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相遇便相守一生

谢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集奖、第五届湖北文学奖、第八届湖北屈原文艺奖(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

相遇襄阳古城,是在公元1983年秋。

记忆中那一天还很热,出襄阳火车站时,人流汹涌,挤一头汗。问街边卖烟的大爷,到市工艺美术学校怎么走?大爷以为我要买烟,没买,就有点不悦。这会儿刚好过来一位铁路公安,说远着哩,在烈士塔。“烈士塔在哪里?”公安同志倒是耐心,看看我,说:“你是学生吧,那地方还不通公交呐,乘一路车只能到襄城十字街,然后得走过去。”我竟然没去等一路公共汽车,竟然想,能有多远呢,反正要走,那就走吧!便背了背包(一床棉被),背包上放一块简易画板,手提半箱平时用的油画和国画颜料,就那么叮里哐当的,一路经樊城,过汉江大桥,到襄城十字街再出南门,一路走一路问,用了三个多小时,问到了羊祜山下,一抬头,烈士塔就高高矗立在山顶上。

两栋白色的宿舍楼,三排红砖红瓦平房,宿舍楼里住老师也住学生,平房做教室。教室就背靠着羊祜山,冬天到下午四五点钟教室里就看不见了,太阳光被山脊给遮挡了;时有山风在瓦缝儿号叫,带着呜呜的哨子,开始还以为要大风起兮云飞扬哩,跑屋外看,大呼上当,原来是山上的松涛作怪。好在那时候我们很少待在教室上课,只要天气好,大块时间都是同学们自由组合出外写生。那时候襄城南门以外还是成片成片的田野村庄,春天家家农民忙在田畈,麦苗的浓绿从护城河一直铺展到羊祜山、真武山下,铺展到十里檀溪,田地的油菜花就开在校门口;到了夏秋,则是满目金黄稻浪飘香。印象极深的是南渠(襄阳志书里叫“古襄河”),它绕着万山、千山、虎头山、羊祜山、凤凰山,到岘山东首的凤林古渡注入汉江。渠水不是很深,碰到大雨连日,附近的村民就搬出网子箩筐,去捉从汉江里游上来的各类鱼虾。偶尔我们学生也会参与其中,回忆一下,那真是一件极为快乐的事情啊!在那里,我是认认真真地画了三年画,对于绘画,我是做过梦的。只是毕业后分配到襄樊市广播电台,稍后又调电视台做新闻广告工作,画画的机会愈来愈少,以至于终于搁笔。

1993年5月1日,襄阳鼓楼商场新大楼落成开业,全城轰动,央视还来了两名记者,我也正兴致勃勃的肩扛摄像机参与报道,后背猛然就被谁拍了一掌,回头看,原来是油画家刘贵友老师。在当时的襄阳美术界,讲权威有“二刘一王”,刘贵友是其中的一刘。“一刘”微笑着问我:“怎么不画画儿啦?以后就干这个?”我满脸涨红,无言以对。我自然没忘在刘贵友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写生在岘山、扁山、凤凰山、羊祜山、虎头山的诸多情景。虎头山是襄阳周遭最高的一座山了,电视台的发射塔就建在它的崖顶,站在那里可以远眺整个襄阳城,看西来汉水,蜿蜿蜒蜒,浩荡东去。——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个个儿都轻狂得胸腔里恨不能长出一对翅膀来,都发愿十年之后如何,二十年之后再如何。莫奈、西斯莱、雷诺阿、梵高、德加、列维坦成当时的学习风尚,至于中国画家,似乎都还没有看在谁眼里。如今十年早过去了,二十年三十年也过去了,我发的什么愿已然记不得,但无论什么愿,此生怕是永远也无法实现了。

