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端粘灯

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又到了。这个传承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因历代有观灯习俗，故又称灯节。关于它的起源，较有影响的一种说法是，汉武帝在正月上辛日燃灯祭祀太一神。若从西汉时期算起，这盏灯，已经在中国人的岁月长河里点亮了二十多个世纪。从唐代起，元宵张灯成为法定之事，并逐渐深入民间，演化为最盛大的民俗庆典。
　　现代城市里的今晚，即使不办大型灯会，大多也会张灯结彩。记得2000年我刚来燕山时，第一次见识元宵节的灯光秀。那是一场围绕燕化发展历程布置的大型灯会，各种造型的彩灯令人眼花缭乱。天刚擦黑，赏灯的人已从四面八方赶来，真个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热闹劲儿堪比最繁华的庙会。
　　可是，从小生活在农村的我，对着公园里、街道旁满眼的流光溢彩，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粘灯。那时候，我们几乎家家都做粘灯。端着母亲做的粘灯走出家门，跟小伙伴们汇合，看当街上的跑旱船、骑竹马。那一盏盏橘色的灯，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了人间，温柔地映亮元宵节的夜晚。
　　粘灯，是用黍子面做的灯。这黍子面是秋天自家种的黍子，年前磨好的，过年蒸完粘枣窝窝头，特意留出一份，就等着正月十五这天用。正月十五吃过午饭，母亲便从陶缸里拿出黍子面——我们那儿俗称“粘面”——再掺少许红薯面，倒进盆里加水开始和面。面和好后，先做成窝头状，用大铁锅蒸熟。趁热的时候，把二合面窝头用力揣成光滑的面团，搓成一条长长的圆柱，用刀切成一段段的小圆柱体。然后，便是最见手艺的环节了：把小圆柱捏成各式各样的粘灯雏形，有圆的、有扁的、有带花边的，再在中间用蘸了水的手指摁出一个小碗似的空膛——这便是“灯窝”。最后，插上灯捻：用棉柴杆裹上一点棉花绒，稳稳地插进灯窝中间。这时，一盏灯坯就算做好了，做好的灯一个一个地摆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垫字读轻声）上。
　　等到天刚一擦黑，母亲便依次往每一个灯窝里倒进一小勺棉油。油是自家棉籽榨的，虽然吃着差点意思，但倒进灯窝里着得却很欢实。粘灯，这就算做好了。
　　点亮的粘灯，要送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先是供在老天爷、灶王爷跟前，然后每间屋子，包括鸡窝、猪羊圈、驴棚里，都不能落下。母亲说，每一处都有相应的神仙，照亮他们的路，护全咱们的生活。我曾问过母亲，驴棚里住着什么神仙？母亲说，住着保佑牲口的“马王爷”呀。我不懂那些神仙的名号，只知道当所有粘灯都点亮时，整个院子被一种柔和的光芒笼罩。
　　母亲每年都会多做几盏。东邻的二哥二嫂，精神和身体都有些毛病，孩子又多，家里日子过得紧巴。母亲总会给他家也备出一份。有一次，我不太情愿去送，觉得自家的东西凭啥给人家。母亲拉着我的手说：“远亲不如近邻，大家一起热闹才是真热闹。”我便乖乖地送过去。看着他家孩子们欢呼雀跃地接过灯，我仿佛已经看到灯光后面那些欢喜的笑脸。那时候还不懂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句话，但心里已不自觉地涌起一股暖意。
　　我和姐妹们人手端一盏粘灯，先去串门。到了谁家，先说句吉祥话：“给您送亮儿来啦，祝您家一年都亮亮堂堂！”主人便会笑着应和，拿起小油壶，往我们的灯窝里添一点油。家里的孩子看见了，也赶紧端起自家的灯跟了出来。慢慢的，队伍越来越大，灯光也越来越亮。从东家到西家，从这条胡同到那条胡同，流萤般的灯火渐渐汇聚成一条温暖的光河。我们小心翼翼地护着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柔和而虔诚的桔黄色。“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当然，有时也会有点小插曲。无非是哪个小伙伴的火苗大了小了，谁的油添得多了少了，争几句嘴。但谁也不真往心里去，因为粘灯是熟面熟油做的，走起路来脚步不稳，或被风一吹，火苗飘忽，便会燎到灯沿或窝口内壁，变得焦黄，甚至微微发糊。若是油烧没了，灯立刻又成了一道美食。一口咬下去，外皮粘糯中带着焦脆，别提多好吃了。一个粘灯，三两口就下肚了。可要是灯还没灭，看着人家吃，馋得直流哈喇子。老人们事先嘱咐过，粘灯不能吹灭，得让它自己燃尽，才算圆满。这时候，倒不知是谁该羡慕谁了。吃着的得意灯的香，端着的得意灯的亮，各有一份圆满。
　　许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端过粘灯。城市里的元宵节，灯火辉煌，璀璨夺目，却再也找不到儿时的那种温润。可是在我心里，母亲做的那盏粘灯，从来没有灭过。它照亮过驴棚，照亮过鸡窝，也照亮了我的童年。虽然现在看不到粘灯了，也许我哪天兴起，也动手做一盏粘灯，让城市里的朋友看看，让他们去想象那些在胡同里游走的灯火队伍，那些添油时的祝福和咬下粘灯时的满足。
　　或许正是因为我的兴起，在年年有的元宵节里，重新端起粘灯，重新续写端粘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