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路过老师大,穿过校园,看到几个穿校服的孩子,个头与儿子相近,不觉心里难过。别的同龄孩子还在父母身边,每天放学回家,他已去外地上学。同时觉得自己未免善感,不该如此,匆匆出校园。”

二○二一年初秋日记中的一段。儿子乎乎十五岁去沪读书,开始住校生活。中考后的决定有些突然,之前从没想过他这么早离家。也因突然,有些猝不及防,及至他走,仍未恍过神来。家里一下空荡,以前他在家时,我总抱怨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要忙着对付他。能不出的差尽量不出,能推的活动尽量推,有时去下健身房,一下课便以冲刺速度往回赶……这些,都不需要了。上紧发条的时间骤然陷入停顿。家里没有个孩子在等着,不需要看班群。

时间大块地空了出来,空得有些刺目,空得如梦魇的午后,空得让我与自己的相处无所适从。

他十五岁了,是个大孩子了,会照顾好自己。你当年不也这年纪离家住校了吗?

是啊,就因为当年这年纪离家,遭遇了各种不适与困惑,甚至别扭痛苦,所以才担心他。

那是你,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过得比在家更自由开心?

我还担心他的贪玩,手机放开,能管好自己吗?

与其担心,不如相信。有时父母最担心孩子的事情往往会成真,因为你的不信任一直在向孩子投射。

我知道,可……

类似对话,不停发生在我与乎爸,以及我与我之间。

最初的本能的情绪——担心、难过、不安之后,我逐渐地冷静一点。

我看到“分离”带来的负效应,看到自我消失的逼近,也突然意识到,“分离”像死亡一样,原来是需要学习与面对的。

注视这“分离”,我看到过去的岁月里,与孩子的高度连结,也是这个时代许多家庭的模式:操心(焦虑)的母亲加忙碌(缺席)的父亲。法国作家班博说,“要养育,要教育。要去广场公园玩,要采购,要做菜。所有这一切,没有人会去感谢你。年轻的母亲和隐形关联。因为和隐形相关,她们变得无处可见。无所不能,无所能。”

某个阶段,最能看见“无所不能”母亲的是孩子,孩子和母亲形成一个内部闭环的世界。当孩子成长、离去,缺失感到来,将母亲吞噬。孩子,是母亲的重要依附。与其说,孩子需要母亲,不如说,母亲需要孩子对她的需要。

儿子去沪后的第二个月,我旧疾复发住院,或许与情绪有关。出院后,因为不便爬楼,我们迁去了一套有电梯的房子。那套市区老房,原本是借住父母的。老房完成了使命,越来越荒疏。我隔三差五地从老房带些物件去新居,伤感忍不住围袭,房里熟悉的气息,使昔日浮现,蒙灰的物品宣告一段时光的封印。

在这套老房里,一个孩子成长,从童年走向他的青春。我们老去,去向离得不远的暮年。

丰子恺先生说,“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是的,在儿子离家前,我沉浸在“恒久”的错觉中,在夹杂着一个孩子带来的忙乱里无暇想太多。

在充塞着太多回忆的老房,房间被荒置的阴凉中,我看到自我伤感的荒谬。时光必然前行,无法回溯。不可能像古巴小说家卡彭铁尔的小说《回返根源的旅程》那样,一个男人在倒叙中后退,退回到中年、青年、童年、婴孩,一直回溯到母体内。那就像要求飞禽变回雀蛋、毛毡变回草原上的羊群、桌椅变回树木一样荒谬。

路,没有返程。

“我们将他养育至其自身的最高处,我们注视其间所有的发生”,这个“最高处”便是孩子某天脱离父母的时刻。

对父母来说的分离,对孩子可能是逃离。逃离管束,去向自由。而父母,只需承认他是他自己,除了肉身曾是你的一部分,他已与你无涉。

许多悲剧因不承认他是他而起。曾在母胎里的事实会让父母觉得孩子不仅是身体,他的精神也永远是自己意志的一部分。因为曾生养他,不接受分离,即便他在地理上与你拉开距离,父母仍然放不下操控的心。

读到写罗兰·巴特与母亲的一则随笔。一九七七年十月,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的母亲在经历疾病折磨之后辞世。母亲的故去,使巴特陷入极度悲痛之中。他甚至想到过自杀。