岁月是个大词,也是最可怕的一个词,它如此具体!大前年湖北文理学院美术学院搞校庆(前身为襄樊市工艺美术学校),外地的同学要故地重游看看老校区,可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路了,这里一切的一切,在三十多年间全改变了模样,村庄没有了,池塘没有了,昔日的田园风光已不复存在,学校过去的老教室、老房子都已拆毁,那些细节充沛、滋养脚步的草木空间,全变成了一栋栋亮光闪闪的高楼大厦——何止是学校,包括南城门外,以及西城门以外的十里檀溪,也再难找到一块生长庄稼的田地了。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是很矛盾的,欣慰与惶惑胶着、纠缠,岁月改变着环境,同样也改变着人的容颜。有同学说襄阳的发展好快呀,快得了不得!可不是吗?城市的体量越来越大,古城新春,正呈现出一派意气风发的年轻状态,而眼下的我们却已身心疲惫、满脸沧桑。这样的比照实在太响亮了,近乎残酷,那一会儿同学们虽然在说说笑笑,但面对大段大段逝去的岁月,亦难免惆怅。

现在,不知还会有谁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东方红大道、劳动街、铁匠街、前街、教门街、炮铺街等等那些老街的模样?那时候的襄樊市广播电台就在东方红大道78号,樊城的汉江边上。“东方红大道”正经的名字应该是中山后街,或后街,历史千年以上。从炮铺街拐进去,拐进一个狭隘局促的小院,我就住在院门口那幢小楼的一楼里,与看门人顾大爷做邻居。楼是木楼,两层,不知猴年马月建造。巷子老得发霉,小院终年潮湿,墙根总是爬满青苔,我门口刚巧又是一个暗水沟,那裸露在外的底层木楼立柱,轻轻一抠就掉下一块木渣,有无数的黑白蚂蚁惶惶逃窜。看大门的顾大爷见状就说,没事啦、没事啦、小谢,楼房塌不了的,中间有砖头撑着。我倒是不怕。二楼住着的那位美女(播音员)老是在半夜里和谁跳舞,跳交谊舞或迪斯科,高跟鞋就在我的头顶上踢咚咚去、踢咚咚来。我去江边散步,夜晚江面静谧、宽阔,南岸襄城的灯火迷茫,每月农历十五至十八那几天,月亮又圆又大。

初来乍到,难免有些许孤独、失落,却也并不失望。渐渐发现,这里还真是一个适宜人类居住的理想之地。我后来到外面看世界,见过无数繁华,却也从没见过有如此浓郁生活气息的老街区、老巷子。巷子虽然窄狭、破旧,但很干净、很丰富,各种铺子鳞次栉比。那些古朴老旧的门面,竟然和我老家镇上的一模一样,也还是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长条木板,一大早店主也还是在屋檐下用碎木柴、旧报纸来生煤炉子烧水、煮饭,或一路咳嗽着,到街后面的公厕里倒马桶……这常常让我有了错觉,我并非是一个外来客,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直就住在这里的人。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烟火气、市井气和生活的方便。当年樊城最高的大楼在前进路,最繁华的商业区是大庆路上的襄江商场,但我都很少去。因为不必要。我出门就是店铺,日常所需,这条后街以及附近的东风路、劳动街、炮铺街、前街、火巷口应有尽有:服装店、理发店、日杂店、百货店、牛油面馆、包子铺、中药铺、茶馆、澡堂子、书店、书画店、鞋匠、锁匠……你还需要什么呢?这是过日子的街道,我觉得人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街道里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缺了,没必要到处跑。所以,当和我一起分配来广播电台的同学们疯了般扑向广州、深圳、海南时,我按兵不动。我觉得这里就很好了。所谓一经相遇,两情相悦,何必天涯芳草,襄阳城就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好地方。

或许是受绘画专业的影响吧,我对旧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兴趣和敏感,从艺术层面上讲,旧东西铅华褪尽,它沉稳、质朴、醇厚,有细节、有故事,还不虚张声势,不耍花枪。有一个时期,一有空我就会在那些老街老巷里闲溜达,后来发现,美术学校的苏老师也喜欢在那些老巷子里闲溜达。苏老师调侃我,怎么不去舞厅跳舞呀?我说没兴趣。“刚踏进社会就落伍了,小心没出息哟!”我也强词夺理:“古老的九街十八巷,原来只是听说过,现在我就住在这样的巷子里,就生活在这里面,总不能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吧!”苏老师哈哈直笑,笑着说那倒也是哈,只不过九街十八巷是篇大文章,不那么好读,要有耐心呐,要仔细研究慢慢琢磨才可能有收获。

