东路，也就是现在五洲大酒店旁边的位置。
　　那时还在上学，我拿不出一件能参加重大活动的服装，便穿着学校临时借用的运动服去照相了。当时学校正在举行足球比赛，成人班住校生本来就少，我二十多岁，混入球队，穿上了那身运动服，当时觉得也蛮漂亮。
　　骑着自行车到了照相馆。之前我觉得自己挺精神，没有必要去理发修饰，妻也保持了一种自然美。我们坐在长条凳上，挨得近些。短暂的几秒钟，摄影师只轻轻地一按，就将我们两个定格成永恒。
　　等取回照片，才觉出头发长了些，想起嘴唇上面黑色的绒毛将永远留在照片上，感觉有些许遗憾。妻的表情有些呆板，不像那些放入我相册的许多照片，那么丰富自然。也许是黑白颜色，我们脸上没有显现出应有的光彩。
　　那年的十月二十四日，我们去结婚登记。直到很多年后，妻才告诉我，按农历算，那天是她的生日——看来是早就预谋已久了。我问她那天为什么说分手，她不承认说过那句绝情的话。看来她没有当真，已经忘记了那件事。
　　早晨起来，一个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的同学，自诩是过来人，让我们买点糖和香烟，并叮嘱我们如何应对办证人员的询问。糖已经忘记是什么样子了，烟隐约记得是“风驰”牌的。怕我们吃亏，他也骑了一辆自行车，与我们一起到县新华路办事处——现在已经想不起那时的地点了。
　　我们两个人顺利过关。尽管当时没有想仔细就仓促地合了影，但那张照片，却稳稳地贴在了鲜红的结婚证上。
　　
　　二
　　
　　那时兴结婚照。刚刚放寒假，我和妻决定去北京。
　　家里定的办事时间现在已经模糊，大约在腊月小年前后。
　　我们在她的一个姨家住了两天。妻小时候曾在北京住过，那时爸爸在北京葡萄酒厂工作，但放弃了北京优越的条件，与别人对调到了油田，将妻一家人转为城镇户口。
　　照相是主要任务，那时是要预约的。其他自由支配的时间，去买结婚的衣服。我的呢子大衣是最贵的，好像一百多块。
　　照相馆是有名的中国照相。
　　我没有西装，连里面的白衬衣，穿的都是照相馆的。我的脖子挨上已经发黑的领子，让我想起小时候老人们总说我的脖子是车轴，当时觉得有点恶心。妻的婚纱也不知蹭了多少油泥，颜色发黑。但为了这个特定的主题，只有凑合吧。
　　那是我第一次打领带，现在想起来，应该是“一拉得”。
　　主照片是彩色的，布景是客厅，有一个通往二层的楼梯。凡出自这里的结婚照，画面都一样：我穿着西装革履，手里拿着一副白色手套；妻穿着婚纱，捧着一束绢花，亲近地站在楼梯扶手下。老摄影师纠正了几个动作——头偏一点、微笑一点、花靠上一点，说了几回“看这里、看这里”，就结束了。之后又照了几张黑白照片，算是领略了专业摄影的感觉。
　　事办妥了，我们准备回家。
　　当时没有通任丘的火车，只有公共汽车。
　　从姨家出来，我们找私人车站。我没有去过北京，不知道回家的路。模糊记得听人说过车站地点有“木樨”两个字，见到去木樨地的交通车站牌，便很自信地对妻说，车站肯定在那里。
　　好不容易等来了车，美滋滋地上去，结果坐反了方向。
　　到了木樨地，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私人车站在木樨园。几经周折，到了木樨园，又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车站上了车。
