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小镇往事

裁缝铺

昏黄的灯光摇曳在裁板上，像一支祭神的佛烛。乌黑的火烙铁里，火舌爆着燃烧的声音。剪刀已经把父亲右手的有关部位打磨出厚厚的老茧，他抽着烟，把那些布料翻来倒去，一直剪得零零碎碎。但是你只要看到他怎样选择划粉，怎样用划粉在布料上顺着那直尺划出流畅的曲线和直线，你就知道他进入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创造状态。在寒风怒号的夜晚，他总是这样坐在高凳上，皱着那双苦行僧似的眉头，计算着布料的幅宽、长度、缩水性，然后在布料上喷水。他喝一口，喷一口，喝一口，喷一口。他的眼里出现的都是白天在这里量体裁衣的乡下人：那些羞涩的媳妇、胆怯的孩子、邋遢的丈夫。乡下人在裁板面前站得规规矩矩，任裁缝师傅摆弄，一根皮尺能量出所有的尺寸来。问过式样之后他便开单据，吩咐他们几日几时来取衣。乡下人挑着空箩筐，挽着篮子，提着酱油瓶走了，他把他们送走，连连点头，含混不清地说几句乡下人听不懂的江西话，然后把布料按顺序堆放在裁板角上。他用火烙铁烫衣料，有一次裁板上被烙出了黑烟，他把一杯茶倒过去。这块有深深烙印的裁板一直跟随着他，直到死去。有一段时间，这块裁板成了我们家的一扇大门，替他的老伴和他的子孙挡御风寒，守护着旧居和记忆。

父亲和这个裁缝铺都有一张病态的白脸，他和天底下所有的裁缝一样，都有痛苦的胃病和痔疮。

父亲时常在门边的那块磨石上磨他的剪子和剃刀，剃刀不是刮脸的，是用来裁割皮子的。他蘸着水，细细地磨，更多的时候是在夜晚，他蘸着异乡的月光，细细地磨着他的匠人岁月。他用手试试锋刃，那些成不了大气候的小刀小剪，证明他只能是个辛勤劳作、苦度日子的匠人。

他裁累了，从装衣料的篓里寻出个生地瓜来，用剪子削皮，有滋有味地嚼起来。他戴着样板戏里的栾平帽，那种帽子是他自做的。他笼着袖，在裁板前走来走去，然后搬开机头，给各处上油。再然后，轧轧的机声便响起来了，汇入整个裁缝铺的若干架机声中，为人们赶制寒衣。

鸡叫三遍的时候，大约五更，在更夫的铜锣声中，裁缝们打着呵欠，熄了灯火，各自朝家里走去。寒冷的星星挂在洼地的上空，小镇屋脊的剪影干瘦，风充斥在巷子深处，与沉重的眼皮交织在一起。遇到大雪迷漫的夜晚，裁缝们踩着渐渐增厚的积雪，缩着脑袋去叩家人温暖的沉梦。在最冷的夜晚里，小镇只有裁缝铺灯火辉煌，看着这唯一没有睡意的一隅，大人们围着火盆说：“今年乡下的年成好呀。”小孩们在被窝里想：“快过年啦！”

我父亲的裁缝铺在小镇主街益阳街上，在小镇的一块高地上，苍凉无言地矗立着。暗红的门楣用很幼稚而又自矜的黑漆写着铺名，尘幡一直吊在檐下，空荡荡的铺子里一览无余。它衰落的征兆很早就显露出来了，薄砖墙正在慢慢地倾斜，人们不得不用许多铁铆钉和竹筒来加固它，墙里的填土也在悄悄地往下掉，就像一个老人身上的皮糠。具体地说，它的衰落是在一九八二年。这一年，瘸腿的裁缝铺主任到县城学电机修理去了，他认为修理比一针一线给别人缝衣强。另外两个能干的师傅也远走高飞了，离开这个衰落的小镇，一去不返。后来，铺子雇请了一个业务员，跟随姓肖的裁缝山南海北地联系来料加工业务。当这个业务员能独当一面之后，他携着铺子里借贷来的两万元巨款，跑得无影无踪，杳无音信，有传说他已经越境，去了香港。

