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家乡小镇没有照相馆,偶尔有“照相的”扛着一架很笨重的木质相机来了,静谧的小镇便会泛起层层涟漪。

那架老式相机被三脚架撑在巷口的空场上,一块湖蓝色幕布悬在墙壁上,一块神秘巨大的黑布总是罩着师傅的半个身子和相机,周遭乌央乌央地挤满了看热闹的大人和小孩。那阵势,简直就是小镇的节日。有拍证件照的,有拍全家福的,有拍结婚照的,还有手拿铃铛玩具摆出优雅姿态的牙牙学语的幼童,更有身着明艳服饰的满脸羞涩的姑娘,风尘仆仆大老远赶来坐到镜头前,为的就是留下一张青春岁月的倩影。

我一直对照相师傅的那块黑布充满好奇,在我的眼里,那无异于魔术师手里呼风唤雨的黑布。可我的父母是那种不喜欢凑热闹的人,也不喜欢照相,早年相框里唯一一张照片还是二姐说尽了好话,推推搡搡地拉着他们去拍的。二姐家就在江对岸城里的东风街,那条街东门的塔下口二楼有个宁静雅致的照相馆,号曰“东风”。蹬梯上楼,楼道里摆满了花花草草,旖旎万方。父亲母亲那张黑白合影,只有二吋,全身。母亲端坐于一方圆凳之上,父亲站在后面,背景是湖水和宝塔,两人面目拘谨,神态肃然,一本正经。可惜因了小镇临湖,湿气很重,年深岁久,相框里照片受潮,竟没有留下。

那个年代,几乎家家堂轩都要悬挂几个精致的相框,里面放着大大小小的黑白照片。家里来客了,如果是第一次来,母亲常一边沏茶,一边向仰头观望相框的客人滔滔不绝,语气里满是自信与炫耀。

或许是出于猎奇,或许是追求体面,我打小就想长大了要学照相,想着将来在小镇开一家照相馆,为不同年龄的人留下美好的记忆,那也是一种风雅风光的选择。有一年,街后有个叫竹园的村庄,来了位外地亲戚,腿有点瘸,可生得白净,斯文,会照相。他天天在空场上拉一块蓝色幕布,给来来往往的人拍照。我与他混熟了,就跟着他,想看他怎么照相,怎么将手里的皮球那么轻轻一捏,就把人“捏”进了相机,又怎么把相机里的人变成了照片,以至于当时的我硬生生地把摄影说成“捏影”。耐不住我的软磨硬泡,他终于让我走进了他的暗室。

说是暗室,其实就亲戚家一间打扫得爽爽净净的杂物间。一扇不大的窗户用褥子塞得严严实实,以阻挡光线。一片漆黑中,我隐隐约约看到他从方方正正的木盒相机里把底片夹卸下,装进一只黑布暗袋,然后双手在暗袋里一阵窸窸窣窣,慢慢摸出一张五六寸见方的胶片来。他把胶片放进早已配制好显影液的盆子里显影,三五分钟后,用夹子夹出再在清水盆里涮几下,放进定影液盆子里定影。定影完毕,用小木夹夹住挂在一道铁丝上晾干。那是个没有电灯的年代,没有红灯,没有定时器,整个操作过程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底片显影的时间长短,全凭手指触摸胶片厚薄的感觉来定。冲洗胶片完成,门就可以打开,我就清晰地看到一张张底片上隐隐绰绰的人影。

接着是“洗照片”。他将裁好的相纸和底片紧紧贴在一起,放进一个镜框样的专用木夹里,玻璃一面贴紧身子,然后将门开出一条缝,将玻璃那一面对着自然光(不能是阳光)曝光几秒,马上关门,取出相纸放进显影液,相纸上就会慢慢地显现出人像来。整个暗室里的操作过程,仿佛不是在“冲胶片”“洗照片”,而是在变魔术,是那般的神奇,那般的美妙,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着一个少年的心。几天之后,我也想尝试一回,他竟然应允。虽是依样画葫芦地做了,我印出的照片,不是一片漆黑,就是人的衣服口袋变反了。问他,他笑而不答。但是后来他还是耐心地告诉我,相纸黑了,是曝光过度;口袋反了,是相纸与底片安放的位置不对。记住,底片与相纸,必须是药面对药面!