从母亲逝去的翌日,他开始写《哀痛日记》,历时近两年。母亲的形象没有随着写作而淡化,反而愈加清晰,悲痛也如此,“我剩下来的生活,一直到死,一定都是坏得无法形容”。

随笔的作者感叹,巴特母亲用一生守护着儿子,“她不但是巴特的生活缔造者,而且是巴特的灵魂的养育者和庇护者”。

但,突然觉得有哪里不对。在这段因儿子离开而自我审视的日子里,我对“母爱”或说过度的母爱有了审视与警惕。能否说,至少在“分离教育”方面,巴特的母亲并不成功?而这是亲子关系中重要的一环。

“他制造假象,复制过去,他不能接受与母亲分离的事实。”从某种意义上,巴特在情感上还是个孩子,对母亲的极度依赖使他像个尚在哺乳期的婴儿,他无法独自面对一件原本正常不过的事:任何人都必须面对生老病死。

我的一位报社旧同事曾采访过一位经商男子,男子母亲去世后,他每夜去母亲的墓前待上几个钟头,他怕母亲孤独。几个月后,他扔下妻儿,在家中自缢。

是不是因为俗世生活里的其他痛苦?我问旧同事。他说,据他了解,应没有,主要是不能接受母亲的离去,父亲去世早,他和母亲感情一直很好。

这样的“孝”让人不知说什么,就像巴特对母亲之死的痛苦。

不止是巴特,搜下文学史上的作家们——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马塞尔,对母亲怀有依依不舍的深情:他很娇惯,临睡前一定要妈妈来吻他,向他道晚安,给他读乔治·桑的小说《弃儿弗朗索瓦》。这正是普鲁斯特本人的真实写照。一九○五年九月,普鲁斯特因母亲去世而深受刺激,住了六个星期的医院,他觉得自己“不再拥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之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失眠日益严重,以至于为了隔绝噪音,不得不把卧室墙壁加上了软木贴面。

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被定义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天才,拥有大批拥趸。他母亲是一名极端虔诚的信徒,从小就给拉斯金灌输宗教思想,希望他以后能进入教会。拉斯金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后,母亲在附近寄宿,她雄心勃勃地希望他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以致使他的大学时光生趣全无。拉斯金二十九岁的时候,依从母亲的愿望,与一个女孩结婚。但这女孩却一直爱慕着另一位画家,两人的婚姻只持续六年便结束了。

拉斯金在回忆童年时期时写道:“没什么是我可以去爱的。”

“她对拉斯金的‘爱’,让母亲(MOTHER)这个词变成了窒息(SMOTHER)”。

爱—窒息,这对词也常会混淆。包装成爱的窒息,像伪装成植物的蛇,有看去和爱一样的表征,内里却是越缠越紧,令人透不过气的扼杀。

亲密是人类的基本需求,而亲密一旦逾界,会从一条温柔缎带变作绳索。

健身房的俞姐说,她有四年多没见到在美国求学的儿子了。四年中,儿子从美东到美西读研,谈了恋爱。这些变化她都是通过和他电话,还有他的朋友圈了解的。

孩子总归要长大离开的,她说。让她难过与遗憾的是,母亲疫中因病离世,儿子没能见到把他带大的外婆最后一面,在视频那头失声哭泣。

另一位欧阳姐,女儿在香港工作,女儿希望她过去帮忙带孩子。欧阳姐说,我不去,我在这儿有自己的生活,去人生地不熟的香港,我只能当女儿家的保姆。

换了我,一定会去吧?孩子需要我,我多半会放下一切,听从他的召唤。

她们为什么可以接受分离?