银行来封了铺子，清点财产，这些干了一辈子裁缝的匠人们，一个个脸露哀伤之色，收拾着自己的剪刀、皮尺和缝纫机，含着老泪离开了它。他们从后门走出去，挽着那种沾满机油的裁缝提篮，勾着腰，互相道别之后向各自的家里走去。门被关上了，骤然间听到了一阵急雨似的麻雀叫声。

空旷的铺子作了银行的抵押，父亲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老人。父亲衰老了，后来来到县城儿女们工作的地方，独自租了一间蓄洪屋，把他的缝纫摊摆在街头，在一家副食商店的墙后面，穿着臃肿的衣裳（怕街口的风），支起一块小裁板，踩着那辆嘎嘎作响的老式“飞人牌”缝纫机，专门承接老人的皮袄和小孩的衣服。他的手僵硬，眼力不如从前，做出的衣物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让那些陌生的顾客们数落。他分辩着，解释着，但是别人听不懂他的江西话。等他明白再也不能上机了，才听了儿女们的劝阻，从此放下他的剪刀和皮尺，永远告别了他的手艺，告别了他的裁缝生涯。那辆缝纫机生锈了，他也不再去擦它，我们说把它当废铁卖了，他又坚决不肯。我们想，就让它留着吧，父亲能看到它，或许是个安慰，它毕竟耗去了父亲几十年的生命，毕竟靠它喂养了两代人。

那个裁缝铺呢？卖掉之后，除去还银行的贷款，落到父亲的名下，是四百八十元钱。四百八十元钱，只是一笔账，没有活钱支付。我的在广西前线当兵的弟弟，回来给他奔丧时，才找到了理由去小镇领取这笔款子。父亲为这个裁缝铺干了三十多年，到头来，这四百八十元的欠款，还不能为他办一个简朴的丧事。一个老裁缝，一辈子，就是这四百八十元钱。

裁缝铺的确曾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地方，它是年成的晴雨表，是炫耀丰收的地方（农民有钱才做新衣），是小镇时尚的发布场所，是岁月岁岁更新的标志——当人们穿上新衣，就预示着旧年走了，新年到了。裁缝铺最鼎盛时有几十个工人，分工明确，裁工是裁工，缝工是缝工，钉扣子绞扣眼的是专人，做皮袄的是做皮袄的，做散工的是做散工的。有一阵子，人员激增，原因是社里要培养后备人才，招了一大批学徒，每个师傅带五六个徒弟。我们家曾经挤满了男女徒弟，徒弟们什么活都干，有为我们做饭的，有挑水的，还有为我姐带小孩、洗尿布的。这不过是裁缝铺的回光返照，没几天，徒弟们就无影无踪了，因为裁缝铺倒闭了。

榨 坊

榨坊是一个弥漫着香风迷雾的地方。在我们小镇，榨坊的香味一直是我们童年记忆中欢乐的源头。

榨坊在武侯祠的堤下不远，武侯祠是一个地名，它已没有祠了。这武侯祠是我们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榨坊也就成了路上必观的一景。

榨工在我们那儿不叫榨工，叫榨匠。可见榨油是一门从小就学的技术活儿。同是芝麻，同是菜籽与棉籽，你榨得出油，别人不见得就榨得出油，况且还有出油的多少。但一个榨坊只有一个不干活专拿主意的甩手榨师傅，其他人还得从打榨的繁重活路学起，以求以后成榨师傅，被人请到别的榨坊去，供吃供喝，当甩手掌柜。

榨坊的榨筒是最有讲究的，也是一个榨坊让人信服的根本。黄金口小镇的榨坊里，我见过安装有好几根榨筒。榨筒是一根整木，少说直径得有一米，还得把里面凿空以放榨箍，榨箍里才是榨油的原料。榨干了油，松开榨箍，原料就成了肥田或给牲畜吃的油饼，铁一样的坚硬——这都是撞榨的结果，可见榨工要使多大的力了。

至少一米直径的大木来自哪儿呢？大多来自神农架。长成一根这样的榨木，怕至少上千年吧，而全县、全省、全国有多少这样的榨坊呢？怪不得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都被砍伐了。