襄阳建城有两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八百年,多悠久的历史文化啊,这些文化的细节在哪里?她的魂儿在哪里?不在明亮宽敞的时髦广场,也不在高楼大厦,就在这看似破烂的老街老巷里,在这些砖砖缝缝里。苏老师叫苏湘鄂,在美术学校里教过我广告设计课,擅水粉、好古董,且时有高论。他家就住在前街,前街挨着后街,距离不过百米。因而我常常是在下班之后就去找他,也有时是他来电台喊我,然后便一起在夕阳的余晖里与某条老街结伴而行,一个侃侃而谈,一个东张西望;也往往就为了某块瓦当的年代,某个屋檐的雕刻图案在那里争论不休。一条百十米的小巷子,来来回回遛无数遍也不嫌烦。大前天我整理书橱,翻出了早先吴亮的《老上海》,黄爱东西的《老广州》,猛然就想起了苏老师,想起那些我们一起溜达过的、现已消失了的那些老街老巷的角角落落,那些一眼扎进去就再难抠出眼珠儿的丰富细节,居然像咀嚼臭豆干一样,越咀嚼越香,恨不得马上也要写出一本《老襄阳》来。——前街、后街、跨鹤楼(吕洞宾成仙飞升处)、磁器街、教门街、古井巷、基峨巷、鹿角门、官码头……夕阳洒在街头,灰色斑驳的老墙爬着藤蔓,门口坐着负暄的大爷,房顶上高翘的封火墙,重重叠叠的黑色步瓦,多么温暖安闲的一幅幅风俗画啊,如木刻、如水墨。但是你若稍加观察,又会发现它和诗意的江南小巷显然不同,也与北京的那些老胡同有很大区别,却又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它们的“不同”和“区别”在哪里。因为那不是简单的房屋高矮问题,不是巷子的宽窄曲直问题,跟外在的造型风格也无太大关系——是味道,是一种在其他地方绝对感受不到的古襄阳的味道!很独特的,就像襄阳的黄酒和牛肉(油)面,只能是襄阳的味道!除了襄阳,找遍天下也没有。

我有时想,一种独特的味道,也就是一座城市文化的特有气场吧,这种气场看不见,摸不着,却和空气一样存在着,城市的历史越悠久,文化底蕴越深厚,气场就越大,吸引力也就越强劲。孟浩然、李白、皮日休、杜甫、王维、习凿齿、诸葛亮、米芾、宋玉、张继、庞德公……就不一一列举了吧!在浩瀚的时间长河里,在襄阳几千年的历史上,又有多少著名的人物没到襄阳来过、居住过呢?他们就是在这些古老的巷子里饮酒、歌咏,他们为襄阳的繁华所折服,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和书画,为襄阳的曾经留下见证!也因此,当你流连在这样的老巷子里,你就不可能不去想这座城市的过往,不去想那些已经远去的、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一条巷子是一个朝代,另一条巷子又是一个朝代,很有可能,你一只脚刚刚还踏在西汉的门槛,另一只脚就迈上了东汉的台阶,走着走着,三国两晋唐宋元明及至清朝民国就被你一路走过来了,一朝一代的大戏就是在这里开演,那么精彩,看得你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实与历史的交织、混杂,你会感到很迷茫,分不清今夕何夕。一次我溜达在汉江边的五显庙,忽听得身后一阵咿咿呀呀,回头就见一圆门洞里有一位戏曲票友身着戏装,正一招一式地唱《西厢记》呢:“兰闺深寂寞,无计度芳春,料有高吟者,应怜长叹人……”是一个幽幽细长的女子。天已经麻麻黑了,巷子里没有路灯,恍惚间,我梦游似的,就也踏进了那一扇门,就觉得那女子真就是从元杂剧里走过来的崔莺莺。

