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氏”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甚至比群体更大。现实中和文学史上太多这样的人了,为人有意思,做的事也有价值,我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更好地形容他们。一直带着这个想法等待,好多年就这么过去了,记来记去,我脑子里也只留下了几个无名氏,毕竟应有的记录不多,相逢的契机少了一点。

在我看来,瑞士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就是一个文学史上的“无名氏”。我一度把他和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搞混。看书就是这样,我又不打算做研究。混淆有混淆的好处,在当时罗伯特·瓦尔泽的书种类不多的情况下,反而有幸把两个瓦尔泽的书都读了一下。这几年,一向自称失败者的罗伯特·瓦尔泽,在中国迎来了大量年轻读者。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在失败的意义上找到了共鸣。每个人成功的标准不同,没有人知道瓦尔泽为何自称“不成功的写作者”。我这里说的“失败”,更像是在形容一种生活受阻的感受。

瓦尔泽的生活,总是给人一种灰溜溜的感觉。十四岁时,他就被家人送去本地银行做了学徒,熬到十七岁,获得银行正职后他忽然辞了职,从此以后在社会上频繁更换工作。他做过舞台演员、小店的服务员、办公室职员等等,1905年随家人搬到柏林。他很早开始写作,但写作始终没有为他带来任何现实回报。荷尔德林书中有一句话:“在我的职业里,人们获得的结果在本质上都太隐秘了,让人难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也许,写作这个事为瓦尔泽带去过某种隐秘的力量吧,反正他经常失业,不断停止一件事再改做另一件事,只有写作没有停止过,直到1913年回到瑞士故乡。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巴黎。当时,所有文艺人士都往巴黎跑。瓦尔泽连去那里的勇气都没有,“对我而言,在柏林受到重挫之后,退回到小小的故乡,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瓦尔泽在写作上已经很努力了,早期也充满热情。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坦纳兄妹》一开头,写的就是一个叫西蒙的年轻人热情洋溢地到书店应聘店员。在西蒙的想象中,卖书“让人着迷,奇妙又可爱”,所以他想自己一定能坚持“卖书”很多年。可是理想丰满,应聘成功后的第八天,西蒙就不干了。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家人担心他,但他嘴上能说出的辞职理由都不是真正的理由。他也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不想工作了。

如阿城所说:“道德是一种规定,道变了,相应的德也就跟着变。”到了现代社会,不想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相应的看法越来越宽容,哪怕职业道德也面临着变化。

这一代读者和媒体把西蒙视为“反内耗”的职人代表。在这个为读者带来爽感的形象树立起来的过程中,我有个小发现:工作也是一种身份限制、道德规定。干了这个,就不能干别的,打破规矩的事牵扯着你的工作前景。你的精力总有被耗光的时候。

那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我不认为瓦尔泽是一个这方面的好榜样。他晚年与朋友卡尔·泽利希的散步聊天中,回忆起这本“自反”色彩过重的小说时是有反思的——“人不应该否定社会。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或为之斗争或反对它。”(《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艺术,尤其是文学,之所以非凡,之所以有别于生活,正在于它憎恶重复。”诗人布罗斯基这篇文章的题目很直接,就叫《文学憎恶重复,诗人依赖语言》。现代文学、艺术似乎也都是来自生活,始于“为之斗争或反对它”这个意识的,而且最爱讨论的不是想象的无限,而是生活中的种种限制——身份只是其中之一。

说起文学史上有意思的身份,不能不提卡夫卡《审判》的主人公K。这个人在冒充土地测量员以前,只是一个想在村子里安定下来的流浪汉。在村里一个客栈入住,睡得正香时,他忽然被一个年轻人叫醒。得知村子属于城堡,想要在这里入住,必须得到城堡主人的允许,他就这样被驱逐出村。在一次偶然情况下,他听说城堡主人正在等一个土地测量员,于是立马自设限了一下。

先别管K知不知土地测量员是干什么的,但他知道这个身份对自己有好处——自己演得越像土地测量员,越有机会接近城堡。只要走进城堡,就离见到城堡主人,得到允许就不远了。

《城堡》的故事,只讲到了K发烧、卧床不起,等待是否同意他进入城堡的消息。事实上,这个小说和卡夫卡其他几个长篇《美国》《审判》一样,戛然而止。

有人猜《城堡》的结局是K在弥留之际,城堡的通知来了,他可以留在村里,但不许进入城堡。

其实,还有一个更悲观的结局:后来K病痊愈,城堡通知没有来,他又被开头驱赶他的年轻人,再次赶下了床。卡夫卡很可能会这样写。现代派小说家都喜欢这种结构,像加缪笔下的西西弗一样,每天推着石头上山,然后石头滚下来,他继续推。K的话,就是继续扮演土地测量员,继续等待城堡的通知。