榨油至少有四道工序：筛料、炒料、装榨、撞榨。筛料就是把乡亲换油送来的原料芝麻、菜籽什么的筛干净，大筛吊在梁上，两人三人均可筛。筛料的人唱的是：

“头筛灰哟，二筛渣，

筛两筛，留底下哟，

筛子上面的留下整哟，

整合规格再用它哟……”

这筛料活自是最轻的，歌也唱得婉约。接下来就是炒料。炒料是男人的活，若是在冬天还好，如在夏天，整个人炒得水淋淋的。料分生料与熟料，放在两个扳桶里（扳谷的那种）。若是芝麻，炒出的香味就醉人了，谁闻见了都会垂涎三尺。芝麻的香味是无可抗拒的，我们必须被蛊惑，必须走近它，看那些炒匠挥动巨铲（有的干脆是洋锹）。我们走近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欣赏炒工的劳动表演，看他们的汗水流得多么美妙，走近只为能抓到一把香芝麻。这种时候并不是很多，要么是炒工撵我们，要么是守榨坊的老倌子跟在我们后边喝斥。但机会总是有的，有的炒工是下学的小学生（这些小学生年纪一般都在十多岁），平常都熟识，不仅不撵我们，还抓了芝麻往我们兜里塞呢。当然啰，主要还是亲自动手抓，往往只能抓上一把两把放进荷包里，匆匆离去，在无人的路上，掏出来大嚼。炒熟的芝麻又香又脆，吃得满口流油，而衣兜也会油津津的；生芝麻则有腥味，但口感也还不错。

到了榨香油的日子，小镇四处飘散着芝麻的香味，使人如入幻境。炒工们也有他们的号子：

“筛下的原料装锅里哟，

文火烤焙来处理，

烤干焙焦装上榨哟，

榨箍一紧油直滴……”

接着就是装榨，这便是由榨师傅指挥的技术活了。榨匠们手脚麻利地在榨箍与榨箍间垫上稻草，然后一层一层地装炒熟的芝麻（菜籽、棉籽），然后上榨，然后便开始撞榨。

榨杆对击榨筒是要求极其准确的，如果你没看见过榨油，我告诉你撞榨跟和尚撞钟的姿势与原理一模一样。只不过和尚撞钟平和、缓慢，而榨匠撞榨虽也缓慢，但凶猛。不凶猛狠厉哪能榨出油来！

撞杆也是大木，长约一丈有余，握撞杆的三五人，大家把撞杆拖得远远的，然后用力跑着向前撞击，榨箍一点点往里缩，油就一点点地流出来。撞得不好，撞歪了，榨箍要散不说，还出不了油。

撞榨不紧不慢，日夜不停。榨油号子也就一步步移动，一声声喊起：

“手握撞杆一丈八哟，

双手使劲把油榨哟，

一撞榨箍三尺三呀，

看着看着油滴下。

哟——喂——哟——喂——

榨呀榨，榨呀榨，

伊儿哟，

我为乡里（亲）把油榨……”

不过更多的时候喊的榨号子是简单的，没那么多词儿：“哎——（拖杆）,——嘿！（撞榨）”就这么简单。

每天晚上，在浓浓的香味里，小镇就笼罩在这有力、沉缓、执拗的榨号子声中。那是个彻夜不眠的地方，像泉水一样沁出香油的地方，在远离故乡的人们怀想的深宵里，榨坊的号子永远是折磨他们的乡愁。

诊 所

诊所在小镇益阳街的两边。南边是中医，北边是西医及住院部。这自然是最初的格局，后来，南边的中医不知怎么也搬到北边来了。

南边的中医是老房子，青砖黑瓦封斗墙，庭院深深。把脉的姓陈，是我家的一个远亲，是陈婆子——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性——的爷爷。每年春节我们都要给陈婆子的爷爷拜年，走上台阶，走近那走廊似的堂屋，两边是诊脉处、配药处，然后再进天井，再上台阶，走进去，陈婆子的爷爷就坐在光线深晦的地方，在一把太师椅里。我们叩过头后，他就会给我们压岁钱——我们叫牙酥钱。拜年有儿歌唱：“拜年拜年，腿子上前，不要沙豌豆，只要牙酥钱。”

