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天涯》2024年第3期的“散文”栏目推出“普通人在尘世”小辑,陈年喜、南焱、王善常和刘先国以质朴之笔写尘世百态,面对漫漫人生路上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苦难救赎,普通人唯有相互依靠、相互支撑。

现推送南焱的《他的名字叫幸福》,读者可以在作者的文字中,窥见幸福叔“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生。

我犯了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我没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博尔赫斯

幸福,大约世上人人渴慕拥有。以幸福做名字的人,大约世上也不少。我就认识一个名字叫幸福的男人。他是我在湖南老家的隔壁邻居,比我大一辈,我叫他幸福叔。

昨天晚上,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问及她近日身体状况,她还是时常头晕头痛,胃口也不好。母亲忽然说起家门前的柚子树,有的柚子已经甜熟了,但前天夜里被人偷摘了几个,抱怨说都是夜里守灵打牌的人摘的(按现今乡里习俗,逝者停灵期间,晚上需雇人守灵,守灵的几人在棺柩旁摆一张牌桌,靠打牌熬通宵)。给谁守灵呢?我有点诧异。母亲回答说,邻居幸福叔从自家三楼屋顶上摔了下来,先砸到二楼的护栏,再栽落在门前水泥地上,等邻居闻声赶来,他已经没气了。“大概是不留神吧,他脑子也不太清醒。”母亲这般说道。

幸福叔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出事的,我没有向母亲求证,这并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只是他死了这个事实仍然令我有些吃惊,毕竟他才六十来岁。幸福叔曾经是一个爱说笑的性格开朗之人,后来则仿若变成了一块燃尽、冰冷的木炭,再无半点温热,终而变成了一个众人嫌弃的“疯子”,如今猝然而逝,更像是一种难以挣脱的宿命。

时针拨回到近四十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幸福叔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阳光小伙,常常未开口就咧嘴先笑,样子老实、憨厚,有一把子力气,干活不惜力。因为还未婚娶,他和老父老母住在一起。他的哥哥早已成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庆瓜跟我年龄相仿,几乎天天串门在一起玩。

庆瓜的爷爷奶奶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尽快给小儿子找媳妇。在农村,幸福叔的岁数不算小了,偏偏多次相亲均不成功。家里条件不好,但也不算穷。要是盖上二层红砖楼房,娶媳妇肯定不成问题了。那时,一个村里也就一两户人家盖了红砖房,绝大多数是住土砖瓦房。盖红砖房不容易,家里积蓄不够,显然是不行的。幸福叔家是土砖房,要盖新房,还得辛苦攒上几年钱。

屡屡相亲不成,一家人很是郁闷。庆瓜爷爷脾气暴躁,平时爱躺在屋檐下的一张破竹椅里,用裁碎的纸条,包上自己种的烟叶丝,卷成喇叭筒,划一根火柴点燃,大口大口抽旱烟,喷出的烟雾非常呛人。一天,他一边嘴喷浓烟,一边冲着幸福叔破口大骂,而幸福叔也一改温驯脾气,把老头子连人带躺椅,一把推进了门前的臭水池。庆瓜爷爷在臭水池里扑腾,比落汤鸡更狼狈,挣扎着爬上来接着破口大骂。庆瓜奶奶一边给老头子洗脏衣,一边直抹满脸老泪。

没能盖新房,可以想其他路子啊。1985年的秋天,一天放学后,我刚回到家里。庆瓜就匆匆跑来找我,说叔叔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时,村里还没人有电视机,一听说幸福叔买了电视机,纷纷过来瞧个新鲜稀奇了。

那是一台火红色外壳、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幸福叔动作温柔,像抱一个婴孩般,把它从纸箱里小心翼翼抱出来,轻轻放在柜子上,转弄着天线调收频道。我们这帮小孩,看得聚精会神。当布满雪花点的荧屏出现画面时,屋子里的人全都欢呼起来。那天为了多看一会儿电视,我坚决不吃晚饭,对妈妈反复催我回家的喊声置若罔闻。

