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撞击心灵的交谈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深入生活,创作反映那场惠及亿万农民的伟大变革的文学作品,我回到了故乡——山西省长子县城关公社庆丰大队。
庆丰大队地处县城内的小西街,从上世纪50年代初就一直是省、地、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我的父亲刘来元,长期担任主要领导职务,1958年出席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61年我初中毕业后,在这里,与父老乡亲们朝夕相处了五年。
唯如此,我选择了这里。
那时候,父亲已告老身退。但他睿智敏锐的目光,仍然注视着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农村改革。父亲告诉我:当初,因为眷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日子,一心想发家致富而死活不入社的郭喜龙,现在又翻了个过儿,开始反对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了,真让人摸不透他肚里的小九九。
父亲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记得,表情是凝重的,语气是恨铁不成钢的。
老郭叔家原在我家旧居的隔壁。我隐约记得合作化初期他不愿意入社,赶着骡子下邯郸贩铺衬(碎布头或旧布,用于补丁或打袼褙),赔得血本无归,要卖地还债。我父亲和县上来帮助建社的工作组知道后,以合作社的名义向信用社低息贷了一笔款子,替他还了债。老郭叔受了感动,很快入社了。为了警示教育其他单干户,工作组以“一架算盘算出了两条道路”为题,办了个简易展览,老郭叔痛哭流涕地向前来参观的乡亲们讲述了不跟共产党走的危害……
现在,要“分田到户”了,共产党要公开引导大伙“发家致富”了,当年单干的积极分子为啥又要唱反调呢?
我决定去揭开这个谜底。
入了社又入党的老郭叔,被社委会委以重任——饲养员。
听了此话,一些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会说,你别逗了,不就是喂牲口吗?咋就叫“委以重任”呢?
诸位有所不知,那阵儿,不要说农业机械化了,就连辆胶皮轱辘车也很难见到哎。所以犁地送粪呀,拉磙碾场呀,煤窑载煤呀,运送公粮呀……几乎一切重活儿,都得靠牲口去完成哩。所以牲口,是一个社后来叫大队的多半份家当呢,你说重要不重要?上头下的统计表就叫“某某合作社或大队劳、畜力统计表”,就是说,那时,牲口跟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我们大队的饲养室,从初级社到人民公社,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盖在县城西南角旧城墙的遗址上。
是秋天的一个晚饭后吧,我带了瓶酒和一袋花生米,踏着煞白的月色,往村外去了。
在这边是垫圈的土堆、那边是出圈的粪堆、有着一股强烈的牲口粪便味儿的饲养室,我将酒跟花生米放在老郭叔卷起铺盖的光席片上。满圈干了一天活的牲口们,贪婪地吃着草料。靠外的一匹枣红马,看见我进来时还“咴儿咴儿”地叫了两声,使我倍感亲切。我记得,我们的谈话是从喂牲口说起的——当我夸赞由于老郭叔常年坚守在饲养室、起夜勤、铡草碎、拌料匀,才使得一头头牲口膘肥体壮时,从老人掉了牙的嘴里,竟发出了一声声长吁短叹。他喝了一大口酒,用“申冤”的口气说:
“唉!咱再操心,也操不了几天啦!小长安儿(那时父辈乡亲都以“小长安儿”或者“安儿”称呼我,很亲切),你是地委干部(我那时在地区文化局工作),你说说,这大队干得好好的,为甚要土地下户呢?土地一下户,我们这些老伙计们还不得四零五散?你说说,这是为甚呢?”
老人伤心的口气,痛苦的表情,一下子陷我于沉闷的氛围中了。不过,我也欣慰,我们的交谈,竟这般容易地直奔主题了。
“这是我们党按照群众的意愿制定的又一项大政方针。”我说,“实践证明,公社、大队这种体制,根本不适合我国农村的实情……”
“是倒是,对倒对。可是……”我的话被打断了,老郭叔接着说,“可是,我就是有点不放心咯!”
“你呀老郭叔!有党中央为我们把着舵哩,你有甚不放心的?”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父亲说他的话来,就说,“老郭叔呀老郭叔!不是我说你哩!当初入社,是党的号召,你死活不入;现在实行责任制,也是党的号召,你又不放心。是不是你这里有问题了?”
我用手指了指脑袋。
那次与老郭叔交谈已经过去三十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说罢上边那些话,老人一声也不吭了,牲口嚼草料的声音充斥了屋子。
看着老人低着个头,捏着盛酒的搪瓷缸也不喝,我心里一下子后悔起来:“唉!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当着老人的面,提那不光事做甚哩么!”
不知过了多久,老郭叔突然哏儿哏儿地笑了。
“老郭叔,你笑甚哩?想起甚好事来了?”我问。
老郭叔又喝了一口酒,还不说话。他放下搪瓷缸,转手从窗台上拿下盛着生烟叶子的一只破碗,装了一锅,点着,才说:
“甭你小长安儿揭我的老底!我跟你说,人,一天有三昏七迷九愣怔哩。你觉得那是我的短处,可我还觉得从那件事里头我自个儿还受益不小哩!就这话!”
受益不小?受什么益?
我不解其意。老人用抒情的腔调告诉我:土改一分到土地和骡子,他就做起了“富农梦”,总想投机捞一把,盖一座四合院大瓦房,拴起高头大马,雇个把长工,整天不动弹,端个水烟袋,吃香的,喝辣的。所以,共产党号召交出土地、牲口,入社,他心里甭提有多反感了。结果倒腾铺衬大亏本,不得不出卖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要不是共产党帮他渡过难关,准定是砸锅卖铁,重新沦为贫农。他说,这件事,让他真正认清共产党的“人缘”了——为老百姓谋利,为穷人撑腰。他最后说:
“要不是这来,我凭啥入了社又入党?这益,受得还浅吗?”
啊!我明白了,是初级社化解了他土改后的生存危机,他把党当成亲人了,他世俗的农民感情来了一次升华。这升华,奠定了他一辈子拥护共产党、跟共产党走的坚实基础。
然而,目下,在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变革,也是党的号召呀,他为什么会“不放心”呢?
我把这个疑虑提出来,你猜老人怎么说呢?嘿!简直令人心动。你听:
“现在的公社、大队,都是党领导,往后分田到户了,一家一户的,党还管吗?靠惯党了,生怕失去这个靠山么,你当甚哩?”
啊啊!我的天!原来如此!
这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多像“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所描述的啊!党领导的集体化,毋庸置疑,他们是拥护的;即便公社化以后出了些问题,甚至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他们也用大海一样的襟怀包容了;对责任制这个新鲜玩意儿不放心的,是怕失去犹如巍峨挺拔、坚定沉着的太行山一样的中国共产党啊!
这的确是一次撞击心灵的交谈!几十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不肯离去。我常常想:就冲着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无比信任,每个党员,每个党的干部,都不可以办出愧对群众、玷污“党员”二字的事情来!怎么还可以黑着心去搞腐败呢?
几个月的深入生活,我既见证了群众对责任制火山爆发一样的积极性,也见证了一些靠揩集体油水生活的大、小队干部企图阻挡这一潮流的不遗余力;既目睹了像小山一样的粪堆在一夜之间被群众抢光的场面,也目睹了靠抓阄从饲养室牵走被老郭叔称之为“老伙计”的一头头牲口……这些珍贵的素材,被我写进于1984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春风又绿》小说里了。
现在,我的劳模父亲已然作古,为集体喂了一辈子牲口的老郭叔也已作古,但他们对共产党的这份赤诚,却是永远不会作古的。
责任编辑 师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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