配药的是陈婆子爷爷的一个侄子，陈婆子的表叔，我们也叫什么叔的。一个老实人，平时不声不响，可切起药来，碾起药来，杵起药来，却是极卖力的。配药处的药屉也是我们常见的格局，一排排与天齐的柜子，小屉儿，屉子上贴有药名：当归党参白术黄芪红花乳香没药牡蛎天麻石决明等等等等。那么多药屉，我寻思这位什么叔是怎么能记住的，提溜个戥子秤，对着药单，马上就能找到放药处，抓起一把来丢进秤盘，似乎总是不多不少，然后依次放入三张大纸中，为三副药。大纸是草纸。逢上要杵的药，就放入那铁臼中，用杵极有节奏地杵碎，大约也就是三七田七、杏仁桃仁什么的吧。后来我知道那药屉是极有规律地摆放的，补益药是补益药，什么人参党参黄芪大枣、当归熟地、麦冬龟板、肉桂杜仲、紫河车肉苁蓉等等在一块；祛风固涩药在一块，什么独活羌活、木瓜牛膝、山茱萸桑螵蛸等等；安静镇惊药在一块，利水泻下药在一块，理血理气药在一块，清热解表药在一块，止咳化痰药在一块。而这些在一块的药又分为君臣使佐，等级分明，你学会了中医，就知道了一张药方的配伍，并能迅速找到药屉。但后来我也见到过另外的放药方式，比如将参放一块，丹参红参党参人参之类；将仁放一块，桃仁杏仁麻仁柏子仁薏以仁之类；子又是一块，车前子鸦胆子五倍子五味子使君子苍耳子之类，这样也似乎较科学。

中医门口的石阶上甚至门口大街上，每天都用簸箕摊晒许多切好的药，最多的是桔梗、半夏、桃仁、天门冬、麦门冬、党参、玄参等，这些药是收购农民的。我们那时候镇上的小孩也卖药给诊所，主要是桃仁和蝉蜕。桃仁是捡街上别人吃了的桃核，回来洗了用锤子敲开，晒干后便能卖了。蝉蜕是去树上抓，甚至挖洞。这大约是五月间，蝉就出来了，在树上蜕壳。树林里的一些小洞，用铲挖开，也有蝉蜕。蝉在地下常常要生活几年时间，然后蜕壳才成为知了，四五十天后就死去了。

陈婆子的哥哥和陈婆子都跟她的表叔学切药、碾药、杵药，这大约是想跟他们的爷爷学医而必须先掌握的一些本领，过去中医的带徒程序便是如此。这叔侄几人常常用那种宽大的铡刀切药，也常常坐在高凳上碾药。碾药不用手，用脚，陈婆子的叔叔碾药不是坐着的，是站着碾。那碾子长，人站在两边，一来一去划动很大的弧，那碾子在碾槽的两头恰到好处地运动，如果用力过大，碾子就会飞出碾槽，那就要人仰马翻了，不过这种情况从没出现过。看碾药真是一种享受，简直是在看悬崖上跑马。还有小一些的碾子，那是碾小批量的药，这碾子我妈经常借来，碾辣椒做酱。一般人是借不到药铺的碾子的，因为我们有远亲关系。借来的碾子必须洗去药末，碾过辣椒后又要洗刷干净，不然与药混了，药性也变了。

陈婆子的爷爷和她的表叔配制了一种在当地很有名的狗皮膏药，主要是消肿软坚、提毒生肌的。煮一锅药膏，然后将纸裁成一堆小片，用竹片搅点药膏，在纸片上一旋，就是个黑圆，像日本太阳旗，这就是狗皮膏。我小时在夏天长了满头的脓疱，一边头大，一边头小，就是这种狗皮膏药贴好的。此药还可贴“暴耳风”，就是痄腮。这狗皮膏药无外乎就是乳香、没药、牛膝、蟾酥（就是癞蛤蟆浆）之类，加上铅丹毒药调剂而成。至于有哪些祖传配伍与炮制，外人就不得而知了。这“陈氏狗皮膏”在黄金口诊所是名牌产品，销量很大。