买这台电视机大约花了五百元,其时对农家来说花费不菲。庆瓜奶奶咬了咬牙,把栏里的一头肥猪卖了,还卖了几百斤谷子,加上女儿给的一些钱,总算把电视机抱回来了。幸福叔觉得还不够齐全,又四处借钱去买了一台录音机。

其时,大部分村民家里,最高端的“电器”不过是手电筒。幸福叔家同时拥有电视机、录音机,气派立即上去了。过年的时候,他从城里带回几盘磁带,往录音机里啪的一插,摁下开关按钮,音量调到最高,欢快的歌声在空气里荡漾,四邻都听得清清楚楚。幸福叔最爱听的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回娘家》:“风吹着杨柳哗啦啦啦啦啦,小河里流水哗啦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儿,她走得忙又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很多年以后,这首歌的旋律依然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说媒的人也多了,庆瓜奶奶往日一脸的愁苦,也绽出笑容了。然而,每次相亲后,不是人家姑娘不满意,就是幸福叔不满意,一年多下来,竟然还是没有定下对象。庆瓜奶奶又恢复了一脸愁苦。庆瓜爷爷又常常一边抽着纸喇叭烟,一边破口大骂。幸福叔的反应也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也就默不作声。

但幸福叔还是每晚把电视机抱出来,摆到外面宽阔的晒谷场上,方便邻里大伙儿看。只要不停电,每晚场地里都要围满老少几十号人,没带凳子的小孩甚至爬上树,坐到树杈上看电视。电视剧《霍元甲》《陈真》《上海滩》等,就是我们心中的最爱,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一次,我在家练毛笔字,一时兴起,提笔蘸墨来到幸福叔家,在门中央写上《霍元甲》主题曲中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几个斗大的黑字。字写得歪歪扭扭,墨汁却渗进了木头,像一排秃毛乌鸦般丑陋。幸福叔用抹布蘸水,怎么擦也擦不掉。但他也只是笑笑而已,对我并未有任何责怪。

在这个时期,村里的太平叔忽然查出得了喉癌。癌症很可怕,大伙儿都这么传着。太平叔住在大屋院子,那里有几排凹字形的祖传瓦房,好几户人家拥挤着住在一块。我们这帮小孩,常去院子里玩。每户人家平常也不关门,我们就在各间老屋子里穿梭,玩捉迷藏的游戏。

太平叔已婚,跟媳妇文英感情很好,有一个两岁的儿子小武。当初,在太平叔新婚之后,我们这帮小孩还去他家窗下偷窥。他和媳妇有时躲在蚊帐里亲热,一发现我们躲在窗下,就跳下床来撵我们。他为人和气,从不骂脏口,平时爱鼓捣钟表。文英婶身材丰满,不算漂亮,但也眉眼含春,待人也热情。美满的三口之家,却因癌症蒙上了阴霾。文英婶天天熬药,而太平叔都进不了食了。

没过多久,太平叔就死了。去世的那一天,他坐在椅子上,骨瘦如柴,低垂着头,面色惨白如纸,如木偶般被抬到停棺材的堂屋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的模样,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是觉得样子有点古怪。文英婶哭得死去活来,把额角都磕出血来了。太平叔下葬后,剩下文英和小武这对孤儿寡母,以后日子不好过呀,左邻右舍这么看在眼里。

一个月后,经村里的老太太热心撮合,文英婶同意改嫁给幸福叔。没过多久,她还带着小武搬进了幸福叔的家里。庆瓜奶奶甭提多高兴了,整天地头、灶头忙着,不让文英婶干一点家务活。幸福叔也是满面春风,便还没过年,就把录音机拿出来放音乐。《回娘家》的欢快歌声,在屋子的每个角落里回荡:“……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背个胖娃娃……”一切尽在不言中,也就剩下领证办酒的事儿了。

也许是冬天夜里冷,老人受不了凉,庆瓜爷爷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天,竟然去世了。喜事还没办,丧事得先办了,令人沮丧。老头子习惯天天嚷嚷,嘴里含着喇叭筒旱烟,不那么招人喜欢,但一旦没了他,周围好像一下子冷清了许多。幸福叔和一家人披麻戴孝,未嫁过来的文英婶也穿了孝衣,家里气氛也不活泼了。电视还是放给全村人看,但录音机已经悄悄收起来了。