但是老樊城这一带的圆门洞实在有太多太多,三步移景,古韵深藏,有时候,那里面上演的就不一定是《西厢记》了,你看到的也不一定是崔莺莺,没准就是名震天下的书画家米芾米疯子,人称米颠——一个晃晃悠悠眉目含糊的哥们儿,正在那里焚香作揖拜石头呢。苏湘鄂老师也爱石头,他把从汉江里淘来的石头都刻上两个字:米石。稀奇古怪的米石,也和米颠一样颠三倒四。但那时候我更迷的是米字。有个时期,我逮住星期天就往米公祠跑,沿着江边往西穿街过巷,走二三里路,就为看一眼米芾的字。那时市面上的米芾字帖还不全,有些只在米公祠里的碑刻上有。米公祠东侧门里住着一位老人家,门檐下的煤炉子总是冒着黑烟,老人就从黑烟的后面朝我走过来,收游览券。后来来的回数多了,券就不收了,是人熟了。我知道了他就是米芾的二十七代孙,米高秦。后来我又在米公祠里认识了米芾的二十八代孙,书画家米克勤。从宋朝的襄阳,到今日的襄阳,从米芾、米友仁到米高秦、米克勤,这既是一条炎黄子孙的生命脉线,又是一条文化的脉线,一同在襄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绵延了上千年。每每观看米高秦老人用宣纸、拓包、鬃刷等工具在我跟前拓米字碑帖,我心里就有了一种难言的感动,就觉得对传统文化的守望,实在是一代一代人生命的投入、福祉的投入,在血肉之躯化为尘埃之后,文化就是他们留在大地上最为深刻的印记!

我是无意中碰到柜子城的。先前我并不知道樊城还有一处柜子城。先前如果有人问我襄阳的城墙哪一段最古老啊?我会说,夫人城呀,明朝的!可是樊城的这个柜子城城墙是宋时建筑,一千多年了!真是运气,在那些腥风血雨朝代更迭里没有被刨了去。事实上,无论老樊城还是老襄阳城,其真正的原始城墙都在2000年以上,但都被毁掉了,筑筑毁毁是历史的特点,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都是筑毁之后的重修,重修之后,又历经了无数的战乱而侥幸残存的遗迹。就这也了不得,明也好、宋也好,秦时明月汉时关,柜子城城墙能修行一千多年,虽千疮百孔而不死,也就修成神器了,成了这个古老城市的镇城之器!

在澳门时,导游告诉我,大三巴牌坊是澳门的镇城之门,靠哪吒庙的那一段土城墙也说是镇城之墙,郑家大屋、卢家大屋是镇城之屋……一个弹丸澳门,这样的镇城之器何其多也!襄阳无论个头、岁数,还是所经历的天翻地覆潮起潮涌的大事件,当称得起爷字辈儿,照说襄阳的“镇城之器”比澳门要多多了。事实上也的确是多多了,但保留下来的却不是很多。所以我说柜子城能苟活到今天是它运气,今天的我们能看到柜子城城墙也算我们的运气。要说柜子城一点儿不难找,它就在米公祠北门后,一截大约6米高、10多米宽的土城墙,上面长满了杂乱的灌木和荒草,所谓断壁残垣是也。记得当时米高秦老人指给我看时,我感到非常意外,意外就这样一堵乱垮垮的土砖墙,竟然就吸纳了无尽岁月,隐藏了无尽时光,隐藏得只差把它自己也给遗忘了,遗忘在了时间的某个角落里。我敢说,就今天,即便是老襄阳人,能知道它来历的也没有几个人。其实,我还真希望它永远都处在一种被遗忘的状态里,因为被遗忘,而得以保全;哪怕被遗忘,只要还在着,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腰杆子就更加硬实,挺得更直,格外有底气。