我看一些人说《城堡》的主题是各阶层之间的沟通障碍,尤其是底层和上层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仅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这个,我觉得,卡夫卡所有小说主题几乎都是这个。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写下来的,的确是现代主义小说,与之相配的现代社会里的确出现了这个状况。

诗人米沃什曾在一篇短文中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且自问自答。最后,他说:“沟通的价值有赖于承认自己的局限,而神秘的是,这些局限也是很多其他人共有的局限。”从过去发展到现在,直到未来,这些问题都存在的,不明白、迷失了,这都再正常不过。

也许,一般读者都认为卡夫卡写的东西过于抽象,过于艺术化,难懂,但他描述的冷漠、孤独、沉默,每个现代人都不陌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

在不读卡夫卡多年之后,我偶然翻开一本德国小说《一把雨伞给这天用》。小说主人公是个“鞋子测试员”。鞋子测试员的工作是,穿上半成品的高级皮鞋到处走路,直到“摸清鞋子的特性,并且能够贴切地描述一双鞋子的舒适程度,尤其是鞋子对脚跟与鞋头可能产生挤压的地方。”这个工作很像主人公本人境遇的隐喻:他是经过高级教育的人,社会上却没人认可他的才华,于是他只能每天在被小混混毁坏了长凳、没人注意的河岸边走来走去。“没人注意”这点很重要,在边缘地带,除了他们自己,没有别的人影——K是在“城堡”外围打转,也不希望有人看见自己。鞋子测试员则是在被人忽略的河岸默默干他的活儿。和K略有不同的是,鞋子是存在的、具体的,而城堡几乎是一个不存在实体的“目标”。鞋子测试员的喜怒哀乐特别具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了,最后这个故事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走向,就是这个鞋子测试员和女朋友结束约会,明天还要继续工作,“我卷入令人厌恶的工作,或卷入了处理厌恶的工作,或卷入了真正的厌恶,我这时候无法明确分辨出这些差异。”真正悲哀的还是K,他几乎陷入了死循环:目标越虚幻,他越没办法停下来。生活不停,他也不会停,朝着目标前进,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活着的动力。

在我看来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能屈能伸”的小人物,因为他们信念是坚定的,“尽管有些荒谬存在,我至今尚未发疯。害怕发疯往往只是在害怕投降。”(《一把雨伞给这天用》)这些人是不对现状投降的人。但在长期、机械性的生活中,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纾解方式,避免发疯。

沉默就是这时候来的。不像我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沉默只是一种表现。现代小说里的沉默,接近一种相对“积极”的应对方法,“克制是我拥有的唯一武器,也是地位卑微的我唯一能拥有的。”(《与瓦尔泽一起散步》)

德国作家威廉·格纳齐诺的《一把雨伞给这天用》,写出了现代人焦虑、没安全感、窝窝囊囊的生活,最后把“出口”落在了沉默上,如主人公所说:“事实上,我越来越不想说话,这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这么多沉默的时刻是否还算正常……我近来想到,该寄给我认识及认识我的人一份沉默时刻表。星期一和星期二会是一直沉默,星期三和星期四只有早上一直沉默,下午则是宽松性沉默,也就是可以短暂交谈和短暂通电话。只有星期五和星期六,我会愿意说三道四,不过也要十一点以后。星期天则是绝对沉默。”

显然只是这么一说,鞋子测试员还是要去和客户、皮鞋制造商沟通——事实上,连土地测量员K都得和能帮助自己进入城堡的村长、村学校领导等人沟通。这种沟通可能是无效的。城堡在哪,这些人都不知道,所以他越努力沟通越无效,离目标越远。

一八五三年,美国作家梅尔维尔创造出了“巴特比”这个文学形象。如今,这个形象已经被各个研究领域覆盖了。写《抄写员巴特比》这篇小说时,梅尔维尔三十四岁,他预感到自己的写作生涯将全然失败,前途一片渺茫,于是有点自我投射性质地写了一个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抄写员的故事。

在没有打印机的时代,抄写员的工作不允许有自我,越准确越像原始材料越好。巴特比就是干这个的,可是有一天他不干了。不仅拒绝工作,还不肯离开办公室,除了“我宁愿待着不动”“我更喜欢不”这两句话之外。彻底沉默,直至一动不动地死在了监狱里。

过去我们可能没注意到,在少数创造者与大多数大众之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从不创造,只是重复,但创作者名垂青史,又离不开他们。一切都不影响他们继续无名下去。几个现代社会精神代表性的形象:西西弗、K、巴特比,全部来自西方文学。前两者是机械生活的执行者,巴特比算是半个觉醒者,他这一停,除了意味着失败,也宣布了反抗。

抄写这个工作也看成是一种对文字的测量和测试。大小、结构、布局等等都涉及尺寸(限制)概念。机械复制时代来临前,这个工作对某些重要文件和艺术品的流传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古代也有这样一种“搨书手”的工作,只是古籍、文献上的记录不多,但不等于他们不存在。