庆瓜爷爷才入土为安,村里又出事了。太平叔有一个胞兄,平时在铁路上工作,一直没有婚娶成家。听闻弟弟去世,他赶回来后,精神受到刺激,从此有点不正常。也不去上班了,常常一个人在老屋子里发呆,偶尔出来走走,也显得精神恍惚。有一次,他放火把邻居的一间茅房点着了,虽然被及时扑灭,没有闹出大事,但村里人都说他疯了。

在庆瓜爷爷去世后不久,一天下午,我们又去大屋院子玩捉迷藏。在太平叔家里陡然发现他的兄长像一只瘦鸡一样悬在房梁上,双腿一动不动,眼珠子鼓凸,舌头伸得老长。黑魆魆的老屋子里,光线昏暗,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那一天,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可怖,吓得晚上睡觉蒙在被子里,大气不敢出一声,连外出上厕所都不敢一个人去。之后,我再也不去太平叔家玩了,总感到那里似乎有一双莫名的眼睛在黑暗中盯着我。

太平叔还有一个已出嫁的妹妹,丧事就由她来操持了。文英婶带着小武,也去尽份内之事,又是披麻戴孝。按乡里习俗,寻短见的过于晦气,丧事办得潦草,没有办酒席,来客也无多安慰,乐手们勉强吹吹打打一番,几名壮汉把棺材匆匆抬到山上,挖一个坑埋掉完事。

此时,村里的流言蜚语已经起来了。有爱嚼舌头的妇女私下传说:文英婶是一个大扫帚星,是一个狐狸精,先是克死了丈夫,来到幸福叔家里又克死了老头子,还接着克死了丈夫的哥哥。这样的女人,谁娶进家里谁倒霉。又有爱嚼舌头的男人私下传说:这个女人命太硬,幸福对她百依百顺,怕是制不住她,还没结婚就闹成这样,以后难说了。

过年开春之后,幸福叔准备领证、办酒席,名正言顺把文英婶娶过来。提前两周就置办了一些喜糖、烟酒、鞭炮,新婚用的镜子、浴盆、箱子等也买了回来。大伙儿虽然心里狐疑,但也等着吃喜酒了,不停地问,哪一个日子?幸福叔笑着答,就快了。庆瓜奶奶仍然忙前忙后,还是满心欢喜。

选了一个黄道吉日,两人换上新买的衣裳,一大早前往乡政府去登记了。快到的时候,文英婶突然对幸福叔说,自己想先回娘家一趟,告诉她老娘一声,马上就赶回来。幸福叔要求陪同前去。但她说不用了,办完喜酒他再去更好,自己最多两三个小时就回来。幸福叔觉得有理,就依她言,约好到乡政府后等她,顺便逛了好一会儿集市,买了一些酒肉,准备登记完回去后炒几个好菜,自家里先庆祝一下。

那一天等到黄昏,也不见文英婶回来。他急了,顾不得那么多,就大步直奔文英婶娘家。到了后一问,原来她根本没回娘家,已经不知所踪。庆瓜奶奶煮好了饭菜,一直没有吃,在等儿媳回来。半夜里,幸福叔回到家时,阴沉着脸,像泄了气的皮球。庆瓜奶奶问才知原因,失声大哭起来,把邻居都惊醒了。而小武在隔壁屋子里,一个人睡得很香很沉,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妈妈抛弃了。

文英婶无情地抛弃了幸福叔、小武,独自跑到远方某个地方去了。村里又有人私下传谣,说幸福叔那方面不太行,不懂得睡女人,文英婶对他很不满,因此就跑了。村里年轻人则私下嘲笑幸福叔是个软蛋,一辈子都硬不起来。

很多年内,文英婶杳无音信。后来听人说她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但从没回来看一下儿子。小武八九岁的时候,每当别人提起她妈,他就狠狠地说,她早就死了。

幸福叔没能结成婚,喜酒自然也黄了。太平叔的妹妹,也就是小武的姑姑,把小武接到她家去了。幸福叔家里顿时冷清下来,母子俩好生凄凉。那以后,庆瓜奶奶变得更加苍老了,像一块焦黑的炭,脸色再无光彩。

