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题
戒尺
“把手伸出来。”父亲说这句话时,手里举着戒尺,很淡的眉毛居然跳动起来。
我伸出稚嫩的小手,放在他举起的尺子下。
父亲的左手,把我的小手拉过去,像拉过去一束阳光下的小麦穗,他那举起的尺子,虽是慢慢地、却有力地打下来。一下、两下……
我含着的眼泪,流下来。我知道,我逃课了。
他淡淡的眉毛,却仍是不停地跳动着。
尺子停下来时,我的小手还是伸着。
母亲说,多犟的孩子!便用一双粗手擦我的眼泪。父亲不看我,往小手心里划着、划着,“什么字?”
“好好学习——”
44年后的初冬,当我同样把手伸出去时,我的面前,没有了尺子,没有了淡淡的眉毛,没有了拉我的手。父亲的手——安静地合放在他的胸前,一个乡塾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儿子,失去了举着戒尺的父亲。窗外,阳光暖暖的;田野,深黄的叶上,有一层浅浅的霜。
我的父亲,可以算是一个乡村文化人。他读过10年长学,按现在的说法,相当于初中毕业。这在过去,是一个不易之事,何况他从5岁起,就是一个孤儿。
我的祖父,一个读得懂医书的乡村青年,在背着药箱四处治病时,也背上了革命和医治中国社会的责任。听说他是共产党一个区委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组织乡村暴动,被称为“铲共团”的杀害了。那一年,父亲不到5岁,而在此之前,我的祖母已经过世。成了孤儿的父亲,看那孱弱,也不是干农活的身架子,家族叔伯,怜其血脉亲情,怜其幼小即孤,咬牙用几担谷子,送他上学。于是,我的父亲就读了10年长学;我的叔伯祖父辈,就每年用几担谷子,交他的学费。读到后来,据说考上了武昌中学,当时被人们称为黄埔分校(不知是否如此)。我的父亲回到家,用企求的目光,用伸出的手,希望伯叔们满足他继续读书的要求。然而,每年十几担谷子的学费,对农家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也毕竟家族世代务农,读书多了又能好到哪里去。我父亲的眼光暗淡下来,伸出的手也就放下来。多少年后,有家族的老人说,当初你父亲要是上了黄埔,如今说不准是一个离休老干部。哎,可惜了,可惜了。
而父亲,却对我们从来不提此事。从小时候记事起,他就是一个乡村教师。乡村的学校没有校舍时,我们的两间砖瓦房就是教室,一块黑板,几根粉笔,一把老式的戒尺。
那戒尺,却是给我的印象极深。跟乡下裁缝先生的尺子差不多,而色泽却是深红,精心地油漆过。他教书时,常常是放在桌上,如有学生上课走神,或是撒野,或是不用功,他就会从桌上拿起那尺子,轻咳几声,待学生们抬起头时,他就会再使点劲,将那尺子敲打几下桌面,或者是走到那个学生的跟前,把尺子举起来,再点点他的脑袋。于是,学生的头就低下了。也有调皮的,昂着头,像是讲狠。父亲在生气之极时,会吼着,让那学生伸出手,把尺子举起。若是学生认错,那尺子也就缓缓放下;若是那头还昂着,尺子就打了下来。一下、两下……由轻而重,直到眼泪流出,目光曲折,昂着的头慢慢低下。这或许就是师道尊严,或许就是乡学的特点。直到有一次,我因逃学,被那尺子重重地打下,才知道,父亲作为一个乡塾老师,那打下的戒尺里,有很多并不理解的含义,有很多令你记住或印痕深刻的人生警觉。你的成长,就在那戒尺的打击下,有了行走,有了校正,有了警悟。
那戒尺,或许是给你人生的警示。
后来,父亲仍是当着乡村小学的教师,一个拿着十分或者八分工的小学教师。他教过小学的每个班级。只是后来,那戒尺就不见了。有几次,他显得很生气地回到家,一个人闷着,时间长了,就进了房,等再出来时,气也就消了。有一次,感到好奇的我,从他的床垫下,居然翻出了那把戒尺。那戒尺,依然那样深红,仍然那样瓷重。我把它拿到父亲面前,父亲的眼神,一下就亮了,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之后,父亲把我抱在怀里,竟把那尺子,轻轻地放在了我的手里。
我17岁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父亲那淡眉下的目光,也离开了父亲的戒尺。游子千里万里,总能感到父亲的目光,也总能忆起父亲那手中举起的尺子。年老的父亲,终是离开了讲台,离开了黑板和粉笔,和我的姐妹,一起种着责任田。我不知道,他从小没有干过农活,到了老年,却还能学会犁耙耕种,虽不精细,却也都是自己打点。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部队回家探亲,走在乡间的田埂上,见路边一个耕田的老人,我问路时,那抬起的斗笠下,一张熟悉的脸——啊,我的父亲。
那一天的晚上,窗外月光泻着秋意,我望着父亲,不知怎么,就突然想起了那把戒尺。我没有问,也没有找那戒尺。我想,即使父亲不再教书,他仍是一个乡村教师,他的手中,仍是有着一把戒尺。直到后来,我成了教师,我走上讲台,我拿起粉笔,用目光凝视自己的学生时,才对父亲的目光、父亲手中的戒尺,有了深一些的理解。走过不惑之年,又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终是在心中,有了一把从父亲目光中接过来的戒尺,举在自己的手上,举过自己的头顶。
我的父亲,一个乡塾教师,离开了这个世界;一个儿子,失去了举着戒尺的父亲。在一个春天的节日里,窗外是暖暖的阳光,是桃红柳绿。而我的眼前,总是显出那戒尺的深红。
一双老眼
儿子说,“爸,你的眼睛老花了。”
我说,一双老眼啦。
取下老花镜,50岁的我,眼前再次浮现父亲那双浑浊的眼睛和昏黄的目光。我的泪水,止不住滑落。
在我成年的印象里,父亲的那双眼睛,一如乡下门前苦楝的两颗小果,嵌在深深的眼窝里。少失双亲,中年丧妻,儿女尚小,父亲从乡村小学教师回到田地的农活,拉扯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那一双望着田野,望着天空,望着梁上乳燕,望着膝下儿女的眼睛,似乎总是土地的颜色。而那眼里透出的目光,如稻,如豆,如油灯,如炊烟,就那样昏昏黄黄、曲曲折折却又瓷瓷实实地抚着、绕着、牵着、挂着我们啊。
34年前,当17岁的我离开家乡时,父亲那双虽然浑浊的眼睛,是闪着稻黄和豆亮的目光啊。当他和姐姐、妹妹、弟弟一起送我到村口,久久地抚着我绿军装胸前的一朵大红花,那目光透出一位52岁父亲金黄金黄的期待。我在军营的18年,那目光,就凝视在黄土高原起起伏伏的山冈上,就流动在黄河两岸和南国边疆的河水里,就叮嘱在沐浴风风雨雨的枪尖上。那目光,就在他简短来信的字里行间跳动着,在他于遥远的家乡吹拂而来的湖韵中饱含着,在他于日下、月下劳作而不时伫立的远望中……1981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看到父亲戴一副断架的老花眼镜,笑吟吟地写着大红对联。他取下眼镜,那苦楝果般的一双老眼,竟滴下晶莹的泪,竟透出大红对联一样的光。然而,他的那双眼睛,确是不怎么看得见了。妹妹说,父亲已经不多看书了哩。弟弟说,他也只是在春节才为乡亲们写对联哩。已经出嫁的姐姐,在背后指指父亲,再比划比划眼睛。而父亲却说,眼睛好着哩,我前几天还看你爷爷留下的医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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