在心理学上,分离焦虑往往和不安全感有关。童年时,父亲在“空八军”服役,大概每两三个月有一次探亲假。我并不希望他回来,甚至害怕。每次他将回的消息都使我忧心仲仲。他逼我背乘法口诀表,因母亲的告状而毫不留情地惩罚我——像是弥补他因为不在家对妻子的亏欠。

一个孩子能犯什么天大的错呢?不听话又能顽劣到哪儿去?大抵功课不够好,放学没按时回家,在父母眼中,这些全是应当惩罚的过失。

父母分离带来的后果就是母亲因劳累积攒的怨气,还有父亲对我们加倍的严厉。

小学的寒暑假,父母常让我和姐姐回浙中老家。父亲把我们送上车,由在老家铁路工作的二姑父来接。总是深夜到达,父亲事先告知姑父我们的到站时间。黑黢黢的站台上,旅客快走光了,我和姐姐守着行李等待。姑父也许有事耽搁,也许他一直是那么漫不经心。

在远离家的站台上,我们像两只战战兢兢的小鸟。因为与家的分离,因为等待的惶恐,那一刻,我们原谅了平素急躁的父母。

再后来,从小庇护我的外公去世,这位慈祥的老人即使生活清苦,承担着一大家子的重负,也毫不吝惜地让我挑自己喜欢的玩具。他离开那年我十岁,寒冷的冬天,目送他的灵车拐过小街,我头顶的天空缺掉一大块,余下的那块布满阴雨。

不论哪种形式的分离,都是件糟糕事,这是成长中各种“分离”告诉我的。

那些分离带来的不快记忆使我惧怕分离,它制造了截断、静滞与孤独。

成年后,我看各种心理微博和书籍:

“分离的痛苦常常是因为它唤起了一个人心底深处曾被彻底剥夺,但不允许再被剥夺一次的东西。”

“对那些有过分离创伤的人来讲,分离不仅仅是接受一个事实,更重要的是安抚那颗衔接了过去痛苦经验的破碎心灵。”

有次看本书,作者是位女性,丈夫去世时孩子还很小,她不想把伤心带给孩子。她告诉孩子,爸爸去了忽星球,但一直会守望着他,如果他想爸爸,可以和爸爸说话,爸爸能收到。

“爸爸,我很想你,现在我和妈妈要准备睡觉了。妈妈今天做了我最喜欢的番茄牛腩,她说这也是你最喜欢的菜。妈妈还给我买了一辆新的小汽车,因为我很乖。明天下午,妈妈会接我放学,带我去游泳。爸爸,我会跳水了。爸爸,我在新幼儿园里很开心,我的好朋友叫叮当。爸爸,我很想你……”孩子躺在小床上,最后一句话说完,房间里突然安静了,只能隐约听见窗外风拂过树叶的沙沙声。母亲捏紧了被子,脚趾头都紧紧地抠住了床单,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她在教给孩子如何面对分离,以他这个年龄能接受的方式。

“此时,如果我也由着自己的性子任情绪宣泄,那我们俩一定在抱头痛哭了。长此以往,‘爸爸’这个话题将成为一颗催泪弹。但是,如果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或许一切都将不同。我想,这是一个母亲必须拥有的坚强和勇气。”

她从不对孩子说,“将来你一定要好好爱妈妈啊”“你会一直陪着我吗”“我老了你别丢下妈妈啊”,诸如此类让孩子给出承诺的话。

“正因为我是单亲妈妈,我更不会说这种话。”

她教会孩子面对至亲的离去,那是这个小男孩成长中最重要的功课。

在动物的世界里,幼崽总是早早与父母分离,开始独立生活。比如鸟类,有些雏鸟一长出稚嫩翅膀,就会被鸟妈妈丢出巢穴,迫使它们学会飞翔。

有些还不及成年,便要与父母分离,比如鲑鱼,生下鱼卵后老鱼死去,鱼苗吃着浮游生物,独自从淡水河游向大海,途中它们会遭遇危险,有可能丧生。但这不会改变它们的模式。鲑鱼的生命周期与整条河的生命周期息息相关。

在广阔的自然中,许多动物与父母分离后,再也不见。即使再见,恐怕也是多年以后,不一定能相互认出。

比起动物们,人类的孩子与父母共处时间应当是最长的。真正的分离多在青春期后,如果前期没有建立分离意识,很可能青春期后的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分离,父母与孩子仍是共生状态。

“父母从第一亲密者的角色中退出,让位给孩子的伴侣和他自己的孩子,由当事人变成局外人,最后父母走完人生旅程,彻底退出孩子的生活……而检验一个母亲是否真正具有爱的能力,就看她是否愿意分离,并且在分离后继续爱着。”

心理学家的这段话,精准地击中我。“是否愿意分离”,是考验一个母亲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儿子去沪后我的伤感是否也证明我不算一个合格母亲?