喜糖放在柜子里,对小孩很有吸引力。趁奶奶、叔叔在地里干活,庆瓜时常偷偷掀开柜子,一次次把喜糖拿出来,与我们这些小玩伴分吃。不到一个月,喜糖便被我们全部偷吃光了。

当我们把最后一颗糖塞进嘴里,感到百无聊赖时,庆瓜从家里的床底下发现一面铜锣,于是扒了出来,当当当地敲起了锣。锣声把奶奶引来了,只见她脸色难看,伸手抢走了锣,责怪了庆瓜几句,要他别再敲了。

据老家的习俗,家里若有人去世,家属便敲着铜锣去江里取水,回来给死者净身。庆瓜敲得起劲的铜锣,正是此前他爷爷去世时用过的。这锣声自然不吉利,像是一句谶言,让他奶奶感到心惊胆颤。

一天早上,幸福叔去山上砍了一棵枫树,跟庆瓜奶奶一起抬了回来。这棵树不大不小,但也挺沉,庆瓜奶奶抬着非常吃力,后背驼得厉害。我家正吃早饭,父亲放下碗筷去替庆瓜奶奶抬树,我也端着饭碗去旁观。枫树抬到屋旁空地,父亲先放下树,前头的幸福叔随后也把树从肩头抛卸到条凳上,孰料这么一抛,那棵树从条凳上弹起来,再落下时恰好砸到我的头上,我被砸趴在地,顿时头破血流,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幸福叔、庆瓜奶奶更是手足无措。父亲赶紧背上我送去乡医院,对伤口进行了止血处理,幸好没有大碍,但我的头上从此留下了一道疤痕。

我头上的伤口大概刚刚痊愈,六月的一个傍晚,天色暗了下来,父母还在地里干活,没有回来,我煮好了饭,正在门前的桃树下坐着,庆瓜奶奶捧着一袋熟李子送过来,塞进我的手里,说是给我吃的。我收下后,取出一颗就嚼了起来,李子的果肉微甜而酸涩。她见我吃得欢,木刻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随后弓着背慢慢走回去了。

很多年后,我回忆起来,才觉得她当时的笑容和背影,竟是无以形容的苍老、凄凉。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告诉我,庆瓜奶奶头天晚上去世了。

庆瓜奶奶一个人住在一间老屋里,夜里就喝下大半瓶敌敌畏,喝农药后毒发,双手痛苦地敲拍着门。庆瓜妈妈夜里起床小解,听到婆婆屋里的响动,就赶过去瞧。她还以为是黄鼠狼来叼鸡呢,一看婆婆的样子,吓得赶紧叫醒丈夫、幸福叔和邻居。大家跑来看时,庆瓜奶奶躺在地上吐着白沫,已经不行了。

等我跑去看时,庆瓜奶奶已经入了棺。一口未油漆过的薄皮棺木,停放在堂屋里。隔壁的屋子里还残留着一股刺鼻的农药气味。我感到很意外,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跟大人们严肃的表情完全不一样,我和庆瓜这些孩子,一点也不感到悲伤,好像觉得这挺自然的。乡里流行办白喜事要放电影,看电影的气氛跟过节似的,我们这些孩子都颇是期待。

庆瓜奶奶的墓,跟他爷爷的墓紧挨着。他爷爷的坟头还没有长出多高的茅草,两座坟看上去都是新的。庆瓜奶奶为什么要喝药自尽呢?现在也说不清楚。

老父老母相继过世,幸福叔彻底成了一个光棍。一个人下地干活,一个人做饭洗衣,煮一锅饭要吃上一天。因为接连办白喜事,花了一些钱,庆瓜妈妈也对幸福叔有怨言。家中这般霉运光景,自然是没人再登门说媒了。幸福叔渐渐成了四邻村里有名的光棍。