一次偶然的契机下,我读到了一段德国人本雅明对“搨书手”这个工作的描述:“抄写的文本,就这样单独指挥着抄写者的灵魂,而纯粹的读者绝不会发现文本内部的新视角,绝不会发现文本怎样穿过越来越稠密的内部原始丛林开辟出那条道路,因为纯粹的读者在他如梦般自由翱翔的领地依随的是那搏动着的自我,而誊抄文本者却任凭它发号施令。因此,中国誊抄书籍的实践就这样无与伦比地成了文字文化的保证……”

搨书手和巴特比干的工作内容差不多,从来没人写过他们中的任何人。搨书手兢兢业业地誊写着,最后消失在历史中,极少出现在历史典籍上,更不会随着模写出的作品而被流传。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他们的存在。

无名搨书手和一个字母的简称K,再加上连名字都没有的鞋子测试员,似乎在提醒我们,抄写员巴特比和书店店员西蒙这种人,忽然停下工作——为之斗争或反对它的意义。顺着这个思路我也在想,也许他们就是真实地反应了内心而已,没有被生活挟持。

这一停,世界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小又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累积到一个神秘峰值,说不定生活已慢慢变成另一番样子。也许古老的问题并不会全消失,但历史上的每一次小改变都至关重要。

那时,我们迎来的就不再是沉默,而是一个全力创造、留下痕迹的生活局面了——这是个人意义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得看到,巨大的压力也会把现代人打趴,宋元文人画的出现就是个例子——从无名作者签名的一刻,社会责任就压下来了。个人真的有那么大的抗压力吗?现代社会,个人意识崛起后,艺术家“被打趴”的表现就是发疯,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集体艺术的背后是无名工匠的付出,在人数、压力和技术上,文人画无法和秦汉辉煌的艺术相比,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1944年1月2日,在一次外出散步的路上,朋友忽然问瓦尔泽要不要去看荷尔德林纪念碑。当时他们离那里很近,瓦尔泽说:“荷尔德林的命运只是在这里上演的众多人类命运之一。不应因为有名的人而忘记那些无名者。”我不记得,最终他们去了没有,但记住了这句话。以现在的观点看瓦尔泽,他已经非常有个性了,但在他那个年代的处境,和我们在这个时代一样,我们可能比他更清晰地认清了一个事实:机械复制时代就是一个抹去个性的、充满无名氏的时代。

我忽然想到辉煌的艺术史上,从无名氏到有名者的那些变化。文艺复兴前,西方绘画都是宫廷向绘画作坊定制。作坊是合作制的,由分工明确的匠人组成。匠人们只需要掌握自己的技能即可,然后大家分工,按步骤完成绘画。那时的匠人享受着“无名”的保护,他们不承担压力,通常干完自己的活儿就休息去了,第二天接着干。文艺复兴来了,个人有机会独立接单,署名意味着责任,你不仅要一笔一笔创作,还要为作品产生的社会效应负责。绘画的定制方没有变,都是特权阶层,一旦发生问题,你就完了。

在我们的历史上,中国画发展到宋朝都不兴签名和题款,虽然都是自己画,但按传统都避讳彰显自我。名画《溪山行旅图》上没有作者信息,期初被认为符合历史记载。后来有专家在画的角落,偶然发现了作者范宽的小心思——他在茂盛树木的缝隙处签了名。

在长期由无名氏组成的艺术史上,这个事很大条。其实,艺术之外的历史很缺乏类似的改写。现代生活造成了无名氏越来越多,甚至多到无以数计,可以决定艺术家只能是少数派的地步。个性看似受到包容了,其实越来越稀少。

写作圈子中有不少有个性的无名氏。这些人保持着和世界紧张的关系。我觉得,无名很可能保护了现代社会上的这种人——剑拔弩张的关系,随时可能伤到自己,倒不如像沉默一样,把脆弱的人包裹起来,至少可以默默写下去吧。

“此时此刻,当我把这些话写在纸上,无数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而我们这些用色彩明亮的封套包着的书,将被加入那一大堆其姓名和书名淹没和消失的书中。”诗人米沃什说的,是一种普遍的境遇。假如,现代人还觉得真实生活是重要的,那么我就可以引用哲学家马丁·布伯在那本1923年出版的小书《我和你》里说过的那句话了:“所有的真实生活,都是相遇。”

在我的想象中,最重要的一场相逢是推石头的西西弗、土地测量员K、鞋子测试员,以及搨书手,从书中走出来,站在一座桥下,抬头仰望。视野尽头是,离职店员西蒙和抄写员巴特比,他们走向了一架由沉默搭起的窄桥(瓦尔泽原话:“我们在沉默搭起的窄桥上相会。”)

就在那个相逢的瞬间,两个人重叠在一起,只剩下一个人的形象(他们本来就是不同时期精神敏感的人的代表)。既然生活已经很荒谬了,那为之斗争或反对它,也许就是为这一幕发生,创造了一个契机。

唐棣:相逢无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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