后来陈婆子的爷爷死了，是在屋后蹲茅坑被蜈蚣咬了下身死的，一说是中风，一说是中毒。反正从那以后我们就无法拜年，也没有了“牙酥钱”，而中药铺也就从南边搬到西医这边来了。

西医门诊是穿架子瓦屋，住院部和医生宿舍、厨房刚开始是草屋，后来是瓦屋，再后来扩大了，把我家的房子也圈了进去，我家搬到县城后，两间带一偏厦的房子就卖给了诊所，成了他们的妇产科。

西医这边比较复杂，有医术很好，有医术不好的；有医德很好，有医德不好的。

晚上出诊，是西医医生必须有的医德，因西医与我家只几步远，总是半夜听见有人喊医生出诊的拍门声，急切而宏大。而这时，医生总会起来，不说二话地背上药箱跟来人而去。我记得外婆晚年患上了头疼病，总是半夜疼得死去活来，而这时母亲就要去唤医生。医生百唤百到，半夜三更进屋来，给外婆药吃，打针，然后又默默走了。这还算是近的病人，若是在乡下，几里甚至十几里地，医生们完全步行（没自行车），风雨无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仅克服半夜袭来的瞌睡就够受了。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医生是人世间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尤其是过去小镇的医生。譬如我父亲第一次中风的时候，马上唤来了医生——是个女的，姓黄，一针打下去，父亲就醒过来了。我父亲那时昏迷后已开始打鼾（中风打鼾是死亡的前兆），因为抢救及时，第二天全好了，一点后遗症也没留下。

诊所的住院部虽小，虽简陋，也住满了病人，外科手术可以进行阑尾切除，割个包皮什么的也不在话下。

诊所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半夜三更从远处乡下抬来的急诊病人，连对河玉湖公社的也有。这些病人都是用担架抬来的，一般是将躺椅绑成滑竿的样子。乡下人看病，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上医院的，半夜抬来的人大多是垂死者，另一部分就是喝农药的、难产的、产后大出血的。而这些人抬来，十有八九走上了不归路，主要是耽误太久，或路途遥远，一路颠簸；或诊所条件有限，医生医术一般，更不可能有血浆输给病人。诊所不时传来哭声，那惨痛的哭声真使人不明白这世上的真谛。常常，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在诊所门口的大街上，疯狂地哭喊着，用头撞击着斑剥的老墙，那是他的妻子死了，且是年轻的妻子，不是难产，便是大出血。

诊所除了赐给我们这些之外，还有就是能找医生要到一个注射器，用来当水枪使用；还能要到一个空药盒，那些药盒子就成了我们装笔的文具盒，其他同学见了会羡慕得要死。这些药盒子大一点便可用来养蚕、养鸟。有一次，我用一个大药盒孵几个在荆篱上捡来的鸟蛋，盖上棉絮，以为多少天后就会出现几只鸟来的，结果多少天以后我打开药盒，一股臭味冲出来，原来蛋都黑臭了。

陶大宝与剃头铺

有人说陶大宝是喝洗脸水长大的，头脑比较呆板，所以没读几年书便跟他父亲学了剃头。陶大宝给人很稳沉的样子，说话不紧不慢，很健谈，但准确的说法应是饶舌。他懂各种发式，不会把人剃（刮）得鲜血直冒。找陶大宝剃头，十有八九会剃成尿罐盖，我在他手上剃过之后回家，我大姐见了总会把我牵回剃头铺，责令陶大宝对我“再加工”。我的头型本来先天不足，后脑勺外突，就算是去武汉高级理发店也剪不出个样子来，加上陶大宝手艺的确很孬，对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

其实陶大宝剃头并不毛糙，也不赶工，倒是很认真很细致，剃一个头少说一个小时。我们在童年和少年时剃头就开始刮脸刮耳朵、掏耳屎剪鼻毛松肩膀，大人能享受的我们全都能享受，但剪好的头总是看不顺眼，不知何故。