陈启文先生不是建筑学家,但他以一个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曾对老北京城市建设表达了他极有洞见的思考。他说他绝不一味反对拆,重要的是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元气给掏空了”,“断了它的血脉”;“建呢,也不纯粹是为了海拔高度”。这实际是一种务实态度,也是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培养的平和心态,更是一个城市建设的精神境界。它既不属道的“无为”,也非儒的“中庸”,每个时代都必然会留下它特有的印痕,一旦时机成熟,该拆的一定要拆。就比如我曾在中山后街上住过的那幢木楼,朽了,摇摇欲坠了,不该拆吗?苏老师在前街住的那几间泥墙黑瓦的老屋,半夜里要方便,还得往江边的旱厕跑。别人都在高楼里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唯独你还在连个卫生间、下水道也没有的阴暗潮湿的蜗居里别扭着,心里能好受吗?也太不近人情了吧!安得广厦千万间,要提高城市能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方的父母官不得不考虑、不得不着急。但是拆呢,也一定要在保护的基础上拆,要有大局观、历史观,不能只顾眼前的GDP,只顾形象的光鲜好看——要有保护,有恢复性地拆,而不是不破不立摧城拔寨一扫而光。只有这样,一个站起来的现代化城市才是有人气的城市,是人生活的城市,以人为本的城市;才会有内容、有厚度,有根基;才会元气充沛,血脉绵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了“面子”而把“里子”都搞丢了,把魂儿丢了,穿了洋装就不晓得自己祖宗是谁,那他一定站立不稳。

我是个喜欢幻想的人,老想着假若是老樊城的九街十八巷没有被毁掉,沿江一带明清时期的古城墙没被毁掉,朝圣门、迎旭门、公馆门、会通门等九大城门也都还在,哪一天也能像天津改造修复“老道外”旧街区一样,在提高城市功能的基础上整旧如旧之后,和现在襄阳的古城墙隔江相望,那该是一派什么样的景象啊!冯骥才先生是我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崇拜的人,因为有了他,天津才成为了今日之天津,一座既是现代化的,又充满人文厚度、有来历、有着悠远呼应能力的天津。当然,那是有着万千的难度的,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自然也有不少不同的声音。说冯先生为修复一栋古建筑,花了十栋建筑的钱,消耗了国家大量财富。就像1991年我们重修襄阳老北街,也是有不同声音的,也是说那不值得,说花的钱也要造出几个新北街来。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现在看来,冯先生是对的,我们那时候整修老北街无疑也是正确的。尽管有人骂它是假古董。可即便是假,也是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一段实际存在的、时间意义上的纵深记忆。如果没有了这个记忆,没有现在的老北街,以及北街上的单家祠堂、牌坊、昭明台,仅仅一圈的古城墙,古襄阳城将会单薄很多。有好几次我接待外地的学者、作家,他们都对襄阳城的城市文化建设赞不绝口,都说襄阳城有一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韵味,现代高楼和古典建筑各具千秋,有参差,却不矛盾,既明亮又有蕴含,与人有对应感、亲近感,是一砖一石立存照,一花一叶总关情,人还没离开,就有了留恋。据说,不久襄阳将要改造古城内街,修复抗日战争时期被炸毁的东门、西门和南门,那将是襄阳城建史上的又一个重大事件,也是福荫后世百代子孙的大事件。

“望襄阳,望襄阳,襄阳有一条清澈的江,江中月儿水涟涟,水波里涌出的影子,是古城墙……”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这首歌词,像民谣,如此美丽,它拨动了我的心弦,一读成诵。襄阳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一个秀美又不失丰厚人文底蕴的城市。襄阳的山虽然不高,但一条浩浩荡荡穿城而过的汉江却足够气派、足够宽大,她让襄阳人充满豪气;并且以她特有的清澈水质,以她“中国多瑙河”的美誉,令全国所有的江河(包括黄河和长江)在她面前都逊色。可以说,这一江春水,就是上天赐予襄阳人的天堂!掐指算算,我也很荣幸地喝了30几年的汉江水了,不知不觉就在这个天堂里生活了30多年;我在她南岸的襄城读书,在北岸的樊城恋爱、生子,真是福气!后来因工作调动又到了襄城,而家还在樊城,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在两城之间来回往返,走前进路,到大庆西路、解放路,过汉江大桥。大桥很高,哪怕冬天,骑上去也是一身臭汗。然后就是眺望,一江“鸭头绿”的大水就从桥下无声地向东涌去,向东,一眼望不到边。有时也会有孔子站在黄河、庄子面对濠水的些许感受涌进心底,也不过是一闪而过,更多的还是她的静水深流、从不张扬的深沉性格对我的入骨浸染。我一直觉得,襄阳古城含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和幽邃,暗含了无数汉文化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就来自汉江。