如此过了两年,打工潮开始兴起,村里年轻人也先后找机会去大城市的工厂谋生了。在亲戚的介绍下,幸福叔前往广州一家猪饲料添加剂厂打工,干的是体力活。这比在家种地要强多了,辛苦干了两年,多少也算攒了一点钱。之后,他又回来准备盖红砖房了。先是雇人打砖、烧砖窑。那窑火烧得旺,待熄灭、冷却后,把窑砖扒出来一看,一窑红砖呈猪肝色,但又未烧过头,可说是难得的上等好砖。大家都笑说幸福叔时来运转,要走红运了。他也成天乐呵呵的,连轴转不歇息,拆掉了老土砖房,盖起了四间红砖平房。

这个时候,红砖房已经毫不稀奇了,村里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房。电视机更是普及,年轻人还买起了VCD播放器,再也没有人到幸福叔家看电视了,相比之下,他家的电视机从屏幕大小到外观设计已全面落伍了。虽然他住进了新房,偶尔也有人来做媒,但还是没有谈成,并没有出现好运。随着年岁渐长,幸福叔娶媳妇的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我上初中后,放寒假回家,想着幸福叔家还有一台录音机,就跟他借录音机来放歌。他倒也痛快,把那台存放已久的录音机提给了我。当时我哥已经上大学,从学校带回了《人鬼情未了》《风月俏佳人》之类的外国歌曲磁带,我就用幸福叔的录音机,听起了这些外国歌,还听香港四大天王的流行歌曲。有时一边在厨房土灶边烧火煮饭,一边高音量放歌,烟熏火燎中,《人鬼情未了》深情缠绵的歌声飘荡。

幸福叔还去过广州打工,但后来那家添加剂厂倒闭了,他又回家种地了。农村单身汉的生活一天天重复,似乎也没有太多可说的。

那时种地辛苦又不挣钱,农村赋税尤其名目繁多,“三提五统”这个今天已经似乎显得陌生的名词,其时却是农民身上结结实实的重负,压得许多家庭喘不过气来。有一年母亲又生病,我家的经济即时陷入窘境,我那时读高中,新学期的学费全指望栏里养的一头猪了。那头猪也挺争气,吃糠咽菜,却是蹭蹭地长,体肥膘厚。暑假期间,正好几里地外的邻村有一家人办白喜事,需要买一头猪办酒席。父亲就请来屠夫把猪宰了,把猪肉分成两担挑去邻村卖给那家人。

父亲的一条腿有痼疾,幸福叔遂前来帮忙。他挑了一担猪肉走在前面,我挑了一担跟在后面。每担都重达一百多斤,幸福叔的那担要多重四五十斤。恰逢夏天下暴雨,乡村小道上全是泥。幸福叔戴着斗笠,赤脚踩在泥水里,一步一步挪动。我也戴着斗笠,赤脚走在后面,步子更是踉踉跄跄。我俩唯恐摔倒在泥地里,宁肯被雨淋,也不能把猪肉摔坏了。总算挑到邻村交付完毕,浑身都湿透了,雨水、汗水混合,裤管往下直滴水。那幕雨中泥地里艰难前行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再过几年,我也上大学了,离开了老家。因回家次数稀少,对老家的人事也渐渐疏远。毕业工作后,还是如此。偶尔返乡,也是匆匆待几天就走,跟幸福叔自然也谈不上有多少交流,甚至根本见不到一面。这十余年间,他把红砖房又加盖了一层,还里外粉刷了一番,窗户也换成铝合金的,一幢白色的小楼,看起来还不错。他还是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住在那小白楼里。

大屋院子的老屋早就无人居住,在风雨中一间一间逐渐倒塌了,沦为一摊砖瓦废墟,杂草丛生。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也早已陆续搬走了。小武的姑姑一家子,也带上小武去城里捡废品谋生计去了,已经多年没回村里,旧房子也是无人看管,一天天地颓坏下去。

前些年有一次春节还乡,我偶然见到了幸福叔。他正挑着水桶去井边挑水,他老了许多,形若槁骸,无声无息,影子般的存在。我上去打了一声招呼,递给他一支香烟,他低声嗯了一下,接过香烟夹在耳朵上,也不正眼看我,便侧着身子径自担水去了。我想,大概是我们多年未见吧,终究是生疏了。