陶大宝饶舌，让他剃头，就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奇闻异事、新闻旧事，黄金口镇上发生的事在他那儿汇总，又流向四面八方，这就好比他是小镇的一张报纸，一个广播站，一个信息发布中心。我记得他说的也就是某某偷人某某打架某村里生了个没屁眼的孩子某猪生了头小象（长鼻子猪）。另外就是关于钓鱼、游泳、同龄人中的琐事。在陶大宝的椅子上躺下来刮脸掏耳屎，一般是会进入梦乡的，他的声音有催眠效果，虽持续不断，中途也有停顿，俨然如一只蜜蜂在耳畔嗡嗡。一觉醒来，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了，他把那躺椅往上一扳，肩膀一拍几揉，年长些的还给你猛扭两下脖子，颈椎发出清脆的响声，你担心骨头会扭断，其实并不会，扭过之后人就特别轻松了，尤其是头，过去是头，现在是一团棉花，飘飘然。于是付钱，飘飘然走出去，变了一个人，焕然一新，小镇也变了，生活也变了，就是这种感觉。

还没有说刮脸与掏耳屎。刮脸是除了眉毛不刮外，每一寸地方都刮。锋利的刀垂直而下是杀人，掌握好了角度，刮在脸上就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享受。在我看来，刮鼻子两边和耳朵特别有快感，一种干硬的被刮削得一干二净的快感。刮耳朵将耳廓外一一刮净，还刮耳窝内能刮到的地方。刮耳时陶大宝（以及陶大宝的父亲）将耳揪着刮，揪得并不疼，一个耳朵如刮上三五分钟，全身舒坦，现在才得知，耳朵上穴位最多，刮了耳朵，也就等于给你按摩了一大堆穴位。

掏耳屎则更显技巧，掏耳屎的工具自我离开黄金口小镇后，走遍世界，再也没有见着。这些工具装在一个竹筒子里，少说有十几种，铜质，有掏的、刮的、刷的，像陶大宝这样的人，你也不必担心他掏坏了你耳膜，因为是经过了长时期的严格训练。掏耳朵所占剃头的时间为三分之一，可见师傅的重视了。掏耳的快感同样十分汹涌，在乡下生活比较脏，小镇上灰尘也多，那时候人也少洗澡，因此污物不少。陶大宝掏出来的大块耳屎，有时还会给你看，就像外科医生割了你的东西会端出给你看一样，表明掏耳的必要性。那么多工具的作用我现在不能一一说清，但对于掏耳的心得与经验，民间师傅研究尤深，十分了得。掏了，刮了，捅了，刷了，双耳好像打通了一般，该听的、不该听的流言蜚语、粗言秽语、乌七八糟各种入了耳的噪音，似乎全被掏空了，人如何不神清气爽，万象更新。掏耳简直是一次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治疗，一次精神世界的大清扫，快哉快哉！加上松了筋骨与颈椎，人改变了模样，精、气、神都回到了体内，至于头型剃得怎么样，实在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事。现在城市里剃头（他们叫剪头），讲究的是形式，也就是发式，却失去了小镇理发的那种实际效果、那种精髓、那种百骨皆酥的快感，真是一大损失。

至于剃头铺的陈设，就很简单了，洗脸是千人共用的毛巾，脸盆也是，脸盆架、荡刀片、机械推剪、剃刀。但是，机械推剪的咔嚓声却是催眠最好的声音，在剃头铺昏昏大睡的人进入梦乡，有它一份功劳。

剃头铺并非只有剃头的人才进去，往往不剃头的人占多数，这些人就是去与陶大宝切磋新闻和比赛饶舌的。

陶大宝因为脑子不好使，一直没有找到老婆。

就在我们全家下放的前夕，剃头铺却搬到缝纫社来了，左边是剃头椅，右边是缝纫机，没有隔墙。但因为我们全家下放，是有缝纫社的某些人从中做了手脚，我父母发誓再不踏进缝纫社一步，也要我们如此，因而剃头就没了地方，从此与陶大宝的“尿罐盖”手艺悄悄告别了，也听不到他饶舌了，只好跑到至少两里路外的老场一剃头匠家里去剃。那剃头匠问过我为何舍近求远，我总是答不出。