我现在的住处离汉江不到300米远,就在刘禹锡“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的老龙堤下。因而一来了外地朋友,若出去逛风景,古隆中、鹿门山、习家池、米公祠那是一定要去的,但首选的,还是先到“大堤头”上看看汉江。我有一个经验,只要是没来过襄阳的朋友,往往一家伙就把他们给镇住了——他们大都听说过汉江的水好,但想不到会这么好;都知道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也没想到有这么大,这般清澈、幽碧、宽阔。我很享受朋友们被镇住的感觉,就在他们被惊讶得张开嘴巴说不出话的时候,我暗自得意。然后是登临古城墙,上夫人城,去遥望在唐诗宋词里早就熟悉的岘山和万山,体验接天连云浩浩江流扑面撞怀的那种劲道和豪迈。这时候不用我说,他们自然就理解了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并不夸张,而曾巩的“万山临汉皋,峰岭颇秀发”,张九龄的“宛宛樊城岸,悠悠汉水波”,又实在是写得老实本分。但这些古人都是那么可爱,虽然他们与我们相隔有几百几千年,可城墙汉水依旧,日月依旧,此时此刻,他们也仿佛依旧在我们的眼前磨墨展纸,把酒问天,因为他们的那些诗句就是站在岘山或万山上写的。当然,站在这里最令人震撼的还是韩夫人,或者说,只有你的双脚踏在了夫人城上,你才能感受到襄阳这地方的确有一种能文亦武的非凡气象,感受到韩夫人御强敌于城墙之下、波涛之中的那种大河低吼、厮杀震天、金戈铁马、势崩雷电的巾帼气概。历史的襄阳是南北交通要冲,战略要地,有记载的大的战争就有百余场,小的不见史籍的战争怕有无数。但几千年来人类前行的历史最终只能是文化史、文明史(古城墙便是证明)。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座城市,其终极意义绝不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我非常相信这话。眼前的襄阳,甚或到万年几万年后能够供人回望的,必然也只能是一座文化的襄阳!

汉江边一直有放孔明灯的习俗,源于何时不详。就像吃粽子划龙舟是因为屈原,一放孔明灯就想起了诸葛亮。这位“三代下一人”的诸葛,宁静致远的诸葛,是百姓心中智慧的象征,现在更是古老襄阳的文化品牌。——大红灯笼似的孔明灯,红彤彤的喜庆祥瑞,我偶尔遇到了,也会去放一盏,我当它是缘分;若是和朋友们一起遇到了,就放它十盏八盏。尤其在夜晚,看那些灯热热闹闹,随着江风气流飞向空中,星星点点慢慢散开,我心里就会涌动、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向往和张力——是岁月祭奠、人生祝福,还是对未来的祈祷与希冀?似乎都有,也似乎都没有。但由此我却深深地体悟到了文化的巨大力量和承传自觉,一年又一年,世代接续,如江海潮汐奔涌不绝,有些即便已隐藏于最深邃的浩瀚岁月,人们也一样可以用一种特别智慧的形式(如习俗)去穿越时光,去想象、去守望、去继承,以感悟历史的启示。因此,每当我仰望着一盏盏孔明灯渐渐飘远,一盏盏再慢慢升起来,远远近近,灿若群星闪耀在汉江之上时,往往在一闪念间,又有某种警醒,再回头一瞥,便暗自心惊,就觉得那些飘远的、繁星般的孔明灯,无疑就是一双双熠熠闪亮的远年文化的眼睛,正在夜的高空默默地注视着今日的襄阳,注视着一代代与襄阳城相依相守的后世子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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