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烧
我为两件事纠结。
秦老师病重,突然希望我去一叙。他是我小学的老师。然而,翌日我又要去韩国,航班的时间很早,踌躇一下还是去见他。远远看他坐着,背部填着枕头,我故作轻松地叫他一声:“最近怎么样?”他却把头一甩,正能量地回答:“等烧!”
等烧!当年他斥骂最顽劣的同学时,常用的一句话,简短有力,意思是平庸无能,等着火葬而已,现在怎么糟蹋自己了呢?
他看看我,眼神异常空洞地说:“我快死了,没有一点精神寄托,心里空得慌。”
要类比的话,那空洞的眼神和第二天我所遇到的韩国司机郑宪郁恰成鲜明对照——翻译金兰向我介绍郑宪郁时,我还愣了一下:脸色黑红,始终微笑着,穿件绿衬衣,左肩膀的线脚有点豁开,但通体阳光,眼神饱满谦逊且汉语非常流利。车身有“汉语”两字。金兰说,这是特种标志,精通汉语的司机在首尔不多。
但是他的汉语怎么会如此好地呢?“因为我在台北读的大学!”他笑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然后又在台湾工作了很长时间。”
我们熟了,但是让我看不懂的是,韩国人似乎很寡情。
每每送我们到用餐地点,他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等我们吃完,他总是及时地出现。微笑着。
接待我们的规格较高,因为是“国宾”,每人每餐标准高达300元(人民币)。那天一看误了餐时,我就说:郑师傅,待会我请你吃晚饭吧!
空气刹那间凝固。郑宪郁始终微笑的脸不笑了,金兰的脸反倒尴尬地笑了,但没人吭声。
趁郑师傅停车的当会儿,一直非常客气的金兰突然极其严肃地对我说:胡先生,以后再也不可请他吃饭!您这样做,在韩国,是非常犯忌的!您是文化部请的客人,是“国宾”。在韩国,一个司机是绝对不可以和您同桌吃饭的!
我听了大吃一惊,韩国不是共和国吗?!金兰严肃地摇摇头:该民主的地方,比如相当于你们中南海的青瓦台,只要预约,谁都能进去参观。但该有等级的地方,这里等级森严。这一点,郑宪郁不够专业;够专业的,应当场谢绝邀请!
大概觉察到了什么,进餐时郑宪郁有点拘谨,席间气氛沉闷。但离席后,他马上又笑呵呵了。整个考察期间,他一直笑呵呵,遇到再多的琐事或繁难,他都灿烂迎接。那种笑,发自内心的、彻悟世间万象的笑,我觉得不可思议。名校毕业而沦为车夫,却甘之若饴,是不是“装”呢?在韩最后一天,我突然发问:“您当年在台大什么专业?”他随口回答:“政治系。”“您不觉得现在的工作使您委屈吗?”我问。他侧过脸来,淡定地笑笑:“是啊,同学们都很成功,但社会总有失败者吧。我努力过,但失败了,难道就自我了断?失败者也可以有个好心情嘛。秦始皇那么成功,但求长生失败了,他的心情还不如我!呵呵。”见我异样地瞠视他,便补充说:“我信教。世间一切都是无常,富贵变成困逆固然是无常,祸厄转为幸福也是无常。癌症和空难并不只找贫贱者而放过富贵者。比如我在底层生活,这是我的机遇、努力和能力三者勾兑后的结果,我就安然接受,世间比我苦难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不知怎么我忽然想起了秦老师空洞的眼神。他一生怒斥“精神鸦片”——其实,只要能化解人生的痛苦,常人事实上还是需要一点“鸦片”的。
尤其当你“空落落”地“等烧”时。
(胡冠涛摘自《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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