他每天都沉默寡言,平时大多躲缩在家里,不出来跟其他人说话,包括他的兄嫂一家。大年初一,按照习俗,邻居们纷纷相互贺喜拜年,只有他闭门不出。我把过年家里做好的菜,打好了一大包,给他送了过去。敲门几声,没多久,门开了一条缝,幸福叔站在门后阴影里,没有任何表情。我跟他说明来意,把包递过去,他依旧是嗯了一声,一只手把包接过去,另一只手随后把门关上了。

我觉得十分诧异,幸福叔何以变成这样了?于是向邻居们打听原因,他们说了这样一个简短而感伤的故事。

原来,三年前,幸福叔曾经在县城的一家糖厂打工,跟厂里的一位中年女工相熟。这位女工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她比幸福叔小十几岁。幸福叔很疼爱这个孩子,经常给他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还时常帮衬这位单亲妈妈,彼此相处融洽得形同一家子。

在糖厂的同事们看来,他俩日久生情,应该是好上了,结婚是水到渠成之事。那一阵子,幸福叔干劲很足,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逢人也是笑逐颜开,回家请人把房子里里外外装修好了,完全符合农村婚房的标准。

等幸福叔的房子装修完了,那位单亲妈妈却私下悄悄离开了糖厂,带着孩子去广州打工了。幸福叔得悉后,也马上赶往广州,好不容易找到了她。那位单亲妈妈也还算热情,到宾馆给他开了一间房,请他吃特色美食,陪他在广州游玩了几天。之后,她买了一件新衣服和一张返程车票,塞给了幸福叔,委婉拒绝了他的求婚。

幸福叔没有纠缠,独自默默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回来后他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彻底丧失了精气神。他不再跟大家说笑,变得沉默寡言,甚至亲戚邻居跟他打招呼,他也毫不理会。他依旧独自种菜,也去赶集卖东西,偶尔会说几句话,但大多时候几乎完全哑寂,形同一个影子。慢慢的,大家也不再搭理他,对他漠不关心。

由于单身无后,按照五保户的养老政策,幸福叔可以去镇上的养老院,村委会也一片好意,给他办了手续。但他死活不肯去。他开始骂人,骂所有的人,尤其是骂村里那些发财不明、神气显摆的人,骂得还极其难听。被骂的人装聋作哑,全当没听见。大伙儿早已把他当成了疯子,谁会跟一个疯子计较呢?他还是会种菜,也还是挑着菜去县城街上卖。要是有人来买菜,他却报以痛骂,骂买菜的人只知吃不知种菜。这么一骂,便没人敢来买了。看到菜卖不出去,他便接着骂,骂世人有眼无珠,骂过路人不买他的菜。

他成了乡里远近闻名的疯子。他的兄嫂也受不了他的毒舌,接受别人的建议,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据说在那里,幸福叔一度被捆绑四肢,穿上了紧身衣,吃了不少苦头。在精神病院待了大半年,又被送回到了村里。见人骂人的习惯也有好转,他又变成了沉默寡言,常常躲在家里,但再也不种菜了。兄嫂每天吃饭时,顺便会给他送去一碗饭菜,但也仅此而已。其他人更是如避瘟神,躲得远远的,不愿意跟他说一句话。

听母亲说,幸福叔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清早起来,来到后山上,四下捡一些枯枝败叶,生起一小堆火,常常被青烟呛得涕泪交流。只要没引发山火,村里也没人管他,也没人问他生火干什么。

有一点确凿无疑,那一小堆野火,点燃,熄灭,又点燃,却永远也温暖不了他心中层层堆积的寒冷。那种寒冷到底有多深沉,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我唯一知道的是,他在刻入骨髓的孤独中一天天衰老,最后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从楼顶上重重摔落下去,给他辛劳、卑微而又无比荒凉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南焱:他的名字叫幸福

南焱,湖南衡阳人,作家、资深媒体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北京文学》《天涯》《山花》《南方文坛》等杂志发表过多篇小说、诗歌、散文及批评文章,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新京报》等知名报刊上发表过数百篇文化时评、影评、书评及散文随笔。著有诗集《北极星为谁指路》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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