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游记：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从黄花岗公园出来，我又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继续寻觅另一处先烈纪念碑。
　　穿过一个十字路口，就能望见那座矗立在三岔路口的凯旋门，凯旋门由花岗岩砌成，雕刻精致，整体宏伟壮观，象征着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凯旋归来。门洞正面书写着“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坟园”，另一面则是“碧血丹心”四个大字。红色的字体，如同血液般缓缓流动，我穿过凯旋门，沿着公路直走，就来到南门入口。此时两侧公路的车辆声、行人匆匆的脚步声逐渐消散，迎面而来的是三三两两的行人，陵园里反而多了一份悲凉之感。
　　烈士陵园均用花岗岩砌成，整体规模宏伟，结构布置严谨，庄重又不失典雅，由南至北有一条明显的主墓道，一眼望去，像是一条悠长的飞机跑道。
　　这里安葬的另一支英烈的军队——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先烈。说起十九路军，广州人没有不知道的，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粤军第一师，从将领到士兵，大都是广东籍贯子弟。在1931年深秋，部队调防京沪地区，七十八师则驻守在上海闸北、吴淞等地。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血战即将来临！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突袭上海。消息传来，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等爱国将领当即下令反击。在发布的抗日通电中，他们誓言“虽牺牲至一兵一卒，绝不退缩”。那是个寒冷的冬夜，将士们身着单薄的军装，面对拥有坦克、飞机、军舰的日军精锐。他们没有退缩，而是以步枪、刺刀和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卫上海的第一道防线。
　　这一仗，他们打了三十三天，交战一百多次，日军三易主帅，前后增兵至十余万人，却始终无法突破十九路军的阵地。敢死队潜入水中，炸毁日军军舰；与敌人肉搏，阵地六次易手仍死战不退一寸……据统计，十九路军与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伤亡总数达一万五千余人。最后由国际联盟调停，才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激烈的淞沪抗战才结束。可“协定”却为日军后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广东出兵共计九十三万人。他们离开岭南，奔赴各大战场。直到抗战胜利，能够活着回到故乡的，仅剩三千余人。都说世人皆知“无川不成军”，却少有人知粤地“十户之中九户无儿郎”的悲壮。在那个抗战的年代，广东几乎家家挂白绫，户户闻哭声。他们是中国最早全面投入抗战的部队之一，牺牲之惨烈，不亚于任何一支地方武装。
　　为了让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魂归故里，在1933年，由海外华侨捐资，著名建筑师杨锡宗先生设计，在广州修建了这座古罗马建筑风格的陵园。
　　穿过喷水池，我来到先烈纪念碑，高耸的纪念碑直插云霄，由纪功柱和回廊两部分组成，纪功柱底座上竖立着十九路军战士铜像。铜像右手握着步枪托在肩上，背系一顶铜鼓帽，回廊则是十二对古罗马柱式组成的半圆形柱廊。四周都是葱葱郁郁的松柏，时不时传来鸟儿的啼叫声，我站在这庄严肃穆的碑前，仰望这座纪念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悲怆。细想着先烈们在国难当头，选择了挺身而出，选择了用生命来捍卫这片土地的尊严。
　　再来到将军墓，这里长眠着蒋光鼐、蔡廷锴两位将军。还有英名碑，看着烈士的名字。有黄瑾连长，广东和平人，在淞沪抗战期间作战勇敢，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黄瑾指挥连队奋勇抗击敌人无数，后因身中数弹，壮烈牺牲。陈添元班长，广东省和平人林寨公社下正村人，在上海万章桥牺牲，年仅十八岁。谢鼎新，上校团长，广西苍梧梧州县人。奉命带队在吴淞、纪家桥一带布防，战功卓著，在固守陈行的战斗中，与全团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英名碑上还有无数个名字，我没有再一个个看下去。
　　九十余年前的枪声虽早已远去，但那些十八岁、三十岁、四十岁的生命，就埋在这片土地里。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英雄长眠于此，浩气自当长存天地！他们是国家的魂魄，是民族的脊梁。
　　由于太阳渐渐向西倾斜，我没有继续前行，陵园里还浮雕墙、抗日亭、航空纪念碑等，回到凯旋门，夕阳的余晖若隐若现地洒落在“碧血丹心”四个大字上。我想，修建陵园的意义，不仅是为了让后人凭吊先烈忠魂。更是一种警醒：如今的国泰民安，生活安定，这都是无数先烈们用血肉之躯换来的，此时余晖的橙红色，似乎在见证着什么！
　　每一个走进这座陵园的人，都应该深深地鞠上一躬，向那些曾经浴血奋战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站在凯旋门，风从门洞穿过，凉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