　　时间已经下午四点多了。正应了一句俗语：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因为来回跑了许多冤枉路，妻心情不好，要找宾馆住下，第二天再走。我没有同意。因为我得从任丘回家，第三天是办事的日子，家里有好多事要准备，时间来不及。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没有说出口——当时脑筋发死，考虑晚上的住宿问题。
　　那时汽车没有暖气，速度很慢。车里黑黑的没有亮光，我们紧挨在一起，坐在冰凉的椅子上。
　　天很冷，妻穿得有些单薄。我把身上的羽绒服脱下来，盖在我们两个人的头上，拥在一起，上身才感觉到一点温暖，而双脚冻得生疼。
　　晚上十点多钟，才回到任丘。第二天，我回了家。等结婚后，妻说，第二天她感冒了。
　　后来，这套照片给我们寄过来。我仔细看了主照片，婚纱依然纯洁，上面的油泥没有显现出来。其他的几张黑白照片没有照好，照相馆给我们说明，邀请我们再回去照一次，或者给我们退钱。其实那几张也就几块钱，但我们不想再去了，就让退了钱。
　　
　　三
　　
　　一个星期天，妻非要去补拍结婚照。
　　这是妻独闯石家庄五六年之后的事。朋友给了一张优惠券，让她动了心。或许当初的结婚照让她不满意；或许当时影楼刚刚兴起，她感兴趣的是，拍几张婚纱摄影，也是蛮有韵味的吧？
　　其实她还是蛮上相的。结婚前的那些照片，不管是在照相馆拍的，还是朋友照的，都柔情似水；结婚后的照片，也自然动人。
　　我也一直对那两张最最重要的结婚照不太满意，感觉没有把妻饱满的精神显示出来。现在想起来，应当知足。当时的婚姻，犹如人生长河的开始，幼小的河道裹紧涓涓细流，尽管线条显得那么孱弱，还不曾丰裕充盈、完美无憾，却用简单的素描，渲染了一个恬静秀美的源头。
　　我从小就对照相不感兴趣，特别是那张小时候穿着黑色条绒上衣的照片，看上去傻头傻脑，眼睛小小的。因此，我也就没有那么积极。但我也不愿扫妻的兴，便和儿子一起出了家门。
　　那是穿单衣的季节，天气晴朗，温度适宜。
　　坐交通车出来，步行了一段，我们到了兴凯路，向北拐走了十几米。街名已经记不太清，刚刚从网上特意查也没有弄明白，影楼名字更是无从记起。
　　找到地方已近中午，在附近小店吃了午饭。大概一点钟左右，人还不多。登记好了，便开始做照相的准备。她去换婚纱，我们也去挑选合适的衣服。
　　我换上西服，打上蝴蝶结。儿子穿的是夹克衫。等了好长时间，妻才出来，用手提着长长的婚纱，让脚步方便些。
　　程序一个一个地进行。我们三个是先合影还是先分开照的，已经记不起先后。按照数学的排列组合——我们三个、我与妻分别和儿子、每个人单独——照了十几次。
　　妻微笑着从影楼出来，有事先走了。我和儿子回家。
　　取回照片，发现我头顶的黑色已遮不住黄黄的肤色，脸庞宽大起来，失去了清秀。尽管工作人员进行了简单的化妆，但皱纹蠕动过的深度，已刻在漂亮的图片上。妻虽看不见脸上白色的粉底和眼皮上粘的细细的透明胶，但化妆的痕迹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胸部凹凸着女性的美丽，但已经追赶不上紧瘦的现代审美。
　　岁月之河已到奔腾不息、雄浑壮观的中流。尽管蕴涵着磅礴的气势，但只是生命中短暂的一段。在这即逝的瞬间，照下这十几张照片，将须臾的美丽，装入隽秀的镜框，贴在记忆的墙上，留待以后用心去感悟。
　　也许，我们就要流入波澜不惊、宽广大度的洋面，展示海纳百川的风范。那时，即使把其中掩藏真实的虚伪细细地咀嚼千遍万遍，也不会计较以前的瞒天过海，一定会仍然喜欢无穷的回味。
　　
　　二○一二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