另外必须提到的是：黄金口剃头铺的师傅中至少有三个能治“落枕”。睡落了枕，头转不了筋，僵疼，到了师傅那里，出奇不意地将你的头左扳一下，右扳一下，再“咯”一下，嗬，不疼了，落枕好了，能转筋了。在黄金口，落枕之后不上诊所，上剃头铺，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还有一点须记，剃头师傅我们那儿叫待诏师傅，这是一种古称。

陈大汉子和叶凤兰

黄金口的脚行不少，这个湘鄂边的水码头，曾是千帆林立，脚行应运而生。脚行就是挑脚，挑“八根系”的。有一年，陈大汉子所在脚行挑一溜绸布到沙市去，沿堤脚走旱路，在一个叫里甲口的地方被土匪劫了。因有绸布老板压货，那损失也就与脚行和脚夫无关了。在这次被劫的行程中，我想陈大汉子肯定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反抗呢，还是不反抗？

陈大汉子人高马大，是个有血性的人，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是个躲避追杀的中共地下党员。

陈大汉子，真名陈道力，荆门县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一年地下党里出了叛徒，几乎在一个晚上便差不多被一网打尽。陈大汉子捡了一条命，是有人给他报了信，便连夜逃离了荆门，一路来到黄金口这边地小镇，隐蔽了起来，仗着一身的力气挑起了“八根系”。

陈大汉子逃离时没忘了将一个地主家的少妇叶凤兰带上，这一次行动，既是逃亡，也是私奔。那时他在叶凤兰家打长工，于是与女主人好上了。这叶凤兰有一双儿女，但为了爱，抛夫弃子，跟上了这个中共地下党员，甘愿冒着被杀头的危险。

当年的黄金口水码头，估计有许多此类躲难的人。在黄金口住下后，这一对事实上的夫妻再没有生育。他们想抱一个小孩，来为自己养老送终。而促使他们产生这一想法的，还是叶凤兰知道老家的一双儿女都先后夭折了。这期间恰好张家香铺的男女主人都死了，遗下个小女孩嗷嗷待哺。小女孩上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们给人帮工，两个姐姐也做了童养媳以混口饭吃，独这小女孩将要饿毙，陈大汉子和叶凤兰便将她过继过来，成了陈家的女儿。

这抱养的孩子就是我的母亲。我以后姓了陈。如我真要跟母亲姓，也应姓张。我父亲姓罗，但最后我姓了陈，我的孩子也姓了陈，我与陈姓没任何血缘关系。

这个组建的家庭是个奇特的家庭，我的父亲来自江西余干县，我的母亲是江陵郝穴人，出生地在公安黄金口，而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却是说一口山里话的荆门县人。

黄金口解放时，我的外祖父陈大汉子是第一个跑老远去迎接解放军的人，其他人都还不敢出这个头，怕国民党秋后来算他们的账。

陈大汉子就要公布自己的身份了，他的党胜利了，他正准备回荆门去找过去的同志，以便恢复组织关系，没想到一解放，他便因病去世了。

我的外祖母叶凤兰是一个粗通文墨的人，我从小与她同睡一床，为她焐脚，这也表明她是最喜欢我的。我小时经常尿床，可她并不打我——她从未打过我，倒是时常把我母亲给她的钱再悄悄给我去买糖买锅盔和油条吃。外祖母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因出身地主家，小时肯定读过私塾。可外祖母在黄金口，是以一个有点巫婆味道的老太婆形象出现的。

镇上和周围乡下的一些少妇生了孩子，催不出奶来，什么发奶的食品和药物都用过了，无效后便来找叶妈我外祖母，外祖母让她们坐定后，便开始磨墨，墨必须是香墨，在砚台里磨得酽酽的，加了什么中药，拿出毛笔调好，然后让少妇捋起衣服来，便用毛笔在少妇的奶头周围写符。几下“符”就涂黑了，谁都不知道那毛笔写的什么字。反正外祖母就在少妇的两个奶头上反反复复地写画，约摸一个小时，总算完了。等墨汁干后，让少妇放下衣服，不许将墨汁擦去，然后说，明后天就出奶。往往，少妇们在回去后便奶如泉涌，不可遏止，然后，少妇和家人就会提了鸡蛋来谢外祖母。