我依赖着孩子对我的依赖。当有一天,他不再依赖时,我失落至极。在这看似不舍的母爱中,难道没有掺杂“共生”的潜意识?

共生,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生物现象,是生物适应环境的一种策略。但移植进人类关系,它往往两败俱伤。它与控制纠葛一处,不分彼此。共生是以爱的名义,却造成事实上的侵犯。

女友说起母亲,一位全身心为儿女操劳的女性,把对儿女的付出奉为人生至高意义,但在这爱中的“共生”倾向令儿女们不无沉重。女友自己成为母亲后,与女儿关系融洽。有一天女儿远去异国,工作定居,有了伴侣——“从女儿有伴侣那刻,感觉她真正地离我远去了”,那阵子她像身体被抽空了一部分,无比失落痛苦。但她走了出来,不再像她的母亲那样,以孩子为全部重心。她写作,学英语,四处旅行,为自己而活。一个不包含孩子的自己。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离别是中国古诗词中的关键词,仅唐代离别诗中出现大量名作,传诵至今。

离别是乡愁,是美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指向的是团聚,是天伦。

人生,往往却聚少离多。

“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古人的离绪,付与明月,付与杯酒,付与一叶孤帆,付与马背上远去的身影。今人的离绪,付与呼啸的高铁,付与气流震颤中的飞机,付与等待回复的微信。

儿子去沪后,微信回复总是很迟,常精炼到一个字“嗯”。

正常!朋友们说,我家的也这样。“嗯”字表明他很忙,表明孩子朋友圈日益扩张,父母退居一隅,要钱时才会想起。他会愈走愈远,直至“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追也追不上,这注定是个分离加速的时代,南来北往的求学、迁徙、移居,都必然带来分离。

离别,这种原本忧伤蚀骨的情感,被现代性的加速以及各种不确定在逐步稀释。古人的离愁别绪已被置换语境——在那个物质与交通都尚不发达的年代,每次别离都承载了忐忑与风险。一个人出门后,唯凭书信联络。书信万一中断,便意味失联。即使如李白这样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爽汉子,也常向友人表达“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的曲婉离情。一国之君李煜面对离别,更是满腔“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惆怅。

当分离已是普遍化与常态化,当无数流动与离别布满大地,无数具身体交错、摩擦的声响加总在一起,赶赴各自命运时,犹如一片强光将远近事物溶解成一片跳荡的虚影。

多年前,齐秦唱过的歌《离家的路》中,昏黄的灯光不停掠过身旁延伸到无穷远处,车以不变的速度把灯与灯之间的空间填补——这一幕,早已是时代常景。站台、机场,人们南上北下,交错擦肩。

或许因为通信联络的便利,见面变得不那么迫切。亲戚孩子在南方,高铁返乡时间不到四钟头,却已有两年多没回过家,因为工作忙,后来因为疫情,与父母的语音、视频替代了见面。还有位朋友,因工作与妻子分居南北,主要联络方式是微信。“没什么,不少住在一屋的夫妻也靠微信联系”,朋友的话,是玩笑也是事实。

“情之所至,一往而深”,这种描述多么古典。事实上,现代社会人与人的黏合度变低,与物——譬如电子载体的黏合度越来越高,手机成为人须臾不离的一部分。

儿子对于手机的依赖无疑远胜对我们的依赖。他正畅享独立后的自由,网络向他打开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一个飞速旋转,充满物与声光电的魔盒。

电影《美丽人生》中犹太父子在集中营的分离,《东京物语》中父母与子女的分离,《泰坦尼克号》中情侣的分离,《死亡诗社》中老师与学生的分离,《忠犬八公》中人与狗的分离……几乎所有优秀电影中都贯穿着分离,各种离别主题的电影仿佛可以拼接成一部跨越时空的大电影。

电影使分离具有了诗性,现实中,这“诗性”却往往是种残酷。

乌克兰,小城哈尔科夫的一位姑娘联系不上在基辅的男友,她焦急地在网上求助,等来的消息却是爱人已参战阵亡。他们原准备几月后结婚。

“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如歌德诗中所说。波浪猛烈处,带来不可测的离散。决定人们命运的,是更强悍与莫测的人类事务。