我决心要自己制作一台相机。我开始跑书店,根据书本上相机成像原理,买来一枚凸透镜和一块毛玻璃,用一只方方正正的优质染料盒做成暗箱,镜头卡在能够位移伸缩的两节马粪纸圆筒前,用于调节焦距。我的那台“相机”成像十分清晰,让我的一群玩伴惊羡不已。我经常拿着“相机”领着他们去池塘边、柳树下“摄影”,让他们和镜头里倒立的人影嘻嘻哈哈。可惜,我无法给他们拍摄一张真正的照片。因为,我的“相机”没有办法安装快门,也不知道用什么装置来安放底片。可是,我的那帮小伙伴们毫不在乎这些,他们每天照样跟前跟后缠着我,非要我给他们照相,非要拿着我的“相机”到处显摆,“狐假虎威”。

若干年后,我并没有如愿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照相馆,却天天背个相机寻寻觅觅,到处寻找新闻线索和拍摄的最佳角度,捕捉具有报道价值的新闻。我最初的相机是沪产海鸥120,我背着它攀油塔,钻炉膛,上到500米高的尿素造粒塔,拍发电机汽轮抢修,从一套装置走向另一套装置。为了赶时效,往往一卷胶卷尚未拍完就走进暗室,冲印,放大,烘干,裁剪,然后匆匆送往邮局,以便尽快见诸报端。

那时候,照片仍然是无一例外的黑白,彩色的照片,都是照相馆的师傅蘸着油彩,一笔一笔精心涂抹上去的。去照相馆开票照相,收费大姐往往问你:“加不加色?”加色,拿到的照片便是彩色,不加色则是黑白。所谓彩色,也就是把黑白照片上的人嘴唇抹一点口红,脸部涂层肉色,如果是花衣,会给你点上几朵或红或黄或紫的碎花,看起来很惹眼。娃儿呢,腮帮当然要涂得红红的,衣服染得亮亮的,眉心最好点上一颗漂亮的美人痣。

真正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已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彩印照片门店已经风行大街小巷。我那时用的相机是海鸥KJ-1。这种“135”机械相机虽说价格低廉,但成像效果很好,我曾背着它走进故宫,登上天安门城楼,还在深圳、西双版纳、云南石林,留下了美好的瞬间。

1999年的冬天我在西单参加一个笔会,正赶上澳门回归庆典。12月20日这天,眼瞅着天安门广场“澳门回归倒计时牌”就要结束神圣使命走进历史博物馆,于是悄悄地从会场溜出,急急地到西单商场买下一部理光相机,一卷富士胶卷,赶在夜幕降临的时刻,在倒计时牌前“咔嚓”一声拍下了一幅最具纪念意义的照片。后来,只要拿起这部相机,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澳门回归的日子。

2006年春节,从欧洲旅游结婚归来的儿子儿媳送我一部尼康数码相机,800多万像素,具有DV功能。我抚摸再三,爱不忍释。孩子一边让我阅读《快速开始指南》,一边手把手地教我操作。与机械相机比,数码相机体积小,操作简单,无须测光圈对焦距,更主要的是不要胶卷,没有冲印程序,即拍即看,不满意的图片可随手删除。若要保存,发至电脑可随时观赏。需要加印放大,可立即连接彩印机打印,或拷进U盘送照相馆处理。数码技术最大的优点是网络传输方便,轻点鼠标,几秒钟就能搞定。一部小小的数码相机,让我看到的不仅仅是高科技含量,还让我看到了科学发展的未来。

30年前,一部相机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还是奢侈品,可转瞬之间,机械相机、傻瓜相机、数码相机都统统被智能手机取代。上到百岁的老人,下到两岁萌娃,人人都是摄影家!照片、视频随手拍,手指轻轻一点,一秒之内就能发往世界各地。

那天,手机“布谷鸟”叫个不停,打开一看是我家刚上二年级的孪生姐妹发来的图片和视频,一条条稚嫩的语音兴奋异常:“爷爷!爷爷!看到我们了吗?”原来,学校在开运动会,姐妹俩参赛的项目获得了冠亚军。她们用的可不是手机,是电话手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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