有给外祖母钱的，外祖母却从不收钱，因为她不以此为生，完全是一种助人的热心快肠。

我想这种巫术看起来很神秘，其实也很容易解释，墨有它的化学性质，起到了部分作用，毛笔反复画，产生了持续的摩擦，奶水便出来了。当然，也不排除心理暗示作用，为因焦急而不易出奶的少妇解除心理紧张，因情绪平和引起了一系列生理反应。

黄金口的巫术简直太多了，外祖母的这套伎俩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比如河边有个女人会经常死去，说是到阎王爷那边述职去了，一般是三天三夜睡着不吃不喝，之后，醒过来，便能讲她在“那边”（阴间）看到的一些事情，这就是“过阴”；有专门请筷子神、筲箕神的女人；我还看到一个女人专门用癞蛤蟆给人治病，她家里养着许多癞蛤蟆，有人来了，哪儿不舒服，便提一只癞蛤蟆剖开，连血带肚贴在那人身上，那人便好了；还有给人算命的、挑疳的、挑羊毛疔的。全是些中年或者老年妇女，她们总是神力无边。

外祖母在她的晚年赶上了一些非正常年月、饥饿年月，但她的非血亲子孙待她都很好，有饭先让她吃，还没少零花钱。“文革”时，要“破四旧”，她捋下一支玉镯，那自是上好的玉镯，要从手上捋下来，可不是易事，几个人帮忙，打了肥皂，半天才从手腕里脱出来，然后交给了造反派。外祖母晚年患上了头疼病，总是夜半发作，疼得死去活来，吃过头疼粉就好了，不过好不了多大一会，又疼，又得吃药。晚年的外祖母吃有吗啡的头疼粉上了瘾，为此，耗去了许多钱财。她另外一个毛病就是下巴爱脱臼，估计下颌骨关节已经松弛，只要打哈欠，下巴就脱了，然后就得用火钳把它夹着接上去。

后来外祖母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几个月之后便死去了，这样的死是十分痛苦的。死后她安葬在堤外我外祖父陈大汉子的坟旁，我和我的弟弟骑了棺——骑棺的男孩越多，越表明死者的子孙繁盛，是死者最后的荣耀。她把没有取下的另一支玉镯带走了，她也便和那位荆门县来的地下党——她与之私奔的男人一起长眠在了异乡。

多年以后，当我们全家离开了因水运凋敝的黄金口小镇，外祖父母的坟都荒芜坍塌了，外祖母的坟圈进了别人的菜园，坟头长出了一棵不知名的野树，十分粗大。但是每年春节我从武汉回公安，总要到黄金口去看看，在外祖母坟头大树下，烧一堆纸，放一挂鞭。

多年以后，我想寻寻这位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外祖父的亲人，在省报上发了一则广告，但没有消息。我既姓了陈，后代也将姓陈，我就得寻陈氏家谱，以便知道我的后代将以什么谱派传下去。有一次，我从挂职的神农架回来，路过当阳与荆门交界处时，送我的车被荆门的公路稽查人员拦下来了，因那车是政府某人亲戚的私车，未交养路费，就得扣下来，到很远的市区去，还得至少待一夜。当时是寒冬，人肯定受不了，就认罚，起价便是三百元，我就给拦车人解释，说我是省里的人，到神农架挂职，送我回汉去的，本人又有高血压，能否放行，或少罚一点。一个稽查看了我的身份证，突然喊另一个稽查道：“陈应龙，这里有你一个兄弟。”另一个坐在车里的稽查就接过我的身份证看了，脸上由铁面变成了绸缎面，问我道：“你上面是什么派？”我说是学字派。“学字上面呢？”我说是道字派。“那你下面就是忠字派了。”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叫陈应龙，我说那我们还是族亲哪，我老家就是荆门人，我祖父是荆门最早的地下党。我之所以说是祖父而不是外祖父，是按常理说的，没谁跟外祖父姓。那陈应龙就把身份证给了我，手一挥，要我们走。我还想问问他一些事的，因罚款的车太多，我插不上嘴了，只好谢了他便走了。那一次，我错过了一个了解荆门陈姓的机会。后来，我终于在荆门弄到了我们那个陈家祠堂的族谱，自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