各种分离,终会在时间里凝固成记忆。

外部传来越来越湍急的波涛声,它拍打沿岸,卷起白浪,我努力从一己分离的漩涡中拔身,儿子成长的时光如影子穿闪而过。稚气的话语,童真的小脸,那些时光有如波纹闪烁的水面,阳光倾泄而来。当儿子进入中学后,时间进入了另种维度,时代列车驶入另条轨道,那被繁荣的物质文明、科学革命与大数据掌控的现代生活,产生了巨大变道。

儿子近年的学习生活有如盲盒,线上线下间来回切换。二○二二年三月上旬的一个中午,班群突然通知停课。

这一停课,直接进入暑假。半年时间,朝夕相处。突然多出的几月相处可喜,然后,这相处除了三餐,基本隔着一扇卧室门。他关门在小世界中,手机和电脑使他拥有了一个远高于父母的世界,使他有足够理由沉浸其中。

他在我们身边,只隔一堵墙,我却仍清晰地感受到分离——原来,分离并非是地理距离,而是一个生命走向全然独立后不再对你发出交流邀请。

对总是试图以“正确的人生”影响他的家长,你说什么对孩子都如深海雷达被干扰的沙沙声。

他拒绝“正确”,只想一个人待着。有着“○○后”代际清晰自我的他,除了吃饭洗漱,睡前偶在运动APP上打卡,很少走出那间开着空调,拉着窗帘开着台灯的卧室,如密室修行者。

他的床头柜上堆着《被讨厌的勇气》《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等一堆自购的心理学畅销书,我在书房阅读心理学,他爸在卧室刷教育有关的心理学视频。整个家庭弥漫着浓厚的心理学氛围。

两代人,一个青春期,一个靠近更年期,都在找寻指引和答案。

在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精神上的弑母(弑父)”,意思是斩断与原生家庭的共生关系,孩子才能展翅翱翔。黏腻的、带有侵略性的“爱”,会让孩子在成年后无法背负责任,继续赖在婴儿的壳里。

英国心理学家西尔维亚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那扇从早到晚关着的卧室门,似一个惊叹号:勿扰!心理学家说,为什么关门?因为他要解决父母高度聚焦的问题。他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拉开父母过度关注的空间距离。

“孩子的走神可能只是冠名了他完全的在场”,他和父母曾相融的世界,变作了两个平行世界。

我想起小时候给他讲托马斯和朋友们远行的故事,他说,妈妈,长大了我不想去好远的地方,说着他眼睛红了,用被子蒙着小脑袋。那时我想,无论他今后在世界哪个尽头,我们仍会无比亲密,无话不说。我想,我才不愿葬在什么冰冷公墓,我希望将来孩子有个院子,院中有树,就把我葬在树下好了,这样我能一直守望着他。

后来,我听一位女友说起前婆婆,为儿子操各种心。前婆婆患病去世前,甚至把儿子要念的悼词都替他写好了。这个儿子,也就是我女友的前夫,婚后常用他母亲的标准要求妻子,口头禅是“我妈”。

“他需要找一个替补的母亲,一个能永远接住他的容器,而不是妻子”,女友离婚了。

我想起自己曾经的愿望,葬在能看见儿子的树下——我和那个婆婆其实差不多,把爱变为了一种戏剧性的、自我感动的痛苦,一种让孩子背负压力的东西。

显然,这不是爱的真谛。

在那个所谓愿望背后,是个始终有一部分未成长,害怕孤独与分离的小女孩。如此惧怕分离,是为自己索求一些爱的补偿,那自童年弥漫的空洞。

当看清这点,与童年之间联结的隐秘咒语被显露,继而有了被解除的可能。我和那个小女孩,应当挥手告别了,也与那个我一厢情愿共生着的小男孩挥别——他已长大。

离家的近两年,在我们视线之外,他不停吸纳与消化着各种时事,时代的波动将世界赋予一种飘旋的碎片形状——那已非童年万花筒中带有梦幻感的晶体碎片,却是更粗砺的碎片。不时开启的网课通向喧哗外部,当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引发的可能是一场大范围飓风。即便它停下翅翼,人们心中仍存有颤动。

面对波动,不可能让他退回温室,反而要加速分离,加速他的独立,以应对八方来风。连植物,都懂得分离的重要,看看蒲公英吧,它为了分离,甚至自带独特“飞行机制”——在蒲公英种子上方的空气会形成一个“分离涡环”,是由其种子毛茸茸的冠毛所形成的一种环形气泡,这种涡环有助于蒲公英与种子本体分离,让种子飞得更高,更远……

饭后,我们邀他下去走走。“不去”,他必然这么答。电脑键盘闪烁炫光,流行乐回响,屏幕上闪动若干对话窗口。

我们在小区走着。话题围绕儿子,讨论不断翻新的疑难。这疑难不仅是儿子的,也是一代人的,在一个知名医学公号上看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发布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提到每年全球有四点五八万名青少年结束自己的生命,相当于每十一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一项国内的研究显示,存在自杀意念的青少年竟高达百分之二十三。”

各种压力,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或者说社会的压力加剧了后两者——学校与家庭的焦虑,焦虑又转化成施加给青少年的压力。成绩,成为许多父母与孩子之间仅存的,也是最易引起冲突的话题。

儿子做出离家去沪的选择,难道不是为摆脱管束,去向自由?而父母的不愿分离又有多少是不舍那份“控制”,担心孩子的“失控”?

自父母那辈沿袭下的教育焦虑没有缓解,反在递增。我们一面反感父母的“教育”方式,一面却在不自觉地因袭。

在分离焦虑的背后,还藏着“控制焦虑”——我是否有勇气承认这点?

要从痛苦的泥淖中挣扎出,必须改变观念。别为与孩子的共生寻找各种理由,别以任何名义去干涉、控制孩子成长,允许他试错,允许他“抛弃”我们。

被“抛弃”的我们相互鼓气:相信孩子,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分离的力量——让孩子更好地成为他自己。

夜晚的小区安静,邻居们自觉保持散步距离,有猫忽从小区路边冒出,一路跟随。想起蒋勋先生写有段时间,他住进乡间一处独栋农舍,有一只流浪猫常会陪他散步。“中央山脉黄昏时满天红霞,田野尽头九号线公路路灯亮起,我跟它说‘回家好吗?’它就跟我往回走,然后不知不觉消失在暗下来的田野间。”

“我很怀念这只猫,怀念每个黄昏一起走路却两无罣碍的关系。回想起来像是自己老去时一段淡淡的黄昏之恋。”

与猫,与人,与亲人,皆如是吧。同行一段后,各自前行。

分离是痛苦的,它是熟悉体验的消失,是消失后人要面临的孤独。同时,分离也藏着能量,它有助人看到生命实相,省惜当下。

《西游记》第四十回中悟空说:“一叶浮萍归大海,为人何处不相逢”——嬉笑怒骂的行者竟也是通达智者,明白所有分离都指向另一种形式的汇合。

从另一个角度说,所有的汇合也必将分离。各有归途,不必执念。

曾有媒体发起一个征集:如果人生即将到达终点,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是什么?在近四千个回答中,有个回答印象深刻,“已进入自然程序。”

“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从出生那刻,人即在不断的离开之中。

那是个本质忧伤的过程,也是洞见与接受的过程,是那喀索斯打破那面自我映照的湖镜,让水奔流而出,通向大海……

人,终将从各种分离走向自然。

暑假结束,儿子回到校园。他很少提及在集体中度过的个人生活,我们也不问,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成长正发生。也许有一天他愿和我们回顾些什么,也许再不提及,都没关系。

我的成长也在发生,在近两年中,艰难地学习与完成着分离。

感谢那曾令我伤心痛苦的别离。

此时初夏,空气中涌动花树浓烈的芳香,又一次穿过老师大校园,看到那些穿着蓝色校服,个头与儿子相近的男孩,淡淡一笑,曾经分离带来的伤感已平复,心里涌起对他们、对儿子的祝福。

再过几个月,他十七岁了。我该回到十七年前,回到那个没有附加的自我,对他说,“儿子,妈妈就送你到这儿,往后的路,自己好好走。我们都努力过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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